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好学生”都从有钱人家来？

在我生活的中产阶级郊区的世界里，就读一所精英高中是成功的终极标志，而我也已下定决心这样做。父母对我将要离家一事并无满腔热情，但他们知道寄宿制学校的好处。也许是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他们尊重我独自扬帆起航的心愿。圣保罗中学是我新英格兰寄宿学校之旅的其中一站。我对这学校一无所知，但在访校的时候被迷住了。学校的外观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最美的校园之一。幸运的是，我被录取了。

新生活令我措手不及。在圣保罗的头几天里受到的震惊，简直是当初从纽约穷乡下搬到波士顿富郊区时的翻版。这所学校长久以来都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精英的摇篮。这里的人都属于美国的上层阶级，远远超过我郊区老家周围居民的职业阶层。校园的砖石小道上遇到的孩子，动辄在几块地方都有家，旅个游就周末包机出国，出身显赫家族，继承了不可思议的优势。我父母才富起来不久，与这所学校里的许多人相比不足挂齿。这几天，欧洲游、小提琴课、私人家教都无法让我和同学们平起平坐。我在新人群中不能适应，于是在躲回寝室，远离那些高高在上的同学后，才有点家的感觉。

 

在圣保罗的整段学生生涯里，我都住在少数族裔宿舍。但在学校里渐渐适应后，我开始理解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学生。我也找到了融入的门路。临近毕业，我被同学们选举为校友管理层的代表。来自同辈的尊重令我自豪，要走向人生下一站了，我也不怎么伤心。我故意没去申请同学们趋之若鹜的常春藤盟校。圣保罗是一个我学会去融入的世界，也是一个我并不感到特别开心的地方。

我的不满源于日渐意识到的不平等的存在。每每回到最初的那几天：对少数族裔宿舍的吃惊和在精英同学们中的不适感一齐袭来。这段经历加剧了我的好奇心。但是为什么接受精英教育这件事，对一些美国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另一些人却要遍历千辛万苦？为什么有特定背景的学生在此如鱼得水，而另一些却似龙搁浅滩，面临无尽的挣扎？最重要的是，虽然反复有人告诉我们，这儿的学生是万里挑一，好上加好，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好学生”都从有钱人家来？这些都是关于不平等的问题，是它们驱使我离开了圣保罗的世界。但对不平等这件事愈深的认识也把我带了回来。

民主不平等、精英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崛起

不会有绝对平等的社会。关于不平等的问题不是“不平等存在吗？”而是“有多少不平等存在，特点是什么？”，如果看上去是“公平的”，不平等更能令人容忍下去。系统化的、持久的不平等——优势和弱势代代相传的地方——触犯我们当代人的敏感神经。如果贫穷的永远贫穷，有钱的聚财不散，大家肯定不乐意。像种族这类先天特征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机遇，这个说法也相当令人反感。

不平等的程度也是一个有点争议性的话题。如果穷人的收入足以维生，而富人通过革新创造财富的机会更多，我们中的有些人则不介意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其他人觉得愈来愈大的差距引发着社会问题。证据显示，不平等对社会而言，弊大于利。根据这些数据，我相信过多不平等不仅有伤风化，而且影响效率。

 

最近几年很多人搞不明白，为什么一边是不同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过去排挤在外的人群开放起来，一边是不平等的问题仍在加剧。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化不平等的世界里，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一方面信奉开放的民主原则，但另一方面不平等程度也与日俱增。我们倾向于把开放和平等理解成齐头并进，但如果回顾过去五十年的经验，就发现事与愿违。这点在精英大学里最显著，学生群体在种族多样性方面愈加进步，同时也变得更富有。

在1951年，黑人在精英大学中大约占0.8%，今时今日的常春藤盟校里大约8%的学生是黑人；哥伦比亚大学2014届学生里大约有13%的黑人——与美国整体人口中的黑人比例持平。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别的种族身上，而且如今女性也多于男性，造成了大学录取中倾向女性的性别落差。毋庸置疑，我们的精英教育机构对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越来越开放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变革，与革命无异。这种变革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里，也发生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

与此同时，整体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剧烈上升。当我们想到不平等时，又会联想到贫穷。而当社科学者们研究不平等时，往往着力于不利因素。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理解穷人的境地应可帮我们缓和一些贫穷的痛楚。但如果我们想理解近年日益严重的发生在美国的不平等，我们得更多地了解富人，以及那些对他们的产出和维护意义重大的院校。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家庭收入的变化，这点就变得很明朗。

