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下)

 

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下)

张邦炜

四

榜下择婿之风虽然盛行于两宋，但却开始于唐代。韩愈《送陆畅归江南》诗云：

    举举江南子，名以能诗闻。

一来取高第，官佐东宫军。

迎妇丞相府，夸映秀士群。

鸾鸣桂树间，观者何缤纷(韩愈：《韩昌黎集》卷五。)。

何扶《寄旧同年》诗云：

    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

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全唐诗》卷五一六。)。

即是其证。宋代选择进士为女婿的种种方式，唐代应有尽有。有择婿于榜下的，如宰相白敏中便“欲以进士侯温为婿”(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七。)。也有择婿于榜前的，如卢储投卷李翱。李翱的女儿一见文卷，立即断言：“此人必为状头。”李翱“闻之，深异其语”，便将卢储招为女婿。卢储“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越嘉礼”(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二。)。还有榜前约定、榜下完婚的，如“袁筠取肖安女，言定，未几擢第”(《唐诗纪事》卷六九。)。不过，有下面两点应当注意。

    第一，榜下择婿之风在唐代与婚姻“尚阀阅”之风同时并存。当时，世家大族“恃其族望，不与他姓为婚”(刘  ：《隋唐嘉话》卷中。)。达官显贵几乎无不争相“与山东士族为婚”(费衮：《梁  漫志》卷九。)，其中还有“求婚不获”，因而“恨之”者。唐高宗尽管下过禁婚令，但收效至微，“终不能禁”(《资治通鉴》卷二00，显庆四年十月壬戌。)。不仅如此，唐玄宗在颁行《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时，还明确规定：“非谱裔相承者不许婚姻”(王应麟：《玉海》卷五*0《唐新定诸家谱录》。)。这更是公开予以提倡了。榜下择婿与婚姻“尚阀阅”两股风气的同时并存，是唐代既“尚官”，又“尚姓”的具体体现。唐宣宗自称“乡贡进士李某”(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宣宗好儒》。)，固然意味着“尚官”；而怀州刺史李积“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又意味着“尚姓”。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朝人把“门地、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叫做“三绝”(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称为“平生有三恨”(《隋唐嘉话》卷中。)。而宋朝人把“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叫做“三美”(《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和岘传》。)；将“不得于黄纸尾押字”即“不历中书”、未做宰相，称为“生平不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  元年七月乙巳。)。“三绝”与“三美”前后对照，“平生有三恨”与“生平一不足”两相比较，恰好表明：唐代官、姓并尚，宋代唯官是尚。在官、姓并尚的唐代，象郑颢这样的既“擢进士”，又“有阀阅”的人，无疑是最理想的女婿人选，无怪乎下至大臣、上至皇帝都要争相选择了(《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附

弟白敏中传》。)。

第二，榜下择婿之风在唐代不如婚姻“尚阀阅”之风盛行。直到唐代后期，婚姻“尚阀阅”之风并未成为强弩之末。士大夫宁肯通婚世家大族，不愿联姻皇室，就是证明。如郑颢便极愿“待昏卢氏”而“不乐国姻”(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唐宣宗对此发生了“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昏”的浩叹。(《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三年十二月。)。唐文宗更是感慨万端：“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附杜中立传》。)可见，郑樵把整个唐代一概划入“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的时代是言而有据的。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唐代尽管官、姓并尚，但在通常情况下，“爵位不如族望”(谢肇  ：《文海披沙》卷三。)，以致出现了“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一类的说法。至于郑仁表的诗句：“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全唐诗)卷六*0七。)，更是把尚官与尚姓两者的轻重缓急表达得非常形象。“族望为时所尚”(《资治通鉴》卷二00，显庆四年十月壬戌。)的局面，经历了唐末五代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礼废乐坏”(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原序》。)的大动荡时期，才得到扭转。到了宋代，随着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的加快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刘  ：《学易集》卷六《马氏园亭记》。)的状况。宋人说：“略观贵途，良鲜旧族(张方平：《条例资荫敕》，见吕祖谦：《宋文鉴》卷三二。)；“显人魁士，皆出寒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这类说法尽管言过其实，可是虽“家贫”，但“好学”，因而“一举及第”，甚至“仕至宰执”(彭汝砺：《乞详定袒免亲婚姻条贯》，见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卷三三《帝系门·郡县主》。)的事例，的确不少。在宋代，“阀阅”、“士族”作为词汇仍然保留下来，但其涵义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以致一般人不知“阀阅”为何物、“不知如何遂为士族”(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苏洵：《嘉  集》卷一三《谱例》。)。尚姓心理的相对减弱、门第观念的相对淡薄，势所必至。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提出的两个“安知”：“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盛，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宋代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既是尚姓心理相对减弱的表现，又是门第观念相对淡薄的结果。

