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2月初春，我所历史时期研究室的同仁到湖北考察交流。我们考察的第一站为古城襄阳，然后沿随枣走廊一路东行，到达枣阳郭家庙、随州市博物馆和叶家山整理基地，再南行到达京山苏家垅遗址。此后向东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了盘龙城遗址公园、武汉市博物馆、江夏湖泗窑遗址，最后考察了鄂州瓦窑咀考古工地、鄂州市博物馆和大冶铜绿山遗址、阳新县博物馆等地。一路行来我们收获颇多，现就所见六朝时期襄阳的考古资料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初到襄阳，市考古所王志刚所长、杨力副所长、王伟主任就介绍了近年的发掘情况，并带我们参观了市考古所库房和市博物馆藏品。在襄阳的考察学习，印象最深的当属樊城菜越三国墓①和余家湖南朝画像砖墓。余家湖南朝画像砖墓位于襄阳城南约15千米的余家湖社区柿庄自然村，2015年6月勘探时发现，11月发掘完毕，共计清理27座六朝隋唐砖室墓。其中的M15为南朝画像砖墓，平面呈凸字形，由斜坡墓道、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甬道长2、宽2.4米；墓室长5.3、宽3.04米。甬道、墓室两壁间设砖柱至墓顶闭合，形成内撑以加固墓室；墓室后壁整体为塔形龛，龛内自上而下多层伸出砖台，但均被敲断。（图一）墓葬内用砖全为画像砖，有长方形、楔形两种形制。在砖的平面、侧面、端面、或两面模印画像，内容有莲花、忍冬、净瓶、博山炉、龙、虎、凤鸟、玄武、千秋万岁及供养人、侍女、郭巨埋儿、吹奏出行图案等。（图二） 图一 余家湖M15发掘现场 图二 余家湖人首鸟身画像砖 据统计，襄阳地区发掘的画像砖墓约10座，其中的襄阳贾家冲M1、清水沟M1、谷城肖家营M40和2010肖家营M1所出画像砖的图案及内容均与余家湖M15接近，说明当时有一批身份地位相近、文化习俗近同的人群在此生活。这批人身份高贵、审美情趣趋同，无疑引领着当时的时代风尚，对于六朝时期襄阳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地影响。再让我们看看襄阳周边出土的画像砖墓，其最重要者应为1958年发掘的河南邓县学庄墓②，该墓所出画像砖大小基本相同，共发现有34种不同类型的彩绘图案，其刻画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关于该墓葬的研究文章，诸位方家多有著述，本人不敢现拙，现只就两地墓砖的相似之处略作比较。 1、千秋万岁画像砖，此为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山海经·中山经》有云：“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抱朴子·内篇》载：“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鸟身，寿亦如其子名。”邓县学庄墓画像砖边框为忍冬纹，中部有盛开的莲花，两边各有一只红绿彩涂绘的振翅翘尾的怪鸟图。左侧为人首，发辫与两只大耳直立，旁题“千秋”。右侧为兽首，引领高歌，旁题“万岁”。襄阳余家湖墓“千秋”为直立人首鸟身图，四周饰以忍冬纹、莲花纹；贾家冲墓“万岁”为边框饰忍冬纹，中间为兽首鸟身，振翅欲飞，长尾上翘图，四周饰以云气纹、莲花纹。（图三） 图三 千秋万岁画像砖 2、凤鸟画像砖，此为祥瑞题材，亦或与四神有关。邓县学庄墓画像砖边框为忍冬纹，中为振翅飞舞的凤鸟，四周有诸多飞禽围绕其翩翩起舞，旁题“鳯皇”。襄阳余家湖墓为高冠长喙，双翅铺张的朱雀（凤鸟）图，四周点缀山峦、云带纹，其构图以低矮的山川来凸显朱雀的高贵。（图四） 图四 凤鸟画像砖 3、郭巨埋儿画像砖，画面反映的是“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大意为郭巨为养活母亲，决定埋掉年仅3岁的亲生子，及掘地三尺，见黄金一釜，上有字曰：“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其结局为母得以厚养，子免于死。邓县学庄墓画像砖边框为忍冬纹，中间为郭巨埋儿图，左为一妇人怀抱幼儿，右为男子执木臿掘地，前书“郭巨”，男子身前一瓮，上书“金壹釜”。其山间林密，多松、竹及杂木，笔法细腻，极尽写实。襄阳贾家冲墓边框为忍冬纹，中间为郭巨埋儿图，二人立于山间，旁为树木及荒草，以简练的笔触勾画出整个事件的过程。（图五） 图五 郭巨埋儿画像砖 4、出行画像砖，此为世俗题材，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景。邓县学庄墓画像砖为“牵马出行”图，一人执缰于前，一人尾随于后，以精炼地笔触刻画出骏马奔跑的动作。该图出土时与一副四人鼓吹图在同一行上，描绘出一段完整的出行场景。襄阳贾家冲墓边框为忍冬纹，中间为“备马出行”图，共四人一马。前二人执缰牵马，其次一人持华盖立于马后，最后一人扶团扇回首张望。