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初蒙古伊苏特部蒙古骑兵像 关于清初蒙古伊苏特部 N．哈斯巴根 提要：本文利用近期公布的档案等资料研究后指出，阿鲁蒙古诸部中的伊苏特部噶尔马伊尔登和喀喇车里克部噶尔马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清初天聪年间他们各自率领所属部落前来归附后金。伊苏特部并非和喀喇车里克一起编入翁牛特札萨克二旗，而是编入八旗满洲和八旗察哈尔两个系统中。天聪四年来归之后伊苏特部就有义务在军事上支援后金。因投诚或军功的原因伊苏特部的有些人员也得到了爵职。 关键词：清初 伊苏特部 翁牛特 伊苏特（蒙古语yisüd或isüd，满语yesut），又译伊苏忒，是北元时期兴安岭北部蒙古诸部落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在阿鲁（又译阿禄）蒙古诸部中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和伊苏特三部都是以哈赤温后裔为首领的部落。对此，最近的研究提出质疑。因伊苏特部的渊源和清初的变迁等问题都是模糊不清的，笔者在此利用近期公布的档案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初集》等资料想澄清一些清初伊苏特部的史实。 一、 归附后金 阿鲁部与后金发生联系是在天聪三年年底。第二年三月，阿鲁部的主要首领们和后金官员举行盟誓，建立对察哈尔的军事同盟关系。但当时伊苏特部并没有参加这一和议。 据《实录》载，伊苏特部从其原牧地兴安岭北部南下而归附后金是天聪四年十一月的事情。其原文记载如下： （天聪四年十一月）壬寅，阿禄伊苏忒部落贝勒为察哈尔汗兵所败，闻上善养人民，随我国使臣察汉喇嘛来归，留所部于西拉木轮河，先来朝见，上命诸贝勒至五里外迎之。 癸卯，上御殿，诸贝勒毕集。时阿禄班首寨桑达尔汉、噶尔马伊尔登、摆沁伊尔登三贝勒率小台吉五十六人，遥拜行二叩头礼，三贝勒复近前，行一叩头礼，抱上膝相见。上令三贝勒坐御座下，众台吉依次列坐，大宴之。 由此看来，伊苏特归附清朝的原因是与察哈尔林丹汗袭击阿鲁部密切相关。据研究，天聪四年八月时察哈尔征讨阿鲁诸部。据上述资料推测，伊苏特部被察哈尔部袭击后南下归附后金之后一直住牧于西拉木轮河流域，再也没有回到原牧地。 以往的研究中总是把伊苏特和喀喇车里克列为哈赤温后裔部落，又把伊苏特的噶尔马伊尔登和喀喇车里克的噶尔马混为一谈。魏焕《皇明九边考》等书中虽然提到“冈流”三营，但没有具体营名，与蒙古文文献中出现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三部对号入座，只是一种猜测。其中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如有一份蒙古文档案就把噶尔马伊尔登说成和阿鲁部杜思噶尔济农同族。我们知道后者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后裔，是为阿霸垓部之长。请看那份档案文书的原文和汉译： γarma yaldang ?i i?γur aru-yin tusγar ?inüng-in t?rül b?lüge.aqa nar tegüü nar kigedulus-iyan ab?u aru-yin aliba noyad-a?a urida orba?u irelüge.tegüber γudaγar ?erge ?ingkini qafan ?ula soyurqabai.ene ?ula-yi arban qoyar üy-eboltala ?alγam?ilaqu boi.degedü erdemtü-yin terigün on jun-u domdadu sara-yinarban ?irγuγana. “噶尔马伊尔登，尔原系阿鲁部杜思噶尔济农同族，同兄弟率领部属较其他阿鲁部诺颜们首先来归，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准世袭十二次。