从1967年到2008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是25%，数目可观却没什么可称道的。当我们沿着收入阶梯拾级而上，却能看到一些很夸张的东西。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5%收入增加了68%，越往上走，增加的百分比越大。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的收入增加了323%，而最富有的0.1%收入居然增加了令人咋舌的492%（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从$40，261上升至$50，303。最富有的5%的人，他们的收入从107，091美元上升至180，000美元；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从422，710美元上升至1，364，494美元；而最富有的0.1%的人，收入从1，447，543美元上升至7，126，395美元（2008年）。）。为什么不平等程度在过去四十年中上升了？这大多要归咎于富人收入的爆炸性增长。

 

开放性与不平等程度双重增长，与我们关于社会历程的直觉背道而驰。为什么有些我们最精英和最尊敬的院校——为最大经济成就提供了康庄大道的那些——变得对之前排除在外的人群越来越开放，但美国整体不平等程度却加剧了？为什么我们更开放的民主理想转变成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过得越来越滋润，而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处于停滞状态？

如果我们留意阶级这件事，能获得一部分解释。我强调的“开放”是种族上的。但如果我们在里面掺入阶级因素，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私立精英院校接二连三发布新闻稿昭告天下，如何努力让大学成为普通美国人负担得起的项目，而学校的现实是，这是一个被富人统治的地方。我的同事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提到：

90%的哈佛学生来自的家庭，收入高于55，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110，000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间的……如今的学生平均要比他们的前人来得富有。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份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大约10%。与此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到整整一半……如果这个取样扩展到前150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的3%。

哈佛的“中等收入”是我们国家最富有的那5%（只有8%的哈佛大学本科生收到了佩尔奖学金（给年收入小于40，000美元的家庭）。真实的中等收入在美国精英大学里要低得多。）。单这条就透露了大量关于精英教育院校的信息。一方面他们看上去对我们更开放，很大程度上因为开放意味着多样性，而多样性指的是种族。但另一方面阶级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

虽然穷学生们经历着一系列的劣势——从低质量学校到没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到在遭遇困难时缺乏支持——大学对这类挣扎往往视而不见，对穷学生和富学生一视同仁。这与有亲人是校友的学生、运动员、少数族裔学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三类人被大学给予特别关照，以增加他们被录取的机会，但贫穷的学生负担不起这样的奢侈。他们可能持有疑议，但大学真的对此“盲目”到极点。他们在面对贫穷带来的劣势的态度上存在矛盾。结果是高校招生中蕴含显而易见的阶级偏见。大学教授们，看看我们的教室就能获知这个悲哀的真相。简而言之，好多富娃娃上了大学，却没什么穷娃娃。

 

当我在讨论不平等时，我坚持回到教育问题，尤其是精英教育问题。这不是巧合。能预测你收入的最准变量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去一所精英教育机构能进一步拔高你的工资。教育与财富息息相关。如果申请大学的竞争之激烈标示着什么，很明显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逻辑耳熟能详。考虑到财富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过去五十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也考虑到成为一个精英的核心是精英教育，我们需要更加了解精英学校是如何培养出那些驱动不平等的人的。

在将精英学校定性为我们故事中的反派前，稍事歇息。在我针对精英学校是财富堡垒的批判之外，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地方绝不是单纯在穷凶极恶地制造有钱人。早在1940年，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就声明，“在生活的赛跑中，为所有人提供一个自由的开始和公平的机会”是国家的责任。柯南特想怀有建构一个杰佛逊式的“自然贵族”理想，基于天赋甄选出精英的地方。柯南特根源上是一个托克维尔主义者，寄希望于给不成器的精英们重重一击并替代以他想象中让美国伟大的东西：出身平等。

在过去六十年间，精英学校企图从一个特权在握的富家子弟的堡垒转变为全社会天赋秉异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学校在民权运动给他们压力以前，就开始录取黑人学生了。同样地，这些学校转变成一个不仅“允许”女性进入的地方；也创造了让女性得以自由成长的环境。这些院校的宗教根基引领他们去想象自身不单单为优势群体的教育提供了场所，也是让社会更美好的一片天地。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引领意味着创造一个英才教育模式。像SAT这样的存在—— 一项谋求评价学生“天资”而不是青睐他们的财富和血统的测验——就从这个理想里诞生了。这个测试的构想者与创制者是亨利·昌西（Henry Chauncey），一个在17世纪30年代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牧师。昌西家族绝对是美国WASP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格罗顿中学（美国顶级寄宿制学校之一）的第一批学生。

昌西自己先是毕业于哈佛，后来又当了那里的教务长。虽然昌西追求将竞争环境变得更公平，并在此过程中改变精英学校和里面的精英，但开放与不平等的悖论显示了出来，这个项目取得惊人成功的同时，也是一个惊人的败笔。精英学校中的人群看上去在变，但精英们对我们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掌控却越来越牢固。

