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选堂诗的文人气

杏坛归客 2017-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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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论选堂诗的文人气

杨子怡

摘要：饶公曾提出诗词三境界说，在诗界振聋发聩。本文从才气、灵气、真气三个方面对饶宗颐先生诗词的文人气进行了论述，认为选堂诗词才博气完，浩乎沛然，有才人诗的才气；又清逸灵秀，奇气横出，具诗人诗的灵气；同时更勘破人天，流注真性，具有真人诗的真气。三者兼具，把诗词创作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使诗词创作真正成为形上诗和形上词，饶公的创作成就是对其理论的一个成功实践。

关键词：才气；灵气；真气；形上诗词

古之论人论文论诗，都十分重视气。如《管子·心术下》所言：“气者，身之充也。”王充《论衡·论死篇》亦言：“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1]有气则充，无气则虚；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有浩然之气者文则精，故“文章以气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 [2]。柳冕说：“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使五采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驣光，气也。” （《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3]对此，韩文公在《答李翊书》中说得最透彻：“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文如此，诗何尝不然。气足则诗神，眼界则大。黄子云《野鸿诗的》云：“诗不难乎起而难乎气，不难乎结而难乎神”。“眼不高，不能越众；气不充，不能作势”[4]。清钱泳亦言“诗文家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气足也”（《履园谭诗》）[4]。甚至于中国的所有艺术都相通，都重视气，正如方东树所言“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5]因此，炼气、养气、蓄气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文人诗尤其如此。精通中国文化精髓的饶宗颐先生自然也深悟这些，自然对气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曾说过：“学问与写字作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源源不绝。而‘气’贯就能‘定’，不受外界干扰。”[6]正因为饶公长期养气，用气来统帅其创作，营造其诗境，故其诗词创作眼界高，境界大，读来自有一种有别他人的特色。饶公尝把诗境分为三种，曰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和真人之诗。诗人之诗，善用灵性，精琢诗技；学人之诗也即才人之诗，深蕴学识，深婉博雅，扬才使气，一气呵成；真人之诗，勘破天人，哲理为务，真气流行。三者中偏于一隅者众，兼融三者鲜。能融三者是诗之至境，要融三者必须气足神完。近读选堂诗，我深感先生作为文人诗代表三者兼融，既具才人诗之才气，又具诗人诗之灵气，且具真人诗之真气。他的诗既有典型的文人气，但又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别是其形上诗词之论及创作实践，提升了诗词境界。

一、才气：才博气完，浩乎沛然

气有种种，才气居先。有气无才，气则成虚，无以浮物；有才无气，徒自堆垛，才无使处；有气有才，则浩瀚蓬勃，出而不穷。故气之与才相辅相成。对于诗而言，才表现为渊博的知识与学识，深厚的文化之修养及驱遣语言的能力。故才气是作为诗人的首要条件。才人之诗是诗的第一重境界。才，可以通过后天之努力达成，气则除了养之外还有天生就具有的一种禀赋，非庸人所及。才气之融非一般人所及也。气御才而行，才借气而彰，才气融则言之相宜也。故韩愈《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才分大小，气有厚薄。孜孜细琢于字句之工，斤斤计较于平仄之细者谓之小才，才小则气薄。出经入史，茹古涵今，淹通中外，纵横于天下者谓之大才，才大则气厚。才博气完，行文出言则浩乎沛然，莫之能御。中国文学史上大凡有大才者莫不如是。苏子瞻《文说》中曾自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虽自矜如是，但却非虚言，才大者自然气粗。

韩文公、苏子瞻之后，才足可媲之者饶公一人而已。大才即通才，笔者曾说过“世有妙才、俊才、宏才、天才、鬼才……然难有通才”[7]。韩、苏二人虽号称宏博，有所谓“韩潮苏海”之称，然也仅限于文史而已。而饶公却集史学、经学、考古学、敦煌学、简帛学、文字学、文学、艺术学、书法、翻译、梵语、佛学于一身，虽淹通众学、融贯中西，驰聘百家，四面出击，但又每出奇兵，在各方面都有建树和斩获，常发人之所未发，想人之所未想。其才之通之大之厚又非韩文公与苏子瞻所能望项，在学界与诗界赢得了人们的崇仰与好评。其才气、胸怀、视野、成就蜚声于海内外。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评论最具代表性：“硕学罕俦，妙才无对。高情踵谢，奡力追韩。胜缘夙具，游屐遍于瀛寰；微尚足徴，灵襟布诸篇什。固已度超前修，导先来叶”（程千帆《涉江词鹧鸪天八首小笺》）[8]。总之，其才气即使近代王国维、寅恪老等大师为之避席。正如钱仲联《选堂诗词集·序》中所云：“观堂、寒柳，我国近世学人通中西之邮以治学者也，馀事为诗，亦非墙外。今选堂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至于诗，则非二家之所能侔。”[9]所论极是。

