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寄希望于简单地“明晰产权”，进而通过“用进废退”就能让企业获得成功的想法，不过是拉马克式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的正确方法。用达尔文式的思想来说，在“明晰产权”之外，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才是更为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基础。 ■ 吴荻枫 正如亚当·斯密为经济学带来了深刻改观那样，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标志，演化论逐渐成为生物学的支柱，并对哲学、宗教乃至各种社会科学都造成了冲击，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尤其近几十年来，演化论对经济学的影响令人瞩目，以致给人以生物学“入侵”经济学之感。 有趣的是，与之相对，有些生物学家却认为，如果要在生物学上选出两位最重要的大家，那么一位是达尔文，另一位则是亚当·斯密；如果只能选出一位最伟大的生物学家，那么应该选亚当·斯密。也就是说，其实以演化论为基础的生物学，是传承自经济学。 这是因为，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其实也是马尔萨斯，以及上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范式的一种跨学科应用。经济学家以个人为分析出发点的学术方法，对达尔文以生物个体为出发点的学术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比如说，某个生态系统中的食草种群，由于繁衍而达到环境所能容纳的数量后，如果引入新的捕食者，或者发生环境退化，就会使种群中避险力不足或体力较弱的个体难以生存，此后种群的生物特征便会与以前有所不同。这就如同某个产业，如果受到新产品的冲击，或者受原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那么产业中难以承受的生产者要么遭遇破产，要么被迫更新产品，以节约原料或者人工。此后该产业的特征就会与以前有所不同。 不过，这个浅显的现象也曾有过另外一番解释。在达尔文之前好几十年，大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另外一种生物进化理论，即“用进废退”学说，认为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趋向于充分发展出潜能，会强化有用的器官，无用的器官则趋于退化。猎豹为了抓捕猎物而努力奔跑，身体变得越来越敏捷。环境会使生物“进化”。 拉马克学说的错误在于，这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生物的后天特性并不能在种群中遗传和扩散。如果没有大自然无情的生存选择，跑不快的猎豹和脖子短的长颈鹿，都不会退出种群。生物个体上的 “适应”甚至“努力”，并不会带来“进化”。我们之所以看到闪电般的猎豹与高高的长颈鹿，是因为不具有这些遗传特征的个体都被自然选择淘汰了。优秀的环境适应特征，是通过遗传而不是“用进废退”来扩散传播的。 决定生物演化的动力，源于自然选择。让人赞叹的各种精妙生物，是一代代生存竞争的产物。与之相应的是，精妙复杂的商品，高效率的生产者，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一次次的市场生存淘汰，使生产者处于为消费者满意而生产的动态演化过程。市场经济是一种达尔文式的演化模式。 与生物学相类似，存在一种拉马克式的对市场的误解，认为“如果生产者拥有有效的产权，他们就会良好地运用”——这并不符合事实，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的生产者比比皆是。是动态的对生产者“优胜劣汰”过程，使商品的生产趋于高效。在解释产权重要性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这种重要性之所以能产生正面的效果，其基础是市场竞争。忽视这一点的话，会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产生错误。 比如在医院、搜索网站对患者提供的服务不尽如人意的“魏则西事件”中，一方面有人认为医院、搜索网站都是私营，对私有企业的体制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医院和搜索网站既然是私营的就无可指责，“私营企业自然会把自己的服务做好”。其实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正如不善捕猎的猎豹、不善觅食的长颈鹿都会存在一样，经营不善的私有企业也同样存在。要追问的应该是，市场竞争机制是否得到了妥善的维护。比如消费者的侵权诉讼是否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不良生产者是否可以被震慑，以至于其成本将超过诚信厂家？是否有特殊的牌照管制，使得只有特定范围的经营者才能进入市场？以及推而广之，在其他行业，是否有补贴政策使低效生产者不会退出市场？有些企业是否居于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地位？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案例中，从南美混合型经济体，到转型期的俄罗斯，到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某些符合“拉马克学说”但最后不甚成功的事例，比如将国有铁路等大公司私有化，期望其一改积弊，面貌一新获得成功，但同时又保持那些公司的垄断，补贴等特殊地位，最后发现效果不尽如人意。正如此前所分析的那样，产权固然重要，但产权的重要性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体现出来，而诸如“行政垄断”“保底补贴”“大而不倒”等将会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总之，寄希望于简单地“明晰产权”，进而通过“用进废退”就能让企业获得成功的想法，不过是拉马克式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的正确方法。用达尔文式的思想来说，在“明晰产权”之外，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才是更为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基础。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讲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