原因之一是没有与生俱来的“优秀”。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优秀跟别的特质一样是抽象的、与历史背景无关的，但实际上优秀的标准是与其他因素相连的。许多学者指明，优秀的定义是伴随着时间和当时的文化与制度而变化的。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造了“英才教育”这个词，40年代杨先生受英国工党之托，创立和评估一个新的教育体系，使得所有年轻的英国人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教育。

 

杨先生迅速对这种技术统治论下教育提倡的人性产生了抵触想法。苦于想出一个描述这个新系统的词，他在“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间难以抉择。不是“被最好的统治”（aristos）也不是“被人民统治”（demos），而是建立“被最聪明的人统治”的系统。即使我们常对这个词钦佩不已，也不能忽略杨先生是为了谴责对才能冰冷无情的科学化和官僚化处理去发明这个词的。

“英才教育”的核心是社会工程的一种形式，目标是辨识出社会里的天赋秉异者，让这些个体得以有合适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在SAT里的例子里，意味着评估特定的数理、阅读、写作和词汇能力，以此作为学术能力的标志。向英才教育的转移，旨在对曾经被重视的属性去集体化处理，并对新的“先天”属性个人化处理。这套新系统超越了社会装点性的外在标准，奖赏人们继承的个人天赋，而不是看学生们是否表现出某个良好的继承来的特质以录取他们。

当英才教育思想开始进入大学录取工作，哈佛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威尔伯·本德（Wilbur Bender）表达了焦虑：“真的存在什么好的方法来辨认和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善良、人性、个性、同情心、热情、责任感、活力、创造性、独立性、异性恋等等这些特质吗？我们到底要不要管这些？”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表示，许多特点被用来替代精英身份。本德（Bender）作为来自印第安纳州歌珊的一对门诺派教徒夫妇的孩子，不属于精英WASP的行列。但是他的担心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精英教育界反复回响：标志着旧美国精英的特质会经历什么变化？英才教育的崛起意味着旧精英的消亡吗？

我们好像可以用“优秀”这个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采用这种方法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削弱了裙带关系，鼓励学校对社会中曾被排除在外的具有天赋的人开放。这也是在质疑如平权法案这样，考虑了个人表现以外因素来甄选技术机器的政策。这也能用来为富人们持续增长的收入（正因他们拥有如此价值连城、无可替代的能力）证言。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种衡量方式模糊了一件事：产出不单纯取决于个人素质。我认为，英才教育中关于勤奋和成就的理念将社会构成的差异自然化，将产出取决于是谁在做而不取决于在什么条件下做区分开来。通过观察英才教育的崛起，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新精英群体以及我们当代所经历的不平等的某些运作方式。

在探索圣保罗的时候我会展示这所学校是如何制造学生们“优秀”素质的。我们来瞧瞧，这些特点是如何在少数人有条件接触的精英模式中发展。貌似自然的，其实都是人为的，但这个权利被严格限制着。回到我在圣保罗最初的日子，还是可以看见这些紧张关系。学校很努力地去招募少数族裔群体中具有天赋的那些人；与过去相比，校园里有更多这样的人。这些学生作为多样性的代表，也不只是装点门面。

在美国追求自由平等这个伟大项目的宏观背景下，圣保罗也想要重视自己的精英角色。但跟所有远大的理想一样，这个项目颇具挑战。入学竞争异常惨烈；精英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排外（或至少是排外性）。录取了一些有天赋的少数族裔学生，不代表把他们整合到一起了。开放也不总是意味着平等。家境富裕的学生仍旧占学校里的大部分。围绕新的英才教育结构，个人产出取决于不同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条件。我在圣保罗求学的日子里，美国梦没有兑现。

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是精英院校没有努力，也不是因为处在弱势的群体对流动不渴望。要理解这都是怎么回事，这本书不谈社会统计数据，而是探索我以一个教师和研究者的身份回到这所高中的经历，回顾在圣保罗的一年。

在开始构想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对自己会有什么发现还是挺有把握的。我以为自己会回到在圣保罗开学第一天的那个世界。我会置身于一个充满着家境殷实、特权在握的学生的校园，看到几个家境贫苦的非裔或拉丁裔的孩子被隔离在他们自己的宿舍里。我会记录下已经来到学校、并注定会成为下一代精英的学生们具备的社会、文化优势。我会看见优势是如何被保护和维持的。

但是，如今的圣保罗与我十年前从那儿毕业的那所学校已经大不同了。在圣保罗中学的民族志研究震惊了我。我没有发现因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生的自以为是，取而代之的是对拥有特权的心安理得和淡定。这本书讲的是关于新精英们的故事——根据我再次回到圣保罗而想到的群体——了解这些精英也能够让我们对英才教育体制下的不平等有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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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启月 PSY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