正因才博气完，所以饶公融采前修，绾综百氏，并且能做到圆融无碍，一如己出，毫无滞涩之感。他博采众长，又独具自家面目。比如读选堂诗，阮籍之渊放遥深，陶潜之真率清醇，谢康乐之神理，韩昌黎之排奡，苏子瞻之清旷，姜白石之秀雅，王半山之劲健……无不可在其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印记，但你却又感到非阮、非陶、非谢、非韩、非苏、非姜和非王，完全是饶公自家面目。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非大才和大气不可。所以夏书枚先生在《序》中称赞说：“实兼采魏晋六朝唐宋人之长，随体而施，靡不尽其神趣，险峭森秀，清旷真如迈，而綦多，非琹瑟嫥壹者可同年而语。”真可谓“力屈万夫，韵高千古”，高夐华妙，窈邈空灵，妙造自然。如其《大千居士六十寿诗用昌黎南山韵》尽现先生才之雄与气之宏。众所周知，韩文公之《南山》诗，以赋为诗，已是雄奇恣肆，卓荦不凡，正如清人如程学恂所言：“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10]如此排奡雄放、万象纷呈之作，要和之自是一条险径，能走此险径者，史上鲜有其人。据载除清人朱珪有和外，在饶选堂之前就只有先生了。据先生所言，先生仅“以半日之力，步《南山诗》全韵，为张大千六十颂寿”[11]，虽是步韩文公韵，但先生“不复步昌黎铺张排奡之旧辙，别以严谨结构出之”[11]，如王文卓先生所言，“诗复多摭千师事迹以言”[11]。姑举数言如下：

河岳公炳灵，万象归笼囿。夫唯无所作，作必入无究。海涵而地负，得曰非天授。初从李曾问，赏奇爱屋漏。学书犹学剑，公孙昔曾觏。腕下走龙蛇，一一竞奔凑。如锥之画沙，璧针之度绣。斯冰为斧刃，力已纸背透。……丹青悬白日，辞藻比列宿。东京盛鸿都，文驷充华厩。观公画室中，插架森琼琇。星榆已种天，玉芝更产溜。祝公无穷寿，海国欢狂曲。如山之不骞，得气之常懋。日月与齐光，天地等营腠。……有山桃含笑，有梅蕊攀嗅。他日俟河清，还歌以献酭。[12]

诗叙千师旧迹，赞千师艺术才华，最后落到为千师祝寿。语虽奇而不晦涩，用事多而不堆垛，化前人语而于无形，用语古雅峭劲而无韩公之古硬郁奇，借韩公之韵而自铸伟辞。气完句肆，于斯可见。故钱仲联教授在《选堂先生集序》一文中谓饶氏之作“使人洞精骇瞩”，能见“选堂之大”。

众所周知，和作拘于原韵，甚为害意，非才博气完者断难和之。如玉田《词源·杂论》所言：“不宜强和人韵，若倡之者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可见和韵之难，人所共知。然饶公特走此险径，步韵之作极多，如《长洲集》遍和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白山集》和谢灵运诗三十六首，《目希周集》遍和清真词二十七章，《固庵集》和姜白石词，还有和苏东坡诗、韩昌黎诗等，皆为旷世佳作。因气盛才博，大都能作到游刃有馀，一如己出，履险如践平。如其寓长州，步阮嗣宗八十二韵竟五日呵成，妥溜融贯，既尽得步兵蕴藉之风，又有自家面目，诚如先生所言：“和阮而非阮；即于阮公之辞藻亦偶用其一二，仅效其使气之术，依其韵而已。步古人之韵，而为今人之诗，非敢貌袭魏晋，如明人之为也。”（饶宗颐《长州集·与李棪斋论阮嗣宗诗书》）诗人道得很明白，和韵只借古人之韵，借古人之气，借古人之术，“写我忧劳”，“抒哀乐于一时，表遐心于百代”，变化随心，自成创格，不像明人那样孜孜复古，死前人句下。如其《秋兴和杜韵》八首虽诵之凄惋，然风格“反似义山，全失杜样”（饶宗颐《秋兴诗跋》）。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所谓天风海涛正指诗人要有一种浩浩乎沛然莫御的博大才气，才能感天地泣鬼神。正因饶公以气御才，加之他又阅历丰富，读书又多，故其诗恢宏大气，浩乎沛然，题材甚丰，内容甚广，开诗坛新境界。恰如季羡林教授对他的高度评价，“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13]所论甚是。