五

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对宋代婚姻制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议亲程序、成婚年龄，以至婚姻论财都因此发生了某些变化。如从访婚谱学家到“访婚卜者”、从指腹为婚到“晚娶甚善”，从士族嫁女论财到“进士娶妻论财”等等，就相当清晰地显示着唐宋之际历史运动的轨迹，很值得注意。

(一)“访婚卜者”。

占卜尽管是极为古老的一种迷信形式，但议亲必经算命看相这道程序即所谓“访婚卜者”

(《夷坚支志》戊卷二《郑主簿梦》。)，并非自古而然，到宋代才普遍起来。在“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魏晋隋唐时期，中上层人士挑选女婿重在家庭状况，因而“商榷姻亲”，去到那些：“谙练士族”的谱学家处“咨访”即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0《讨论》。)。而在“议亲贵人物相当”的宋代，重在挑选本人的未来前程，这实在是道难题。加之其时“世事多更变”、“兴盛未易量”(《袁氏世范》卷二《处己·世事更变皆天理》、卷一《睦亲·家业兴替系子弟》。)，“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欧阳修：《六一笔记·富贵贫贱说》。)，正如宋代民谚所说：“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袁氏世范》卷一《睦亲·家业兴替系子弟》。)，“白屋多起家，膏梁易偷惰”(何坦：《西畴常言》。)。世事如此，自然使得这道难题难上加难。怎么办?只好“访婚卜者”。于是，那些据说“能推人命贵贱”(《东轩笔录》卷六。)的算命先生“其肆如市”、“其门如织”，有的还因此发了横财，“从此小康”(《夷坚支志》丁卷七《丁  科名》、甲卷一*0《蒋坚食牛》。)。相传，晏殊以富弼为东床，是“善相”的王青替他选中的。晏殊的夫人恳求王青：“为我择一佳婿。”王青说：“恰有一秀才姓富，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在兴国寺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果不其然，富弼后来官至宰相。据说，韩琦的父亲韩国华和母亲胡氏成亲，是蜀中士人胡觉“善相术”的结果。胡觉断言：“是必生贵子”(马永卿：《  真子》卷五及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二。)。后来果然生子作宰相。此外，如宋末宰相陈宜中“少甚贫”，“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对于从访婚谱学家到“访婚卜者”的变化，当时人程颐就有所察觉。他指出：“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伊川先生语一一·畅潜道录》。)。

能“校其身之达否”的，除了卜者而外，据说还有所谓“知人之哲”。宋人徐度就举出过“不可悉数”的一系列事例来证明：“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徐度：《却扫编》卷上。)。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成了访婚的对象。有种说法，晏殊择婿靠的是范仲淹。范仲淹认为，西京国子监学生富弼、张方平“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公辅，并可婿也”，其中又以富弼“器业尤远大”(《东轩笔录》卷一四及《石林燕语》卷九。)。范仲淹的看法，后来全部被证实。难怪当时有句口头禅：“贵人识贵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九《占相医药》。)。

