尽管张居正主张讲法治，观其所为也确系以天下大利为重，在世时也是和万历相处的很好，为何死后遭到清算呢？ 说到底还是皇权与相权之争。 汉、唐以来，皇权、相权与民权历来分离制衡。皇帝虽贵为天朝公司的董事长，但却无权干涉具体行政事务；而相当于总经理的宰相虽掌握行政权，却又须由皇帝考核任免；从原则上讲，董事长与总经理都要受到股东代表的监督，这就是台谏。汉、唐之为盛世，就得益于这种三权分立、彼此监督制衡的政治构架。 但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长往往更喜欢自己大包大揽。于是宋太祖便将台谏诱导为只监督宰相而不能监督皇帝，而明太祖则更进一步，在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事件为由头废除了相权，改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这就形成了传说中的“独裁”局面。 开创大明帝国的洪武朱元璋，除了给子孙们留下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还有一套相当折腾人的“洪武体制”：低效率的财政体系与不稳定的货币政策相互干扰，让大明朝空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却无从兑现，从而在与瓦剌、鞑靼等国际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 这些好“独裁”的太祖们虽精力旺盛、头脑过人，却不能保证他们的子孙都是同样卓有效率的工作狂。洪武皇帝精明强干且私心自用，他居然在公司的权力架构中，取消了总经理的位置！然而严酷的事实是：不是所有的董事长都是称职的总经理。董事长长期自兼总经理的权力构架显然不可维系长久。 洪武帝之后的大明董事长们，只好偷偷摸摸在后院里雇几个帮工捉刀，这就是内阁大学士。尽管大学士们对企业的体制问题了然于心，但却无计可施，谁叫他们只有捉刀权，且还有不是一条道儿上的公公们内斗牵制。直到泼天大胆的张居正出现。 为实现公司利益，满怀职业经理人责任感的张居正不惜游走在公司正统体制之外，结好司礼监，在张此后十年的执政中，司礼监与内阁一直保持着同穿一条裤子的亲密交情 这是大明历史上，两大秘书处从未有过的和衷共济时代。 然而张居正之所以为张居正，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推行一场伟大的改革，他甚至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架空万历皇帝。 为了提高政府机关行政效率，张居正大力推行“考成法”，即执行落实到具体人头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 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按说这“考成”本不是什么新创意，《大明会典》中早有成文。既然是按祖宗成法办事，怎么还会引起非难？且看看原流程和张居正修订后的流程有啥差别。 《大明会典》原流程如下：各部门定期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一式两份。一份投交司礼监转呈董事长，一份留各部门纪监办(六科给事中)备案。董事长接到各部门工作计划后(司礼监转呈)，如果自己有把握，即刻就可批改回文。若他吃不准深浅，便会找业务办公室(内阁)咨询一番，然后通过“内阁商讨议案-皇帝批改备注-司礼监印玺发文”的流程反馈给各部门。 若各部门不能按期完成计划，纪监办(六科给事中)就有责任向董事长(还是通过司礼监转呈)打小报告弹劾。而董事长则视情况予以惩处。显而易见，这套考核流程的事权全在董事长。但若董事长偷懒怠工，由他主导的绩效考核自然就形同虚设。这就是张居正之前两百年的大明行政状况。 有鉴于此，张居正乃修改传统的督查考成流程，将各部工作计划呈司礼监转皇帝一条，修改为直接呈内阁审批备案。六科给事中监督各部，而内阁则担负起监督六科给事中之权 也即是说，内阁再无须躲在后台坐等皇帝咨询，而跑上前台亲自唱起主角来。 由精明强干的内阁所主导的绩效考核效果，显然超过了皇帝自为(皇帝和通常为他代庖的司礼监，其实都不是绩效考核的专业人士)。但如此一来，“考成”事权就转入了内阁之手，一向怠工而又从不辞职的皇帝则被架空。 这种“越轨”式的成功，未能被大明帝国公司的企业文化所允许和认可，从而使张居正在死后遭到清算，公司的权力架构也从此失衡。 虽然彻底清算了张居正，但骤然接过帝国舵盘的年轻皇帝，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力不能胜 张居正的成功，让皇帝一度觉着天下也不难治，所以张居正一死，他便过河拆桥，但几年下来就退缩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回归传统：继续保持部门主管入阁兼任董秘理事的惯例，但却没有恢复司礼监的监督审核权，改把无所事事的公公们外放开矿监税。 从此，业务秘书自身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渐引发党派山头之争，转而成为帝国政治的头号问题。从此政治秩序的反复调整导致朝堂内讧不绝：司礼监重新上位与内阁的夺权之争，被预定到了天启年间；而廷臣之间的党争，则一直延续到了南明覆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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