二、灵气：清逸灵秀，奇气横出

　　诗人之诗是诗歌的第二重境界。诗写性灵的本质，规定了诗人除了有才气外，显然还不够，他还必须有灵气。灵气是诗之魂；无灵气则无诗；无灵气诗则村俗；无灵气，诗只能成为学问的堆垛，成为逞才使气的炫耀，诗就会失去其本真。所谓灵气，即表现为清逸灵秀，奇气横出、骨气端翔之特征。此外，灵气既表现在语言的清雅上，又表现在手法上的灵动上，还表现在构思的奇巧上。具体说来，灵气内涵甚为广泛，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清气、逸气两个方面。饶公深谙诗之三昧，其诗清雅飘逸、风骨凛然，奇气横出，耐品耐读。

1、清气。中国文人素重清气，清是文人士大夫超凡脱俗、远离尘嚣的气质与精神意蕴。从古代 “沧浪之水兮可以濯我缨”（《孺子歌》）到老子的“天得一以清”（《老子·第三十九章》），“清”不断被人们所认识，至魏以后逐渐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表现在艺术中，人们或借怪石以传其孤峭，或借竹篱以远尘俗，或借疏梅以示清雅，或借孤松以表高洁，诚如胡应麟如云：“清者，超凡绝俗之谓。绝涧孤峰，长松怪石，竹篱茅舍，老鹤疏梅，一种清气，固自迥绝尘嚣。”[14]故不趋俗，不尚华，不饰伪，返朴归真，高华清雅成为历代文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在中国古代诗论与文论中也十分重视清气。元人刘将孙《彭宏济诗序》云：“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1]指出清气给人清爽，给人高洁，最能传清气者当是诗这一体裁。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词气》也论述到：“词之有气，如花之有香，勿厌其秾艳，最喜其清幽，既难其纤长，犹贵其纯细，风吹不断，雨润还凝。是气也，得之于造物，流之于文运，缭绕笔端，盘旋纸上，芳菲而无脂粉之俗，蕴藉而有麝兰之芳，出之于鲜花活卉，入之于绝响奇音也”。[1]这里所云气当指清气。古人认为诗之清气得来甚难，故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三曾感叹说：“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为何难，因为清气，不可揠而学，亦不可揽而蓄，它有关于人品，人们常说，诗品即人品，只有清雅之士才可有清气。

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十分看重诗词创作中之清气，注重品格之修养，他曾自述从小就“书读得很杂。道家的书、医书都看，也涉猎了不少佛书。我非常向往一个清静的世界”[15]，他正是通过读书来养其清气。他十四岁时为自家莼园所书联语云：“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正见出其欲借幽洞怪石古树疏竹来表现自己脱俗超凡的高雅情怀，这正是对传统文人尚清意识的一种髓传。他在《固庵词》小引中曾说：“语爱清空，意出言表，怀新道炯，用慰征魂。”[12]可见，清雅、清空成为他始终之追求。正因如此，所以他虽为大学者，经伦满腹，但你看不见其诗中的学究式的陈述，而是清词丽句满篇，读后使人神清气爽，不能自已。兹举数例：“绝顶清池堪入梦，飞飞蝴蝶自成群“（《马仑高原二首》其一）、“凉月渐生新雨后，清风半在茂林中”（《樟宜杨氏远藾别业旧为苏丹行宫》）、“乍听乡音翻似梦，此身谁信老天涯”（《金塔二首》其二）、“无端丘壑饶清兴，坐对湖云接草齐”《别路易士湖》）、“良夜接清娱，卮言曼衍出”（《九日小集媚秋堂》）、“隔个风帘清似水，羁禽绕树镇徊徨”（《羁禽》）、“百围乔木环沧海，一解残阳护短篱”（《种花》二首其一）、“川树寂寥清晓，留到黄昏，时伴鸦归”（《夜飞鹊·本意》），……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诗中流动着一股清新秀雅之气，呈现着一种清逸之美，格调高远，清气逼人，读之令人两腋生风，如入邈姑射之山。