算命看相实属“假  神奇以自欺”(《夷坚支志》卷二《浮梁二士》。)，是难免要漏馅的。如神宗时，“以命术闻于京师”的化成和尚，就把蔡京命算错了。他一再断言蔡京“决不为真相”，弄得蔡京为此“大病”一场。徐度说罢此事，赓即指出：“以此知世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扫编》卷下。)。吴处厚更是一针见血地将这指斥为：“市井卜相之徒用以贾鬻取赀者”(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如不以人废言，这显然属于有识之见。至于从小看大，尽管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谈何容易。洪迈就讲到过“知人之难”：“知人之哲得失相半，为未能尽”(《容斋五笔》卷六《知人之难》。)。即便是看，也要年龄稍长才看得比较准确。袁采便认为：“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强调：“男女不可幼议婚”(《袁氏世范》卷一《睦亲·男女不可幼议婚》。)。司马光、朱熹同样反对“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主张：“男女必俟既长，然后议婚。”为了逐渐革除“世俗早婚之弊”，他们在《书仪》、《家礼》中，将男女法定婚龄分别提高一岁，男子由十五提高到十六岁，女子由十三提高到十四岁(《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朱子家礼》卷三《昏礼·议昏》。)。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二)“婚嫁失时”。

宋代出现了结婚年龄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男性读书人尤其明显。这固然与“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榜下娶妻”(《夷坚支志》甲卷七《黄左之》。)。不少封建地主家庭甚至立下了这样一条家规：“和第决不许娶”(《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卷六0《婚礼门·婚姻·未第不娶》。)。许多读书人对此能自觉加以遵守：“方事科举，以功名为心，意不在色”(《夷坚乙志》卷一0《梦女属对》。)。如秦觏“登第后方娶”(《王直方诗话·后山嘲秦少章》)，“王昂作状元始婚”(马纯：《陶朱新录》。)、程颐的叔父程  、程瑜“皆得官娶妇”(《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伊川先生文八·先公太中家传》。)，即是其例。于是，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容斋四笔》卷八《得意失意诗》。)。女方既然要“榜下择婿”，男方于“榜下娶妻”实属情理中事，但“金榜挂名”岂是轻而易举之事!

在宋代，“世人获甲科者绝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记事·范淳父焚进论不应贤良》。)。神宗时，蒲宗孟说：“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三六《用人·蒲宗孟请疏仕路窒塞之源》。)。照此说来，录取率竟低到千分之一以下。科场竞争如此激烈，无怪乎人们把科举叫做“一场文战”(《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四《衣冠盛事·王相国》。)，要感叹“功名富贵真难致”(《夷坚支志》丁卷六《南陵仙隐客》。)了。不少读书人“平生苦学，望一青衫而不可得(《夷坚乙志》卷二*0《城隍门客》。)，只能大发其牢骚：“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埃尘。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夷坚三志》己卷七《善谑诗词》。)。登科者不免洋洋得意，如中了状元的吕蒙正诗云：“洛阳谩道多才子，自叹遭逢似我稀”(《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五《诗歌赋咏·吕文穆》。)。在这些侥幸登科者中，像晏殊14岁、姜盖12岁即中第的，实在是个别事例。就连后来官至宰相的李迪也是“四十方登第”(高晦叟：《珍席放谈》。)、刘沆居然“累举不第”(《青箱杂记》卷三。)，甚至其时“已名重于世”的曾巩也“每不利于春宫”，以致遭到乡人嘲讽：“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挥麈后录》卷六。)。何况当时已有“姜桂之性，何况当时已有“姜桂之性，到老愈辣”

〖ZW(〗《宋史》卷三八一《晏复敦传》。〖ZW)〗之说，朝廷录取进士，极其重视年龄。如

宋太宗“取士多问其年，年少者往往罢遣”〖ZW(〗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

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准)》。〖ZW)〗。王博文“举进士”，尽管“善属文”，但因“年十六