崇德元年四月十六日。” 另外，《初集》名臣传里也说和噶尔马伊尔登同族的祁他特卫征（又写奇塔特魏征）为阿鲁杜思噶尔济农之族。这就越发无法肯定当时噶尔马伊尔登率领的伊苏特部和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同是哈赤温后裔的属民。依照这些材料，伊苏特和阿霸垓（或译阿巴噶）两部的部长是同族，有血缘关系。我们知道，伊苏特从兴安岭山阴南下归附前的牧地，大概在呼伦贝尔以西克鲁伦河流域，和驻牧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中间地区的阿霸垓等部落是近邻。但是，在没有发现其他史料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依然难以推定这两个部落之间的进一步关系。我们也未能从蒙古文世系谱里找到证明伊苏特与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阿霸垓部首领之间的同族关系。 伊苏特首领噶尔马伊尔登和喀喇车里克首领噶尔马不是同一个人，这是确定无疑的。清初的资料里也写得非常清楚，当时也是为了区别这两个拥有同名的阿鲁部首领而分别称之为噶尔马伊尔登（或汉译噶尔马叶尔登）和喀喇车里克的噶尔马。其实，喀喇车里克的噶尔马有时候也称之为噶尔马洪台吉。洪台吉和伊尔登都是称号，这类称号在当时蒙古各部首领中只有最高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拥有。 从前面的材料还可以看到，和噶尔马伊尔登一起前来归附后金的伊苏特部首领有寨桑达尔汉、摆沁伊尔登二贝勒即二诺颜，他们率领着小台吉五十六人。看来，伊苏特的绝大部分人众当时已经和他们一同前来归附了。 有一部乾隆九年成书的旗人谱书称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到目前为止，蒙古史界很少利用。该书提供一些清初编入八旗的蒙古人姓氏、世系和原住地（即原属部落）等信息。其中较详细介绍了噶尔马伊尔登家族的世系情况，从其内容来看，和噶尔马伊尔登同时在天聪年间来归的是一些同族首领。其中，可以了解到，噶尔马伊尔登有一个叔祖叫古鲁格，还有一个亲叔叔叫布岱。再据《初集》名臣传提到一个镶蓝旗的巴特玛。首先应弄清楚的是这一巴特玛并不是《通谱》里所说的誇巴特马，而是“伊苏特贝子之孙也”。他的伯父是寨桑和硕齐。当然，《初集》所说天命年间巴特玛和伯父来归后金之事明显是把天命与天聪弄混导致的。结合《初集》和《通谱》的资料来看，巴特玛祖父和噶尔马伊尔登祖叔古鲁格可能是指同一个人或者两人是兄弟关系。因此可以理解为巴特玛的祖父也是伊苏特部最高级别的首领之一。因为满语“贝子beise”一词，是贝勒beile的复数形式，而贝勒相当于蒙古的诺颜。 《通谱》还记有和噶尔马伊尔登一同来归者有他的亲弟弟图尔噶图、从弟誇巴特马、祁他特卫征和额尔格尔珠尔等。另外提到的首领有寨桑达尔汉和硕齐、塞冷、琐诺木塔思瑚尔海、纳木等。这些人应该就是属于《实录》中所言“小台吉五十六人”吧。 其中寨桑达尔汉和硕齐，原名为寨桑古英豁绍齐，有时也称为古英豁绍齐，在天聪八年三月才从天聪汗皇太极那里获得新号“达尔汉和硕齐”。据《实录》载：“丁亥朔。阿禄伊苏忒部落古英和硕齐先为两国往来议和，后阿禄济农为察哈尔所侵，率族属来归。因赐号达尔汉和硕齐，令行军居前，田猎居中。及其子孙永照此行。赐以敕书。” 另外，从一些零散的朝觐材料看，当时还有一些伊苏特部的首领一同来归后金。其中，有一个首领即贝勒（即诺颜）的名字称为“章”，天聪九年时皇太极路经其坟墓旁边，“追念其贤，亦奠以酒。”看来此人前来归附后金不久后死了。 综合以上信息，天聪四年伊苏特归附后金时，该部并没有一个首领统一领导。该部和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二部的关系也并非如以往所断定的那么密切。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未来的走向。 