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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医 1老子对“道”的认识 老子的大道宗旨是：“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是老子对待宇宙万物自然和谐生态的根本原则。 老子无限深情地揭示了天人合一、没身不殆的根本途径：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六章） 认识和把握了大道的根本规律，方能避免实践中的盲目性，而虚怀若谷，无所不容。无所不容，方能廓然至公，不为亲疏、利害、贵贱所左右，不为祸福、得失、寿夭所影响。廓然至公，方能全面周到，道溥天下，没有遗落不及之处。“恒善救人，而无弃人。恒善救物，而无弃物。”（第二十七章）“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第六十二章）全面周到，方能天人合一，达到自我与宇宙万物的浑然一体、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方能融化于道，而成为宇宙中“四大”之一的人。融化于道，方能“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寿也”。（第三十三章） 老子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天下无道的根源乃在于欲望：“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得。”（第四十六章）对于商业对农业的巨大破坏力，老子深表不满，并严厉指责商业社会是违背大道的非正常社会：“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 ，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足谓盗夸。盗夸，非道也。” 人类愚昧阶段，也是人类异化的开始。对财寓的刻意攫取是人类社会所以异化的根本原因，也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引起的道德危机。老子总结私有制社会制度的的本质在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七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 簿，而乱之首也。”（第三十八章）随着人类的实践，一面是生产能力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文明不断地进步，物质生活不断地丰富，一面却是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精神境界却越来越异化，越来越沦落，越来越远离了自然大道。 利与蔽永远是对等的。人类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和智慧的开始，也是灾难的开始。利与弊的思考，老子首先想的是利物、利人、利他、利自然，强调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互利而不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靠智慧，不是靠争斗，也不是靠儒家所谓 的“道德”，而是靠素朴。“绝圣去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 2《黄帝内经》的养生思想 《黄帝内经>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谓内守，即是全神。全神思想最早来自于《道德经》的“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受气、养形。《韩非子·解老篇》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 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责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 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也与“啬”的论述是一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治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索问·宣明五气》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如房室过度则伤精，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孙思邈沿袭了《道德经》“啬”，的思想及《索问·经脉别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还以“膏用小炷与人炷”作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滥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受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内在之神明为外在之物欲所牵累，必然不安守于神室，要么导致心神的错乱而失去常态而癫狂，要么导致情气神的耗伤而损及年寿。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啬”的含义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中节”则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范围。中医以“中节”思想取代道医“啬”的思想，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今时之人”以“乐”代“道”，长寿观念不再被人尊崇 《黄帝内经》开篇之“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其次，中医学以阴阳学说为治“病”之本，神治思想逐渐被人淡忘 《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肿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再次，中医学科特点决定中医以医药学为学科内容架构，致使道医精华思想游离于医学之外 《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写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写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道医“啬”的目标看似高远，多数人也不过得到一个“中”字罢了。而“中医”所谓的“中节”思想看似圆融，如果能够得到“下”的结果也实属来之不易了。道医对人体五脏之神的态度比较消极，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现象，唯有持戒方能长生。而中医则认为，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正常体验和反映。人生在世总有喜怒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可不发，可以用，只是不可过用，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可以发，如果不发则隐曲不伸，反而郁而成病。因此，人若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七情之发必须合道，贵乎“中节”，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总之，“中神”是中医的情志养生观，中医也发明了不少情志养生法。 常人不明道医“全神”之理，不通“中神”之法，大多数的疾病，皆来自于对五脏之神的妄动和滥用。故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指出十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害的关键存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乩，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时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度。诚如嵇康在“养牛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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