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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文化 | 冀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雨中天经济时报 201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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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冀商财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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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商的形成与特征

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业缘与血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松散群体。商帮的兴盛也有其历史的必然。在没有形成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形成了“帮”的概念,“帮”是“商”的支撑,行“商”必有“帮”。

一个地区能否出现强大的商帮,是由该地区地理、交通、机遇、文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河北处于南北交会、东西交融之地,邯郸、邺城(今临漳县)等地曾是多代帝王之都,冀商的形成在情理之中。


冀商历史悠久,河北是中国最早有经商传统的区域之一。

如果把河北商人都称作冀商的话,冀商应该从人类社会第三次大分工之后就有了。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生活在漳河流域的夏代的商族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同其他部落的商品交换比较活跃,成为当时擅长商品交换的民族,后来的“商品”“商人”即由“商”字而来。战国时期,赵国的经商意识和经商之风较之列国更为浓厚,赵都邯郸一度发展为当时国内甚至国际性的市场中心。至汉代,邯郸仍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商业大都市。

冀商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是中国重要的商帮之一。


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冀商应该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用商帮的地区性、集团性、专营性和人文性这四大要素来衡量判断,清末民初,闯关东的“老呔儿帮”,连接内外的“张库帮”,亦商亦文的“冀州帮”,辛集皮毛商、安国药商、“高阳帮”“武安帮”“天津帮”等冀商群体都是河北的重要商帮。因河北的特殊区位,不少驰名中外、百年不衰的老字号以及独具特色、广受称赞的名牌,都由冀商开创经营起来。冀商涌现出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当年东北两大商业领袖“北武南孙”之称,“袖里藏金”的孙秀三等。

改革开放后新冀商迅速崛起,势头强劲。


改革开放后,借传统文化历史渊源和政策,一大批新的冀商企业在燕赵大地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冀商形成的诱因来看,生活所迫是经商的主要因素。历史上,商人的地位较低,为四民之末,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一般不会外出经商。而外出谋生,一旦发财,随者众多,便成为商帮。同时,良好区位也是重要因素。商帮是以流通为主的松散组织,其特点是大进大出,所以区位对于商帮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文化传统及国家政策都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条件。

从冀商的形成与发展来看,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文因素;既有大自然的恩赐,也有后天努力的结果。从冀商各个商帮发展壮大的比较分析来看,商帮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机理可归纳为几点:


其一,在压力与动力的互动中形成。人的潜力是巨大的,艰苦的环境可逼迫人努力向上,不断寻找出路,一有机会,就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由谋生的压力而寻找新的出路,进而形成商帮。


其二,由小到大再形成集群。冀商的形成一开始是偶然的,做的是小事,但逐步将小事做成大事,继而扩散、辐射。这也说明,事业无大小,只要有市场,人们有需求,再小的事,也能成就大的事业。


其三,在承继文化传统中创新。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商帮的形成也是如此。文化传统在商帮的形成中起的是一种原发性、承继性的作用,由文化传统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承继传统的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创新与发扬光大。


由于河北省地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融地带,所以冀商的活动范围大多集中在东北三省、蒙古草原,以及京津一带,并且以自己的中原文化影响和渗透着草原的游牧文化,从而极大地推动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有所不同的是,冀商无论在东北还是在内蒙古,大多是以兴办实业和做买卖为主,如办工厂,开店铺,谓之“坐商”,并且很快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同晋商和徽商不同的是,冀商的绝大多数都是“草根企业”和“草根商人”,企业的产业链条也大多与当地社会的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而并不直接与皇权朝廷挂钩,因此,冀商在其民生性、民众性、民族性上有着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和良好传统。


冀商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商帮的伦理精神,体现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商帮的兴盛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是由一种精神来支撑的。由商帮文化进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商帮文化是长期的磨合、培育、提升而形成的,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持续性,是商帮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是其核心竞争力。


锐意进取。冀商能在人们普遍固守传统、平平庸庸中异军突起,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主要体现在:

一、是有敢闯敢拼的精神、超前的意识。闯关东“老呔儿帮”的第一人刘新亭没有在家求稳而是去冒险搞长途贩运,敢闯敢拼的精神成就了事业;


二、是有勇于创新思维。在经营中不断创新理念、创新组织方式、创新经销策略等,由乐亭人创立的哈尔滨同记提出的“言无二价”、职工入股、大胆革新等经商方略,在同业中被广为效仿,成为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是有王者气质。摒弃小农意识,勇于致富,惠及全社会,这也是冀商做大做强的必备因素。

义利并举。河北人的性格中,自古以来便渗透着“义”的精髓。保定帮的商道就是义利并举,讲的是四义:诚“义”——选料认真,一丝不苟;严“义”——在人事安排上,量才使用,防止“裙带风”;礼“义”——有一套传统的礼貌经销方法,视顾客为“上帝”;仁“义”——重视职工待遇和福利。义与利既矛盾又统一。只讲义而无利,与经商目的相悖;而见利忘义,只能谋蝇头小利,不会有大的作为。义可以达利,义讲的是信誉,是商业信条、规则,以良好的信誉可以形成稳定的事业网络。长此以往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进而成为一种潜在的制度、规则,影响着商业信誉,也是一种无形的经商要素。重义不轻利,重利不忘义,是冀商的突出特征之一。保定帮经商中所强调的质量诚义、选才严义、经销礼义和用人仁义的四义特征,是冀商“义利并举”的典范。又如北京琉璃厂商誉卓著的冀州陈氏家族,解放后将当年用五两黄金购得的一部明版《忠义水浒传》无偿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文商并重。冀商无不将文化教育渗透到商业的发展之中。来自乐亭的“老呔儿帮”经商致富,随之而来的是冀东一带教育的兴盛。他们把办教育与培养经商人才结合起来,注资办学。进京经商的一些古旧书业巨贾,博闻强记、勤奋好学、著作等身。可以说他们钻研学术,是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意,而他们的生意经营得好了,在客观上也完成了对我国的古旧书搜集整理和传承。对于他们来说,商似乎是居于第二位的,而对于文化的崇拜和景仰是首要的。这种情怀不仅使他们专注于学术和教育,也最终成就了其商业的辉煌。


冀商的文化内涵突出,如活跃在北京琉璃厂的冀商,很多从明朝起就在琉璃厂从事图书的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图书生意。他们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既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受其熏陶,日久天长,逐渐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成为成功的书商。到1956 年前,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冀商经营。


文与商并举既有社会因素,也有经商的客观要求。从社会因素讲,文与商结合可以提升商人的社会价值与信誉度,这是商人做大事业的应有之义;从经商的客观要求讲,钻研经商技艺、举办教育、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提高整体素质是商帮向更高一层次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文与商并举,以商资助文化教育,以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升商的整体素质和信誉,是冀商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诚信立身。冀商一向以“诚”字赢得天下,如安国药市自古坚守一条“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规矩,在当时的交易中,民风有曰:“凡在安国与外地药商发生纠纷者,无论谁对谁错,均先批评、处理安国人”。正是这样的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成就了药都安国。又如东北“老呔儿帮”武百祥首创的“言无二价”和商业道德至今影响力不衰,他的商业理论还被翻译成德文,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也反响强烈。


社会责任感。历史上的冀商一向非常注重投资教育,回馈家乡。如许多在外经商的呔儿商,注资办学,先后在乐亭办了146 所私立小学。这些学校在规模、师资和教育等各方面都是当时一流的,对当地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冀东地区人才辈出,仅以乐亭为例,这个不足50 万人口的海边小县,近代以来光两院院士就出了9 位,建国后授过衔的将军就有2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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