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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结婚重资财

 恶猪王520 2022-11-23 发布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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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知否知否》中的婚礼

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通过对唐宋婚姻形态与婚姻观念的比较,指出由唐入宋,婚姻制度发生了一场显著的变革:

唐代通常“男女婚嫁,不杂他姓”,而宋代“士庶婚姻寖成风俗”;就宰辅而言,唐代往往“女为王妃,男尚主”(意为宰辅大臣生女,多嫁为王妃;生男,多娶公主为妻),而宋代常常“婚姻不求门阀”;就后妃而言,唐代“妙择天下令族”,而宋代“不欲选于贵戚”,最理想的是所谓“小官门户”;就公主而言,唐代“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而宋代“欲求儒生为主婿”;就宗室而言,唐代规定“取门阀者配焉”,而宋代“不限阀阅”,以致“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凡此种种,一概表明唐代的确属于“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时代,而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不止确有其事,并且足以构成其时婚姻制度的一大特色,堪称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引自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

张邦炜先生的观察无疑是准确的。不过我觉得唐宋婚姻形态更深刻的变革,并不是表现为从“婚姻必由于谱系”到“婚姻不问阀阅”的变化,而是体现在从“婚姻问阀阅”到“婚姻问资财”的变迁上,亦即从门第婚姻转变为财产婚姻。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已出现财婚现象,及至宋代,财婚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但宋朝的财婚,性质实不同于前代的财婚。南北朝、唐朝的财婚其实是门第婚的延续与畸变,财婚之财,就是门第的折现,表现为所谓的“陪门财”;宋代的财婚则跟门第没什么关系,指的是男女婚嫁,并不在意对方的门第、家世,而更关心对方有多少家产,能拿出多少聘财与奁产。换言之,财产已经取代门第,成为缔结婚姻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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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从中可一窥宋代财婚风气之一斑。

1)宋真宗咸平年间,两位宰相向敏中和张齐贤为争娶一名姓柴的寡妇撕破了脸皮,甚至闹出了官司。堂堂宰相何以如此不顾体面?宋人一语道天机:“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原来,这名柴姓寡妇家产雄厚,哪位娶了她,就可以得到这笔财产,所以两位当朝宰相才争着向她求婚。这样的事情,在唐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宋朝却屡见不鲜。

2)宋仁宗朝,吏部侍郎孙祖德致仕之后,迎娶富室之女为妻,原因无他,“以规有其财”也 。谁知婚后妻子凶悍难制,孙祖德只好倒贴一笔钱,与妻子离婚。

3)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个叫刘宗古的官员,因贪图孀妇财产,与她同居,还发生了财产纠纷,闹上了公堂。结果刘宗古受了弹劾,被罢官放归田里。

4)宋哲宗元祐年间,知秀州王蘧与常州孀妇结婚,“屈身为赘婿”。何故?因为这名常州孀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 。

5)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但其家中男女婚嫁,却“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 ,此语虽出自政敌之口,但空穴来风,必有所据。

如果说,以上事例只代表个案,不能以偏概全,那么我们来看士大夫的议论。司马光是这么说的:“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的同事蔡襄则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同时代的郑至道也说:“今之世俗,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而不问其女之贤否。” 你看,他们都认为“婚姻问资财”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即他们生活的宋代)的风俗,可见宋代财婚风气之盛,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蔚然成风。

宋代的财婚风气还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形式——“榜下捉婿”。榜,指公布科举及第进士名单的黄榜。“榜下捉婿”说的是,每到科考放榜之日,富商、富户都涌到黄榜下,抢新科进士当女婿:想娶老婆吗?想发财吗?来我家当女婿,送你钱一千贯。一千贯钱可以砸得寒门出身的新科进士晕晕然。这笔“捉婿”的费用,有个专门的名目,叫“系捉钱”,它跟南北朝、唐朝的“陪门财”好像有点类似,但性质是不同的,“陪门财”是弥补门第落差的补偿金,是门第的货币折现;“系捉钱”则相当于宋朝富商的“风险投资”,是门第已经被冲破、财富代替门第焕发出诱人魅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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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知否知否》中的榜下捉婿

宋朝富户不但凭恃财富“榜下捉婿”,还成了赵宋宗室连姻的热门人选,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宗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 ,富户出钱5000贯,便可迎娶一位“县主”(宗室之女的封号),北宋元祐年间,京师的大富商“帽子田家”,一个家族便娶了10位县主;北宋末,另一个京师富商“大桶张家”,家中县主更是多达30余位。宗室嫁女挑富家的风气,让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非常恼火,对大臣说:“国家宁要汝钱也?是何门当户敌?” 

但风气已开,想刹也刹不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财富已经悄然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新标准,以致宋朝人看到:“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王公大臣如果家道中落,生活贫困,则可能连女儿都嫁不出去;市井人户,只要发财致富,便有机会与王侯之家、甲榜进士结成亲家。

从婚姻重门第到重资财,反映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迁:建立在出身、门第之上的身份壁垒已经失效了,财富获得了打通身份壁垒的力量。这一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宋代社会近代化转型的鲜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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