二、 编入八旗与从征清初战争 天聪四年归附后金后至崇德初期间，伊苏特部的大部分人众似乎一直游牧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一份满文档案看，天聪五年噶尔马伊尔登、寨桑和硕齐等首领两次前来盛京觐见皇太极。寨桑和硕齐还求得粮食等物品。当时，伊苏特的牧地应该离喀喇车里克部的牧地不远。天聪五年十二月，皇太极遣使蒙古各部时，派往孙达里往巴林、伊苏特、哈喇车里克、喀喇沁、土默特部诸台吉、塔布囊等处，所赍书云：“汗谕曰：管旗诸台吉等，携所有交换之罪人，即于正月初六日，集于四子部落处。倘有如期不来齐集者，则盟长等令其下马，再遇驰驿之时，令台吉等自乘幼马，令其余罪人仍来牛、驼切勿劳累壮马。明火执仗大盗有几何，均执之携来。倘有隐匿贼犯，或纵令逃跑者，则罪其主。”史料提到的这些部落的牧地相距应该不远。同时也显示了伊苏特部来归后，后金就开始了对其进行法制管辖。 天聪六年后金西征察哈尔，皇太极驻兵西拉木伦河时伊苏特和喀喇车里克首领们率所部兵来会。这也可以旁证当时伊苏特就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这一事实。另外，一份天聪九年档也可以佐证，该年噶尔马伊尔登并没有驻牧于盛京及其附近地区，而是从较远的驻牧地前来觐见太宗汗皇太极的。 崇德元年，阿鲁翁牛特等部编佐设旗时，伊苏特并没有像喀喇车里克一样并入翁牛特左右翼札萨克二旗。而太宗崇德时期伊苏特的首领们得到一些爵职，如上节档案文书所反映授噶尔马伊尔登三等子。《实录》的记载也证明伊苏特的其他首领也几乎同时得到爵职的事实。如《实录》崇德三年八月乙未条：“授博琫、席讷布库、何尼齐俱为三等梅勒章京，阿拜泰巴图鲁、巴特玛、塞冷、托克托会俱为三等甲喇章京，以其自伊苏特部落来归故也。”史料中提到的巴特马、塞冷，《通谱》中有其传记。托克托会是祁他特卫征的弟弟。又《实录》崇德八年戊辰条记载了寨桑和硕齐子安坦（或写安丹）病故后，其弟博斯希袭职的事情。还有一些首领以及其后裔任佐领、轻车都尉等爵职，而噶尔马伊尔登同族当中，祁他特卫征之弟喀兰图任过理藩院尚书，品秩最高。 从以上的文献看，崇德末年前，伊苏特没有被设立单独的佐领，很可能是零散地编入各固山的。还有一条材料是从《初集》名臣传中找到的，即镶蓝旗巴特玛传略中：“天聪二年，念巴特玛归诚之功，始授世职为游击，分隶大贝勒济尔哈朗下行走。太宗文皇帝曰：‘尔在蒙古地方择地而居，今虽在大贝勒属下，然朝夕侍朕左右，朕必加恩恤。’”这一条史料亦可作为对以上的推论的旁证。 相关史料不成系统，只是《初集》旗分志里有一条有用的史料，提到崇德八年将各固山下伊苏特、喀喇车里克部落之闲散蒙古编入牛录即佐领的情形。记载如下： 崇德八年六月庚寅，谕户兵二部曰：“各固山下，所有伊苏忒、喀喇车里克部落之闲散蒙古，无得令其隐漏。户部宜清察人丁，编入牛录。兵部再加察核，俱令披甲。其现在满洲固山下察哈尔、喀尔喀等部落蒙古，亦当察其壮丁增减，勿令隐匿。至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下闲散蒙古，亦编为小旗，设壮大管辖。” 需要说明的是，喀喇车里克部并非全部并入翁牛特札萨克二旗，其一小部分人众也和伊苏特部一同编入八旗各佐领中。我们从《初集》旗分志里又发现一条有关伊苏特编入八旗的非常有说服力的史料： 正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所属十八佐领之第十八佐领，系国初以阿霸垓地方来归人丁编立，始以噶尔玛管理。噶尔玛故，以其子伊纳穆管理。伊纳穆故，以其子班达尔沙管理。班达尔沙故，以其弟赛音查管理。赛音查退任，以其兄之子巴礼密管理。巴礼密缘事革退，以其弟阿尔纳管理。阿尔纳故，以其叔祖之子二等侍卫纳兰管理。 这里所说阿霸垓地方是指伊苏特的原驻地，如前所述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把伊苏特和阿霸该联系到一起的原因。但是，在此提到的噶尔马就是伊苏特的噶尔马伊尔登无疑。因为，其子孙的世系情况和《通谱》中所记没有区别。