饶公诗作的清气尤表现在其写琴之作中。琴乐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代表的是一种清幽的意境，故人们常云在乐则琴，在花则梅。饶公《固庵词》中尤多写琴之作，这非偶然，应是饶公借以表达一种清幽之趣，这些词雄浑幽雅，渺然沧海之思，表现了作者的画趣琴心，即清雅幽深的意境与清幽之趣。如其《贺新郎·和文镜，次韵稼轩韵》就是其中代表作：

　　张乐洞庭野。送孤飞，冷云倦鸟，无言西下。雨脚枝头春易老，休说东风解嫁。算不负、江山如画。裙屐天涯应见惯，更一时、烂醉山公马。愁似海，待谁写。　　　琴丝谱入渔樵社。问先生、佛龛叮壁，恁凄凉也。风雨忧愁分一半，付与乡鸥榭。但记取、哀弦遥夜。叵奈曲终人散后，望数峰、江上怀归者。芳草歇，又清夏。

诗写净苑琴会，张乐于野，乘醉听琴，佛龛呵壁，曲终人散，江上怀归。虽不无乡思僝僽，不无凄凉哀弦，但诗人运笔空灵，写来清雅高旷，意境幽敻。读来不会令人气索。

2、逸气。浩逸气也是造成诗词灵气的一个重要内涵。有浩逸之气，诗则活，反之则死。宋之苏轼与唐之孟郊就是一个显例。东坡浩怀逸气，故其诗如天风海雨，气盛言宜，读之全无气索之感，诚如清代诗人魏禧所评：“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于是而苏轼氏乃以气特闻”（《论世堂文集序》）。而孟郊一生苦吟，全无浩逸之气，有的只是昏气与伧气而已，读之总让人感到压抑和气索。故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评》批评说：“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所谓“其气局促”即无浩逸之气。所以古人十分崇仰浩逸气，刘桢诗甚得人们欣赏，就是因为“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曹丕《与吴质书》）[1]；刘邦虽不是诗人，但“高祖大风之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16]，一诗足标千古。浩逸气可见出诗人之精神。饶公曾云：“诗词对于培养人的精神，其作用是积极的。这也就是所谓‘指出向上一路’……我极力自己追求向上一路，主张以积极态度，培养人的精神。”[17]饶公所倡导的这种精神其实与其清旷超迈的浩逸气是血脉相通的。读选堂诗我们常感到其笔下弥漫着一股浩怀逸气。或俯视乾坤，大气包举，如：“千年走马人间世，但觉乾坤水上萍”（《梦天》）、“苍天如盖地如棋”（《中峤杂咏》）、“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偶作示诸生》其二）；或梦回圆峤，作出尘之想：“雨过风生动水莲，笔下云烟，花外神仙”（《一剪梅·花外神仙》）；或借澄明之景色安顿自我，诗意栖居，如：“且看水穷处，又拥晚云生”（《和阮公咏怀诗·第三十首》）、“山围地角终难尽，水到天涯更自由”（《能取岬在穷海尽处，灯塔下远眺，重雾不散，莫辨远近》）；或借云舒云卷表现清逸澄澈、高华旷远之情，如：“流云天际分仍合，如诵清空白石词”（《雨中路薏丝湖三首之二》）、“漫翦缕云移倩影，待呼落絮伴幽姿”（《浣溪纱》）；或借“好山好水”，从高处落想，俯观宇宙尘寰，如：“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念奴娇》），或借咏物而观照物理，禅悟人生，如：“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咏优昙花诗）……这些清新秀丽的词句及澄明清逸的意境无不表现出诗人高旷透脱之胸怀与旷逸的审美趣味。而正是这些清雅、高旷、秀逸之气，共同营构出饶公诗词之作的灵气。因此，饶公仅管学问高深莫测，但其诗词作品却全无学人普遍存在的掉书袋而导致的晦涩之病，而是清逸灵秀，奇气横出，读之让人生尘外之想。

