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 | 古籍目录著录体例（下）

黄埔N期 201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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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古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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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本

书目著录版本，大约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开始，其后日益重视，著录愈益详备，出现了专门著录版本的版本目录。关于版本与版本学，李致忠先生已作专题讲授，此不赘。至于古籍目录怎样著录版本，《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条例》有明确规定，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刻，附注题跋校注者，以封面、牌记或书尾所题为准，如有欠缺差异，参考序、跋、名家目录及有关资料而定。

四、真伪

书有真伪，自古而然。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就有辨伪。例如《诸子略·杂家》：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日夏帝孔甲，似皆非。

又，同上：

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又，《道家》：

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诸如此类，班固都注明所传作者都可能是托名，其书显然是伪作。

书目中提出质疑或作注，始自《汉书·艺文志》，其后历代书目往往有之。例如上文提到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十著录《阮逸注中说》(袁州本作《文中子中说》)，其叙录便是一则辨伪提要：

右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今观《中说》，其迹往往僭圣，模拟窜窃，有深可怪笑者。独贞观时诸将相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其门人。予尝以此为疑，及见李德林、关朗、薛道衡事，然后知其皆妄也。

然后指出，王通在李德林死后8年降生，书中竟有李德林为王通门人的记载；而关朗是北魏孝文帝时人，比王通早100多年；薛道衡之子薛收出生即过继给族父薛孺，成人后不知本生，书中却说薛道衡让薛收为王通门人。据此可知此书之伪劣。

又如《直斋读书解题》卷十著录《事物纪原》二十卷，其叙录说，此书不著名氏。但《中兴书目》著录此书为元丰中人开封高承撰，十卷，“凡二百七十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耳”，指出此二十卷本《事物纪原》当是后人据高承原书扩大而成，已非原著。至于古小说之类的伪书，书目中往往注明。如托名汉东方朔《十洲记》、《神异经》等等，宋元书目多有辨伪。

辨伪是专门学术。明代胡应麟有《四部正讹》，即是专著，由于它列举书籍质疑，也被视为辨伪书目。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伪91种；近代学者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提出不同见解；现代学者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又申姚驳顾。可见对古籍质疑辨伪，必须慎重可靠。张心澂《伪书通考》是著名辨伪专著，收书1104种，对于古籍整理及古籍编辑很有用，可作工具书。又郑良树有《续考》，可参考。

对于古籍整理、古籍编辑来说，辨伪可从书目与专著两方面着手。查检书目时，可根据叙录以及书名、著者、篇卷、版本等著录发现问题，同时查检辨伪专著以了解前人成果所积累的有关资料。此外，了解一点辨伪方法也是必要的。例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辨伪十二例》与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都可研读。

五、存佚

整理古籍，必须了解它在流传中的存亡佚失的情况，掌握有关信息。距今久远的古代经典及史籍子书，经历从写本到刊本、排印本的过程，而原稿、原版不存，所以清理其写本版本的流传以及版本系统十分艰难复杂。如果具有较为详备的存佚著录，则对整理及编辑都很有用。例如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存佚，虽然尚有未备，后来有不少《补考》、《续考》，但是大体很有用。存佚著录对于整理一种古籍的版本源流与版本系统，确定各种各种版本的位置与价值，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所以前人历来重视古籍的存佚著录。南宋郑樵《通志略·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说：

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记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

指出著录亡书的重要意义。

《隋书·经籍志》是今存我国最早的著录存佚的史志书目。实际上，《隋志》是根据前朝书目及佚阙书目，注明佚书情况；其体例是书籍正目列入隋朝存目，下注“残缺”、梁存情况及佚亡书。例如：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汉《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著录经典存佚的书目，其书名篇卷下注明存、佚、阙、未见四类。学者称为“四柱法”。“存”是存在，“佚”是亡失，“阙”是残缺不全，“未见”是知其书而不知情况，不曾见书。其注“阙”，例如晋傅咸《七经诗》，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有《易》、《诗》、《周礼》、《左传》、《孝经》、《论语》六经诗，缺一经诗，所以注“阙”。又如李氏（挺之）《变卦反对图》八篇，注“阙”即谓不全。其注“未见”，如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今本是从日本引入，朱彝尊当时可能知其事而未见其书，所以注“未见”。因为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称日本藏有皇侃《论语义疏》，其时为康熙九年，而朱氏在康熙二十二年入直南书房，可能知其事。《经义考》是他晚年著述，在康熙三十一年后。