”，被太宗“以年少罢归”〖ZW(〗《宋史》卷二九一《王博文传》。〖ZW)〗。这势必造成

中第者年龄较大。

“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子”〖ZW(〗王定保：《唐摭言》卷三。〖ZW)〗。唐代科举中第者

通常比较年轻，其登科年龄在《登科记考》中有明确记载的共103人，平均只有2186

岁〖ZW(〗徐松：《登科记考》卷八称：郑相如明经及第，“年五十余”；卷一*0称：李〖F

JF

〗秈〖FJJ〗进士及第，“年甫二十余”；卷二二称：王徽“登第时，年逾四十。”这里姑

且分别按五十二、二十二、四十二岁计算。〖ZW)〗。而宋代科举中第者一般年纪较大，在

《琬琰集删存》中有传记资料而登科年龄可确考者凡49人，其平均年龄为2543岁。这

49人多是名公巨卿，他们的登科年龄在宋代是偏低的〖ZW(〗已有研究者对传世的《绍

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FJF〗皊〖FJJ〗四年登科录》做过统计，其所载登科者平均中

第年龄分别为35、64、35、66岁(据香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第56页，台

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ZW)〗，但其平均数已经高于唐代。《夷坚志

》是部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书中明确记载了16位中第者的登科年龄，平均高达

3722岁。〖ZW(〗《夷坚丁志》卷一九《留怙香囊》称：留怙“年二十余进士及第”。

这里姑且按二十二岁计算。〖ZW)〗。在这16人中，年龄在30岁以下者仅7人，占437

5%；年龄在30岁以上者多达9人，占5625%。其中登科年龄最大的是湖州张德远，高达

77岁。这在宋代并非绝无仅有的个别事例，不足为奇。如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

有个杭州举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绯衣裹之，客贺之曰：‘应是穷通自有时，人生七十古来

稀。如今始觉为儒贵，不著荷衣便著绯’。”

司马光在讲到婚龄时，曾经指出：“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ZW(

〗《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ZW)〗。可见，男性读书人假若坚持“榜下娶妻”，

难免造成婚姻“失时”、“壮年未娶”〖ZW(〗《夷坚乙志》卷一七《女鬼惑仇铎》。〖ZW)

〗。如果说富弼“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堪称“晚娶甚善”〖ZW(〗《翰墨全集》乙集。〖Z

W)〗的榜样，那么晁迥“年过四十，登第始娶”〖ZW(〗《石林燕语》卷一*0。〖ZW)〗，显

然属于婚姻“失时”了。凌景阳中第后，与开封酒户孙氏议亲，人家“嫌(其)年齿”，他只

好“匿五岁”，殊不知女方竟“匿十岁”。宋仁宗听说此事，不禁捧腹“大笑”〖ZW(〗

：《江邻几杂志》。〖ZW)〗。至于陈修“年七十三”才登科，“尚未娶”，实在是个

“老大难”。他本人束手无策，只能“凄然出涕”。宋高宗乃“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

，以致好事者大开其玩笑：“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ZW(〗《宋稗类

钞》卷二《科名》。这类情况，唐代业已有之。《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卷六*0《婚礼门·婚

姻

·犹是孩儿》称：“陈峤，字景山，数举不遂，暮年获一第。乡里以儒家女妻之，时近耳顺

矣。合〓之夕，峤自成诗云：‘彭祖尚年八百岁，陈郎犹是小孩儿。’客皆

绝倒。”钱易《

南部新书》卷戊云：陈峤“至新婚，近八十矣。”〖ZW)〗。当然，情景最为凄凉的是那些

“结童入学，白首空归”者〖ZW(〗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ZW)〗，他们真可谓“欲

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ZW(〗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ZW)〗。