四人均着小冠，穿袴褶，膝下束袴，穿平底履。（图六）据史籍记载，凡穿袴褶者，多以锦缎丝带截为三尺一段，在袴管膝盖处系扎，以便行动。《三国志·吕范传》有录：“范出，便释褠，著袴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这种服饰起于汉末，原为军中之服，便于骑乘，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上下通用，皆为军服及行旅之服。 图六 出行画像砖 经粗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邓县、襄阳两地画像砖墓的墓砖无论是所表现的题材，或是表现方式上都有诸多的共通之处，这说明了六朝时期襄阳的地域文化应与河南邓县等地有着紧密地联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东汉末年因董卓之乱而使得四方动荡，而刘表治下的荆州相对安定且富庶，引得山东西部和河南的人口大量内迁至荆州。《后汉书·刘表传》有载：“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2008年襄阳发掘的樊城菜越墓正是这种大环境的体现。然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始，诸胡内进，再次造成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内迁。陈寅恪先生在《论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对此现象有所记述：“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史籍亦多有记载。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宋书·州郡志三》载：“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自西晋末年开始就有河南南阳和陕西关中一带的豪族和流民开始南迁，直至东晋中晚期和南朝宋时达到高峰，以致在此侨立雍州进行管辖。 大量南迁人口的到来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太平御览·地部三四》下《荆州图经》记载：“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为王如所没，一宗都尽。”发生在西晋末年的王如流民起义，就对襄阳本地宗族如蔡氏一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北方的动乱局势更迫使一些襄阳望族南徙避祸。此后，更有大批南阳士族和关中豪强挟其部曲及流民聚集于襄阳附近，而当地所留下的乡土豪强力量又不足以驾驭局面，各方势力如何相处就成了问题？然就当时局势而言，襄阳一直处于南北双方军事对抗的前沿地带，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各方必须携起手来才能生存，故流寓襄阳的移民与当地土豪相结合，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雍州尚武豪族”③，其中来自关中和南阳的豪强因人数众多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新的群体诞生于南北战争的最前线，故很有战斗力，并与南朝后期的军政大局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据史书记载，自南朝刘宋开始，襄阳的历史地位就十分重要，宋、梁更是以太子镇守。《宋书·孝武帝纪》记载，孝武帝刘骏于元嘉二十二年任雍州刺史。《梁书·本纪第四·简文帝》有载：“普通四年，（萧纲）徙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以皇室重臣留守襄阳，可见当时的雍州与中央政权互动之频繁。再结合长江下游江苏丹阳、南京等地已发掘的南朝砖拼壁画墓考古资料，对比其壁画题材及绘画风格④，可确定襄阳余家湖南朝墓、贾家冲M1的时代均在齐梁时期 综上所述，六朝时期襄阳的地域文化自东汉末年开始有所积累，历三国、两晋、南朝刘宋时期不间断地与来自河南南阳、陕西关中及长江下游等地的外来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并在南朝齐梁时期发展到顶峰。
注释：①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③徐成：《东晋南朝雍州尚武豪族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祁海宁：《南京新出南朝砖拼壁画墓价值初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