阙书书目的著录，《隋书·经籍志》有《(北)魏阙书目录》一卷，是北魏向南齐借书的目录。《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四库搜访书目》，是唐文宗下令搜访秘阁缺书的书目。《通志·艺文略》有《嘉祐访遗书诏并目》一卷、《求书目录》一卷。今存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共著录3472部，阙书下注“阙”字，共1982部。《秘书省续编》是南宋继《崇文总目》后，由秘书省搜访遗书续编的书目。《四库阙书目》当时简称《四库书目》，即南宋绍兴年间《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后来清代编《四库全书》后，有《国朝未刊书目》、《国朝未刊遗书志略》、《征访明季遗书目》等，都是“阙书书目”。

对于整理古籍来说，存佚的著录及阙书书目主要的功用是：了解有关古籍的流传、整理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确定今存其书的位置与价值，了解有关古籍的整理情况与依据。此外，过去时代根据存佚情况以充实藏书的功用，今天依然具有。

六、著作者

凡书籍都有著者、作者。上面说过，书籍初始年代是没有著作者的。后来出现了圣人创作、贤者述作以明圣的观念（见《礼记·乐记》），指礼乐文化的创置与乐的创作，所以孔子“述而不作”。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孟子才说：“不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把古代的著者作者视为朋友，所以要知人论世。这是承认书籍著者作者的表现，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的体现。即使如此，先秦以著者标题的书籍并不能肯定归属。《老子》著者究竟是谁，有待考证。《论语》、《孟子》传为门人所记。《庄子》外篇传为门徒所作，而内篇也有学者怀疑未必庄子著作。《荀子》应是本人著作，而唐杨倞注以为《大略篇》是“弟子杂录荀卿之语”。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也不署名。如果不是李斯知道《孤愤》、《五蠹》是韩非所著，那么秦始皇就不知道自己所读书籍是《韩非子》。

到汉代，个人著作拟书名、署著者，主要是诸子及史书。两汉流行的辞赋乐府诗歌等文学创作，多不署名。汉武帝读司马相如赋，感叹“独不与此人同时哉”，就因为传写本上没有署名，错把司马相如当古人，辞赋属宫廷文学，尚且如此，通俗文学的乐府古诗，可想而知，会有许多作者悬案。汉代《古诗十九首》，《文选》选载，署为无名氏作品。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载西汉枚乘《杂诗九首》，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有学者怀疑《古诗》作者就是枚乘。《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李陵集》，《文选》选有李陵诗，《诗品》有评李陵诗，但至今对于李陵五言诗创作的真伪，仍有争议。

至于伪托古代名人著作，自古而然。《淮南子·修务训》说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以《易经》是伏羲创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本草》是神农氏著作，《黄帝内经》是黄帝撰著的医书，《周礼》是周公的著述，《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也多是圣贤创作，等等。相沿至明清，其风不衰。

古代作者有本名、字、号、别字、别号、官名、官所、谥号、籍贯、郡望等有据可查的名字称号，但较之上述真真假假的著者作者就不算繁难，不过需要知道查传记及有关传记资料，以及别名索引等工具书。

此外，出于特殊原因的作伪造假，则须查阅有关记载及研究资料。例如晚唐牛僧孺与李德裕两派结党斗争，李德裕门人韦灌炮制小说《周秦行纪》，嫁名牛僧孺作。志怪小说《补江总白猿传》是唐代人诬蔑欧阳询的伪作，托名江总，以白猿影射欧阳询，进行人身攻击。诸如此类的造假，既是著作者项，也属真伪项，比较复杂。

古代书籍没有版权页，主要是卷端题名。整理或审编古籍，必须认真核查其著者作者。查阅书目，对著录的著者作者同样应予核实。

目录所著录事项，一般为以上六项：书名、篇卷、版本、真伪、存佚、著作者。但历代书目并非每种都具备六项，因而要综合查检有关多种书目，尽量了解这些著录信息。显然，这六项是整理一种古籍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