苏

轼有一联句：“令阁方当而立岁，贤夫已近古稀年”，说的是惠州一位久考不中的举子，其

时69岁，“其妻三十岁”〖ZW(〗赵德麟：《侯鲭录》卷三。〖ZW)〗，才喜得贵子。在这

大喜之中，无疑夹杂着几分凄楚之情。

正如前面所说，在宋代的中上层社会里，女方最理想的是“以时嫁为士人妻”〖ZW(〗张耒

：《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见《琬琰集删存》卷二。〖ZW)〗。可是，“以时嫁”与“为士

人妻”很难两全其美。如果定要坚持非进士不嫁，或者还有更为苛刻的条件，诸如非苏轼、

非秦观不嫁之类，势必造成一大批女子”壮年不嫁”〖ZW(〗《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0

。〖ZW)〗。哲宗时，宰相章〖FJF〗*)〖FJJ〗就把标准定得过高，以致“为息女择配，久

而未谐。”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好言相劝：“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章〖FJF

〗*)〖FJJ〗颇不耐烦地回答：“待寻一个似蔡郎者”〖ZW(〗《清波杂志》卷二。〖ZW)〗

。蔡卞其人尽管声名狼籍，但毕竟出身进士，而且官至执政。章〖FJF〗*)〖FJJ〗定要选个

“似蔡郎者”，其结

果只能是“久而未谐”。章〖FJF〗*)〖FJJ〗的女儿“壮年不嫁”，应怨其父；而程颐的女

儿终身“未得所归”，责任在己。据说，此女“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

”，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贤女。她“择配欲得称者”，其家为此“访求七

八年，未有可者。既长矣，亲族皆以为忧。交旧咸以为非，谓自古未闻以贤而不嫁者。不得

已而下求，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之，盖度其不屑也。”就这样直至其死，也“未遇贤者”

〖ZW()《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伊川先生文七·孝女程氏墓志》。〖ZW〗〗。更有甚者，某些不仅“性慧，喜文墨”，而且“姿美而艳，其光可鉴”的女子，索性“以不嫁自誓”。家人无可奈何，只好空自慨叹：“岂有处子终不嫁人乎!”(《夷坚志补》卷一三《刘女白鹅》、卷一五《嵊县神》。)总之，“女子难嫁”(《郑氏规范》。)在宋代中上层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程颐在《周易程氏传》卷四中说：女子“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贤女，人所原娶，所以衍期者，乃其志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后行也。”这显然是对现实有所感而借题发挥。

(三)“进士娶妻论财”。

婚姻论财的陋俗在魏晋隋唐时期早已相当普遍，特别是世家大族“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到宋代，“世俗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亲迎》。)。男女双方“商较财(币)，仅同贸易”(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二《朝散郎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杜公(纯)行状》。)，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前代。不同之处在于，魏晋隋唐时期以女方索取财物者居多，“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卖婚取财的主要是“阀阅显者”，收取的是“以陪门望”的所谓“陪门财”(《资治通鉴》卷二*0*0，显庆四年十月胡三省注。)；两宋时代以男方索取财物居多，“娶妻则论财”(《作邑自箴》卷九《劝谕榜》。)，卖婚取财的主要是新科进士，收取的是“系捉钱”、“遍手钱”。什么叫“系捉钱”?朱  在《萍洲可谈》卷一中是这样解释的：

      本朝贵人选婿于科场年，……亦有婚钱，谓系捉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

前面讲到过，外戚张尧佐、张耆企图强逼冯京为婿，除了以“宫掖之势”相胁而外，还以“奁具甚厚”相诱。至于没有多少权势的富室豪商。要选择进士做女婿，只能靠钱财。他们的“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不仅如此，“既成婚，其家亦索遍手钱，往往计较装橐，要约束缚如诉牒。”什么又叫“遍手钱”?朱的解释是：“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萍洲可谈》卷一。)。

有权有势者既然纷纷买婚进士，进士自然成了可居的奇货，要同他们讨价还价，力争卖个最好价钱，做个“高价女婿”。北宋中期，丁  的奏疏《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宋文鉴》卷六一。)，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

