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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是一位早夭的天才诗人，他的诗歌在唐代诗坛以奇诡瑰丽著称，其出神入化、极富感情的色彩运用，在有唐一代的诗人中是罕见的，也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先以李贺的名作《雁门太守行》一诗为例，来看一看他的“好色程度”：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佩。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西陵之下风凄雨零之中，有光无焰的鬼火，在闪烁着暗淡的绿光……试问还有比这更鬼气森森、凄清幽冷的景象吗？再看这首《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 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 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看完有没有一种白日见鬼的感觉？李贺是如此喜欢凄冷的感觉，以至于在红、绿、黄、翠等这些相对暖色的色彩字之前，他也要有意加上幽冷的字眼，如“堕、暗、寒、颓”等，使诗句的情调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原先的奔放热烈一变而为凄苦哀婉。比如：“愁红独自垂”、“飞光染幽红”、“暗黄著柳宫漏迟”、“寒绿幽风生短丝”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好色”之徒李贺尽管寿年不永，依然是唐代诗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而且千百年来拥趸多多，其中最有名的如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称赞李贺是“英俊天才”，并且为他的早夭而扼腕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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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老兰未能免俗，今天也来小小做回“标题党”。标题里面所谓的“好色”，非指喜好男色女色，而是指在做诗中“偏爱使用色彩字”的意思。若问唐代诗人中谁是排名第一的“好色之徒”，我以为如果李贺说他是第二，恐怕就没人敢称第一了。
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李贺仿佛十九世纪欧洲新印象派的画家一样，从调色板上选择黑、金、红、紫等多种色泽浓烈的油彩涂抹于画布上，让颜色与颜色相互交融辉映，有效地渲染出一种塞下秋来凄寒肃杀的气氛：霜重风紧，鼓声沉沉，角号四起，刀光剑影，冷气逼人，令人读来恍如身临其境，不由的被深深打动。
如果我们再细细翻阅李贺现存的240余首诗作，会发现类似《雁门太守行》这样善用色彩，以色动人的诗句简直俯拾皆是：“灯青兰膏歇”、“野椒粉壁黄”、“桃花乱落如红雨”、“南湖一顷菱花白”、“绿鬓少年金钗客”、“一方黑照三方紫”……日本某学者曾将李贺诗中所有色彩字占其诗歌总字数的比例作过一个统计，结果竟高达3.3％！也就是说，李贺诗歌平均每30个字中就会出现一个色彩字。这些色彩种类繁多，白、青、红、紫、黄、绿、赤、蓝……举凡自然界存在的色彩，在他的诗中几乎都能找到。其“好色”竟也如此！
李贺在诗歌的用色上有两个特点：一谓浓烈。他常常就象一个毫不吝惜油彩的画家那样，把截然不同色调的颜料大笔大笔地涂抹进自己的诗作，造成冷暖相映极其鲜明的视觉反差，诸如“细绿及团红，当路杂啼笑”、“黄娥跌落千年觥，青琴醉眼泪泓泓”这样的诗句；又或者将同色调相互叠加渗透，营构富于强烈情感的诗境，如“一夜绿房迎白晓”、“粉随泪色黄”、“剑光照空天自碧”之类。二谓凄冷。我们可以感受下他的另一首名作《苏小小墓》：
李贺如此“好色”，多少跟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境遇有关。李贺生活的中唐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那时，延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虽告平息，但国家元气大伤，李唐王朝潜在的各种矛盾逐渐表面化和激烈化，表现为朝内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朝外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其间虽有昙花一现的“元和中兴”，但所有的矛盾并没有获得根本上解决，王朝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李贺有两句诗：“白景下西山，碧华上迢迢”，似乎正可作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形象概括。李贺祖上是唐室远支，虽然到他这代家世早已没落，但李贺仍常常以此自矜。李贺幼小丧父，在母亲的抚养教育下苦读诗书，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士及第，跻身政界，不仅重振门楣，而且能重振朝纲，结束藩镇割据，拯救李唐王朝，实现封建帝国的“天下大治”。可是当他二十岁时怀着这样的“青云之望”远赴长安参加科考时，却因为有人检举他的死鬼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字相冲突，为避父讳，他因此无法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打击对李贺来说是相当沉重的，满腔抱负一下子化为了泡影，尽管以后也陆陆续续做了几任小官，但敏感的诗人却始终郁郁寡欢，年仅二十七岁就在穷愁寥落中含恨而终。
黑暗的时代和不幸的个人遭遇，造成了李贺“一心愁谢如枯兰”的黯淡心境，这种心境在他诗中便通过浓烈凄冷的色彩表现了出来。在那里，所有的色彩，无论是冷色还是暖色，都是诗人对于身处的社会和时代的复杂观感，是他激愤、苦闷、绝望的思想情感的强烈视觉体现。俄国画家列宾说得好，“色彩即思想”，色彩对于李贺而言，正是他用来传情授意的工具，是他思想的一种折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贺可以称得上是唐代诗人中的梵高。
李贺诗歌的这种“好色”特点，在老兰我看来是功过两半。一方面，大量色彩的运用营构了不同的诗境，加上选色贴切，设色浓烈，充分刺激读者的感官，调动读者的想象，使李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大为增加。另一方面，过犹不及，有时也不免给人一种色彩用得太繁太滥的感觉。许多诗歌中不是红而紫就是紫而红，不是青而白就是白而青，令人望而生厌。而且审美疲倦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会湮蔽诗歌的内容，妨碍读者对于诗歌主旨的理性把握。李贺的诗歌读下来，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全是浓烈的色彩、凄冷的诗境，浑忘了它到底想说些什么。对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早在《谈艺录》中就已经一语道破：“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诗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