这就证明正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所属十八佐领中的第十八佐领是为编立伊苏特部来归人丁而设立的。 另外，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察哈尔官制”所述，“顺治初年，伊苏特由阿巴噶地方率众来归，编设半分世职佐领一人，附隶正黄旗。”又据嘉庆《大清会典》，当时在宣化、大同边外游牧的八旗察哈尔六十二佐领中就有一个伊苏特佐领。就此可以理解，顺治初年的半分佐领人丁到嘉庆时滋生而成为一个佐领。这两项史料和上述《初集》史料相结合看，属于正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所属佐领和游牧八旗察哈尔的佐领应该是不同的两个佐领。看来，崇德末年至顺治初期间伊苏特部众分别编入八旗的两个系统之中。 当然，伊苏特部于天聪四年来归之后就有义务在军事上支援后金。天聪五年的大凌河之战，虽说阿鲁部参与其中但并未说明其带兵首领。不过从《通谱》来看伊苏特的祁他特卫征、额尔格尔珠尔等首领和其他蒙古部落首领们一同从征其役。 天聪六年，皇太极再次组织蒙古各部兵与后金军一同出征察哈尔林丹汗。当年四月初十日，大军驻营于西拉木伦河。据满文档案记载： 喀喇车里克部落阿尔纳诺木齐，伊苏忒部落噶尔马伊尔登巴图鲁、伊绥、绰思熙、巴拜、塔实，扎鲁特部落内齐、色本达尔汉巴图鲁、马尼青巴图鲁、喀巴海、拜浑岱、喇巴泰、弼登图、巴牙尔图、额腾、根度尔、寨桑侯痕、济尔噶朗、恩克参、桑土、商佳布、额一德、额参德、戴青、桑噶尔寨、博尔济、昂阿、桑阿尔、猎烈忒、特精克、塔占诸贝勒各率所部兵来会。 清前期大规模的战争除了天聪五年的大凌河之战和天聪六年的远征察哈尔之外，还有崇德元年的征伐朝鲜、崇德五年至七年的松锦大战、顺治元年入关定鼎燕京之战，以及入关后与南明、各路农民军的血战，追讨滕吉思叛逃事件，直至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之役等诸多战争中都有伊苏特人跟从八旗兵征战。当然，有战争就有流血，伊苏特人也为清朝的征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祁他特卫征就是从征大凌河击锦州兵时阵亡的。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之战以后，在文献中很少见到有关伊苏特的消息了。 三、 结语 通过以上的探讨，清初蒙古伊苏特部的有关史实逐渐清晰，试做如下结论： 第一、伊苏特部的噶尔马伊尔登和喀喇车里克部的噶尔马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清初天聪年间他们各自率领其部前来归附后金。 第二、伊苏特部并非和喀喇车里克一同编入翁牛特札萨克二旗。研究证明，伊苏特部被编入八旗满洲和八旗察哈尔两个系统之中。编入八旗的伊苏特部人众和其他八旗蒙古如早期归附的内喀尔喀的乌济业特、巴约特、扎鲁特三部和兀鲁特部，以及较后编入八旗的喀喇沁、察哈尔二部相比其人众并不多，这样自然就引不起史家的特别注意，导致史书很少有相关记述。 另外，伊苏特首领的早期世系很不清楚，蒙汉史书的著者可能始终没有厘清传承。再有，如《金轮千辐》的作者答里麻和《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作者罗密，分别出自扎鲁特部和喀喇沁部，是本部人为自己的部落作史。正因如此，两位著者略知各自部落内编入八旗人众的情况。而伊苏特部没有出现这样的史家，这可能也是学界至今对其历史源流并不清楚的一个原因吧。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 因篇幅限制，本文推送时删除注释，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南大元史 微信号：njuys1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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