三、真气：勘破人天，流注真性

诗有才气和灵气仍非诗之上乘，真正高境界者须有真气。真乃诗之灵魂，无真则诗无魂，无真气，诗则散，所以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引述《扪虱新话》说：“文章以气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清黄子云在其《野鸿诗的》中也说：“眼不高，不能越众；气不充，不能作势。”真气何来，来于道，道与气之关系，宋王伯说之甚详：“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气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见，必有形而下者为之体焉，故气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气。气虽正也，体各不同，体虽多端，而不害其为正气，足矣。盖气不正，不足以传远。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茍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18]明方孝孺在谈到道与气与文的关系时也说：“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逊志斋集》卷十一）[1]道统气，气帅文；有道之人气才昌，气昌才辞达。“是故涵泳道德之涂，菑畬六艺之圃，以充吾气也；泊乎寡营，浩乎自得，以舒吾气也。”（清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1]由此可见，有道才有气，有道气才正，道统气，气才真，气正气真辞才达，辞达之诗文方可载道。道贯之气是是真人之气，这是诗的最高境界。

饶公受到中国文化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之影响，他提出诗之三境界：诗人之境、学人之境和真人之境。以形上、形下分诗词境界之高下，与宋王柏“道者形而上者”之说有某些相通之处。他特别看重第三种境界，即真人境界，认为是一种超越的境界。有真人境界的诗词即他所提出的形上诗和形上词。所谓形上诗词即是“将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观感，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亦即自己的学问、思想，写入词中”[17]的作品，一句话诗境与“词境与宇宙人生之境连接起来”[17]，这就规定了形上诗与词必须说理，必须对道有所阐发，必须以道统气，必须勘破人天，不能只局限于人间，困在人间而无超越。一代大师王国维因未对佛教多下功夫，对道教也欠了解，不能安顿自己的灵魂，“做人、做学问，乃至论词、填词，都只能局限于人间。即专论人间，困在人间，永远未能打开心中之死结”[17]，故仍未入真人境界。真人境界，诗人必须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这是形上诗的条件。即使像杜甫的“所谓忧国忧民，属于社会性，只是表层意义，都是凡间的事”，因此“只能停留在诗人层面”[17]。而其夔州以后的杜甫诗有些升华，诗中有理，也即有对宇宙人生之思考。饶公本着这种理念，他对近现代词家如王国维、夏承焘、詹安泰、蒋春霖都表示了遗憾，认为他们都只停留在诗人层面，特别是对蒋春霖的“只是在第一境界纠缠不清，无病呻吟”[17]表示了批评。没有大胸怀大视野，不重道只重器，就无真气，也就无大格局，因此，饶公主张诗人要有真气，“主张以积极态度，培养人的精神”，这样才臻真人境界。这种真人境界并不是每个人能达到的，非大家非器量和非凡者不可。

纵观选堂诗词创作实践，正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他很多作品勘破人天，议论风发，理趣盎然，流注真性，对天人哲理之探寻，对宇宙人生之思考，充满其诗词中，他完全把自己的性情、学问、思想、道德、理念倾注于诗中，充分体现了他的真。他曾说过：“游，是逍遥的游，而未曾戏。我不主张戏，戏，即失去真，就非真人了。”[17]主张诗人必须真。无疑，他也写过对人间的悲悯，也有过对人间的垂注，比如在其诗中也不乏“万里河山悲极目，八方风雨怕登楼”（《浣溪纱》）、“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念奴娇》）、“算几辈、又成新鬼。更何堪，落日玄猿，哀筝弹出沧桑泪”（《琐窗寒》）之类悲天悯物的作品，但他高出他同时代诗人的地方，他并没有“困在人间”，不只关注只具社会表层意义的凡间事，他更多的是表现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深层次的带哲理性思考与感悟，表达的是一种超逸澄明的理想境界。如：“一时悟彻，灵明处、浑把春心催漏。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侯”（《玉烛新·神》），“更谁簇、八重香瓣，拥万花、映日袅黄金。但觉山川不老，莫道春深“（《一萼红》），在春光当中，在万花当中悟彻人生，感悟生命的生生不已，表达出一种人生的积极进取态度。更能体现饶公真性与灵性的是那些“佛道都有，特别是还有庄子”思想渗透的作品，如其“勘破人天，同归芴漠，黑夜心澄澈。月华安在，妙境更谁共说”（《念奴娇》）中，明显化用庄子之典，把庄境禅心融会入诗。“芴漠”一词语出《庄子·天下篇》中的“芴漠无形，变化无常”，“芴漠”为静，“无形”为虚，静能生动，虚中纳物，无中生有，诚如东坡所言“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有”（《送参寥》），悟得了老庄的“无中生有”和佛家的万物皆空人生还有什么烦恼呢？即是云妨皎月，雾锁光华，黑夜沉沉于吾又何碍？心中不照样澄澈，这是何等高妙的感悟与灵性。正是因诗人把佛道及老庄的思想融入思维中，故思维有层次有深度，饶公很看重这一点。他曾说：“一个人，不能光是生活。要不然，就失去‘灵’。‘灵’就是高级的思维。要静得下，才悟得到”。[17]也正有了这灵性的思维，诗人能达到常人无法达到的超越境界。这种参破人天，流注真性，表达哲理与灵性的作品还很多。他在1979年意大利所作的《贺新郎》是其形上词的典范之作：

