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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城西十余公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名曰“沙窝”。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和先辈们一样，父亲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作者的父亲 在乡邻的眼里，父亲是个特别老实厚道、不善言语的人，对老人、对兄弟、对乡邻都会倾其全力。孝敬老人自不必说。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有一个小他7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叔。三叔早年离家投身革命，南征北战，随28军一直打到福建。离家前，三叔有一门父母包办的婚姻，后因感情问题离婚，留下一个孩子。那个时候，三叔长年在外漂泊，居无定所，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孩子，这个孩子就一直随我的父母生活。父亲更是把这个侄儿视若己出，百倍呵护，生怕孩子受到一点点委曲。这一养，就是十五年。在那个连年饥荒、灾害不断的年代，一家人吃饭都是个难题，何况又多了一张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从来没有听到父亲抱怨过，一句也没有。  作者的全家福 在娘眼里，父亲也是个胆小怕事、生性懦弱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讨生活，父亲经常骑着重车子（那时农村常见的自行车），载重三百多斤，南下淄博，北上天津，路上的饭食就是几根黄瓜、一壶水。不谙世事的我，天天算计着父亲的归期，守在院落里，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父亲的身影。只要一听到“吱吱扭扭”的车子响，我就会第一时间跑到院子里，拦下父亲的车子，像淘宝似的翻看他的车搭子。还从来都没有失望过，每当看到我乐傻了的样子，父亲也会有难得一见的笑靥如花。娘常对我说：“傻孩子，你爹最疼的就是你了，什么好东西都给你留着。”  父亲做的都是些贩卖小鸡、小猪的小本生意，赚一点点差价来补贴家用。那时候，这些营生都被贴上了资本主义标签，是被绝对禁止的。记得当时有一条罪名叫“投机倒把”，父亲做的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被上面知道了，于是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成了批斗对象。 记忆中有一天晚上，去褚家（当时的管区驻地）看露天电影。放影之前，忽然人群中一阵骚动，看到几个“吃公家饭”的人押着几个胸前挂着“投机倒把分子”纸牌的人站在荧幕前，押人者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像个英雄，被押者垂头不语、黯然神伤似是罪人。虽然光线有些黯淡，但我还是认出了战战兢兢的父亲。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对着喇叭大声地、烈火烹油般宣读着这些人是如何如何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状”， 嘈杂的人群不时发出阵阵嘘声，嘣出的每个字都像是一根根毒针深深扎在我的心上。悲愤交加的我，就想冲上去，抡起板凳，砸碎那颗猪头似的脑袋。 我就不明白，像父亲这样一个善良憨厚、老实本分、决不招惹是非的人，怎么就成了批斗对象呢？有点腼腆的父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身份，站在乡邻们面前，这让他感到无地自容。昏暗中，父亲用力地向下低着头，用力地低下去…… 那天，没有等到电影开演，我就离开了。一路上，脑海里都是父亲憔悴不堪、孤独无助的身影。后来，父亲被送到了公社办的“学习班”进行所谓的“改造”。本来父亲就体弱多病，加上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不久就病倒了。 记忆中1977年冬天特别的寒冷，在一个漫天风雪的下午，父亲还是因病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让他为之呕心沥血的家，离开了让他无限牵挂的女人和孩子。那一年，我只有12岁。  回想当年，年幼的我根本看不懂父亲的内心世界，细细想来留给我的除了模糊的形象，永远刻在心里的，还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父亲的眼神儿。依稀记得病重中的父亲躺在自家的土炕上，身上盖了厚厚的棉被，阳光透过密密的窗棂像刀切的一样齐齐地射进屋内，空气中的灰尘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就像是一扇扇厚重的门板，重重地压在了父亲的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一天，父亲缓缓地侧过身，用力地望着、扒着门框，呆呆地看着那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的、他最疼爱的孩子。吃力地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傻……孩子，以后……谁来管你呢……”当时的我，只知道父亲得了很重的病，心里一直盼望着有一天就会好起来。父亲说话的样子让我感到很难过，也有点害怕，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渐渐懂事了，才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心思，读懂了那曾让我感觉难过、害怕的眼神儿。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父亲身上的味道儿。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我赶大集、逛庙会、走亲戚，而且总是喜欢把我抱到他的车梁上，颠簸在乡间的小路上，像坐过山车一样，感觉就像在父亲的怀里。每当此时，就会有一种浓浓的、重重的、烈烈的，而且捎带点烟熏火燎的味道儿，伴随着父亲的呼气，一次又一次沁入我的心肺，让我陶醉得犹如腾云驾雾一般。这是我今生最怀念、最珍惜的味道儿了。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父亲，我都会不由地深吸一口气，父亲的味道儿仿佛一直萦绕在身边，从来不曾散去。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李新生，山东阳信人，1983年入伍，2012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之余尝试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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