        臣窃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寇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  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此等天资卑陋，标置不高，筮仕之初，已为污行，推而从政，贪墨可知。

在结束奏疏的时候，丁  向朝廷提出建议：

    臣欲乞下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从事。庶几  厚风教，以惩曲士。

前前后后，对娶妻“直求资财”的陋俗作过谴责的人实在不少。如蔡襄讲：“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恶者也”(蔡襄：《福州五戒》，见《宋文鉴》卷一0八。)；司马光、朱熹说：“是乃驵僧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亲迎》、《朱子家礼》卷三《昏礼·亲迎》。)可是谴责无济于事，进士“娶妻论财”反倒日胜一日。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池阳王生的女婿，“得奁具五百万”，顿时“化穷薄为豪富”(《夷坚支志》甲卷七《黄左之》。)。莫说别人，就连朱熹本人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可见，在宋代要得一“佳婿”，需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因此，中产之家一旦生女，为了日后“遣嫁乃不费力”，往往“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则鬻杉以为嫁资”(《袁氏世范》卷二《处己·事贵预谋后则时失》。)。如不早作准备，事到临头不是债台高筑，便是嫁女失时。神宗的弟弟扬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一三。)，不得不向神宗伸手，预借俸料钱。而程颢由于“族大食众”，经济上很吃紧，结果“女长过期，至无赀以遣”(《河南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司马光在谈到娶妻论财的恶习时，指出：“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因此故也”(《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亲迎》。)。由此看来，宋代溺杀女婴成风，在社会底层固然是由于贫穷，而在中上层社会则与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不无关系。

六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表明宋代进入了我国封建婚姻史上的郎才女貌阶段。尽人皆知，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是我国的两大传统婚姻观念。如果说“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约定俗成，标志着魏晋隋唐是极端讲究门当户对的时期，那么“议亲贵人物相当”的深入人心，便意味着两宋是相当标准的郎才女貌时代。

(二)郎才女貌较之门当户对进步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说，门当户对是当事人家庭条件的相互交换，与当事人自身几乎无关；而郎才女貌则是当事人自身条件的相互交换，与当事人自身无疑有关(参看潘允康：《试论婚姻中的交换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从效果上看，门当户对深化了门第观念，强化了早婚陋俗；而郎才女貌则相对淡化了门第观念，局部改变了早婚陋俗。特别是“男女不可幼议婚”这一主张的提出，在长期流行着早婚习俗的我国古代婚姻史上，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三)对于郎才女貌的进步意义不能估计过高。从理论上说，它依然是离开感情这个基础，孤立地讲死条件。就实质而论，它不过是“尚官”的表现，仍旧是以地位取人。从效果上看，它造成了“访婚卜者”这一迷信活动猖獗、“进士娶妻论财”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风行，还使得婚嫁失时、溺杀女婴等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同时不应忘记，郎才女貌的幻想在宋代酿成了多少出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悲剧。

(四)郎才女貌与门当户对并不是两个绝对相互排斥的婚姻观念。就宋代而言，这时尽管处于相当标准的郎才女貌时代，但人们仍然存在着并不算轻的门第观念。这表现在：第一，“伉合之序，贵于匹敌”(《包拯集》卷六《按劾·论李绶冒国亲事》。)一类说法，依旧不时出于宋人之口；第二，宋人指出：“今士大夫之族议亲，非以德望，则犹以门阀”(彭汝砺：《乞详定袒免亲婚姻条贯》，见《国朝诸臣奏议》卷三三《帝系门·郡县主》。)，换而言之，即是：如果实在挑不到进士做女婿，还是选个膏梁子弟为好；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寒士“偶中高第”，立即“门户改变”(《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婚嫁类·妻以夫家贫而仳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榜下择婿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新的门当户对的一种特殊手段。在本文介绍的宋代择婿故事当中，“以宰相得宰相”(《石林燕语》卷九。)的事例还少吗?可见，封建官僚政治确实存在着门阀化倾向。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