何必由斯路？算无端、天意安排，任他分付。回首两崖修竹翠，断壁王尊可驭。更添得，山如卧虎。以判两间分里，漫驱车、谈谈追夸父。齐一变，至于鲁。　　　从峰罗列如蹲兔。试凭高、齐州几点，谁人知否？喜见村民宵秉烛，信是人间净土，问抟土，何年能做。我谓女娲休胆怯，趁新生、重与造夫妇。轮又转，逐尘去。

词之写作正值西方复活节，作者借题巧妙发挥，要求女娲休要胆怯，趁此复活节再造新人，因为现代人已变坏。诗人以幽默调皮之笔调很庄重地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以及对人生深刻的思考，流露出诗人的一片挚情与童心。正因有了庄禅之境的融入，故其诗有了深刻的意蕴，避免了当下诗坛流行的浅露之通病。如其《忆秦娥》中有句云：“花疑雪，开门且纳中庭月。中庭月，云衣低护，有圆无缺。”“且纳中庭月”语系化用厉樊榭《齐天乐·秋声》中“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之语，与佛家“月印万川”亦相通；“有圆无缺”与庄子的“肝胆楚越”（《庄子·德充符》）万物齐一兼融也近似，表达了“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苏轼《前赤壁赋》）的思想，表达了“苍山难老，漫劳伤别”的主题，这是一种具有高度哲理性的解脱与超越，是智者的超越。像此等带哲思的超越的句子还有很多，诸如“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偶作示诸生》其二）、“荣枯理则常，璧如影随形，且看水穷处，又拥晚云生”（《和阮公咏怀》三十首）、“定久更知慧出，霜重自然冰至。辛苦待舂锄。栏外春如旧，一任子规呼”（《水调歌头·将去星洲留别龚道运诸子》）、“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蕙兰芳引·影》）、“一时悟彻，灵明处，浑把春心催漏。红焉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玉新·神》）……不可胜摭，这些诗句或融庄境禅心入理，或寓议于光风霁月之中，其中的妙理哲思，给诗注入了灵气和真气。

饶公的入庄融禅，远搜远绍，入坟出典，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做到任意驱遣，是因为他饱读经典，胸蟠百氏，既有诗人的天生资质，又有学人的后天淹通博积，加之能把自己的学识、性情、思想打并入诗，故而既有诗人之诗的灵气，又有学人诗的才气，更有真人诗的真气。学人与诗人兼融方能成大家，因学人能成为其诗的底气。这也给我们当代诗坛提了个醒，如何避免浅陋与平庸，如何使诗既有灵气、才气又有真气，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虽然，我们大多数都无法成为真人，无法达到形上诗词之高度，但我们应尽量从中汲取教益，尽量充实自己，夯实自己的文化基础，多思考现实人生与生命，提升诗歌创作的哲理层次，一改那些专在技巧上弄花俏，以“通俗”来纹饰“应俗”，以“现代性”来遮掩浅薄的陋习，使诗可读，使诗耐读。做不到这点，就不要自诩诗人，就不要染指诗词这块净土，我们应访以一种敬畏心来对待诗。否则，会堕入“老干体”之恶趣中而不能自拔。

附贺诗一首：

贺饶公期颐之寿

茹古涵今万里行，博通坟典任纵横。

岁经风雨人成瑞，学贯华夷术益精。

谭艺犹传形上论，著文尝在乐中生。

五车富比千金富，永锡荣超百乘荣。

跋：将赴潮州出席海丝·陶瓷论坛暨饶宗颐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学术研讨会，作小文与小诗恭贺之，以表表景仰之心。

按：１、饶公答施议对提出形上词，震聋发聩。２、饶公曾谈自己在玩中做学问，乐中写文。

参考文献：

[1] 贾文昭，程自信.中国古代文论类编[C]（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195,217,221,221,203,233.

[2](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M].民国壬戍上海重印本.

[3] (宋)姚铉.唐文粹·卷八十四[M].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