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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 （向上滑动查看内容）  四川汉代西王母陶灯研究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和不同载体上的西王母图像各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其复杂性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逐渐细微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随着近年来新材料的不断公布，现有的研究成果其实还有深入的空间，甚至能够解决一些新的学术问题。 特别是以西王母陶俑为主体，以西王母陶俑为主体，并在其周围设置灯盘的西王母陶灯颇具典型性。它的西王母形象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圆雕表现形式。所具特征与其他载体上的西王母形象存在一些异同之处。那么，其文化内涵则需要专门进行考察和研究。 1953年以来，这种陶灯虽然在四川崖墓当中偶尔有出土，但是它并未引起多数学者的注意。近年来，这类器物的完整品被陆续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从现有材料来看，这种陶灯的造型有单体式和组合式两个大类。它们都是东汉晚期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一 单体式西王母陶灯  所谓单体式西王母陶灯，就是每件具有西王母像的陶灯都是一件相对独立、完整的器物。目前，所发现的数量仅十余件。西王母皆面带微笑，拱手笼袖，端坐于龙虎座之上。根据灯盘数量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型式。 A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两个灯盘，至少有8件。造型和特征基本一致，只是大小略异。西王母头戴高巾帻，左右两侧龙、虎头顶上各立一蟾蜍，蟾蜍上肢向上托举一灯盘（图一）。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者主要见于乐山地区，比如车子公社、高笋田和大湾嘴等崖墓出土器物。在此型陶灯的影响下，重庆巫山出现了模仿器物。 图一 A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 《中国油灯》著录 B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三个灯盘，仅宜宾山谷祠崖墓出土1件（图二）。西王母头戴角形巾帻。其头顶和两侧龙、虎头上的灯盘已经脱落。 图二 B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 宜宾山谷祠崖墓出土 C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五个灯盘，仅绵阳新皂乡崖墓出土1件（图三）。西王母头戴圆帽，两侧龙、虎呈上爬状。西王母头顶、身下两侧和龙、虎头顶各有一个灯盘。 图三 C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 绵阳新皂乡崖墓出土 对于上述单体式西王母陶灯，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一）造型比较丰富。各自的整体造型都能够在四川汉代画像当中，找到相似材料， 比如A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与成都大邑董场乡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图像相似（图四）。可见，单体式西王母陶灯的造型构思是受到了四川同时期画像砖和画像石棺之上西王母图像的影响。 图四 成都大邑董场乡画像砖（局部） （二）川西南是主要分布区。其中，A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分布于乐山地区，巫山等地出现了模仿器物。B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出现在宜宾地区，应为A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影响下的产物。只有C型单体式西王母陶灯出现在川东北的绵阳地区，应为本地组合式西王母陶灯影响下的产物。 （三）陶灯体量较小，高度一般在35～50厘米之间。这与同时期其他构造简单的动物、人物造型陶灯高度相近。并且，它们基本上都是模制而成，又与同时期本地其他陶质明器的制法相同。 （四）构图内容较为简单，由西王母、龙虎座、蟾蜍和灯盘等组合而成。西王母形象为四川地区独有的特征：独尊、拱手笼袖、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之上。蟾蜍是作为仙界西王母身边的祥瑞动物之一。可见，单体式西王母陶灯的图像内容与四川同时期其他西王母画像材料一样，应为表达升仙之意。 二 组合式西王母陶灯 所谓组合式西王母陶灯，就是每件具有西王母像的陶灯都由两到三个相对独立塑造的陶器重叠组合而成。各段之间有的由榫卯结构套合安装，有的则直接重叠在一起。由于其灯盘容易脱落以及构成元素差异较大，因而只能根据西王母的形象差异进行初步的划分，大体有以下几种型式。 A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西王母头戴圆帽，有2件。它们分别是：绵阳游仙区观太乡一号崖墓出土的一件（图五）和成都巴蜀汉陶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图六）。二者皆由上、中、下三层组成，灯盘与灯体之间为榫卯结构。它们的中层基本相同，而下层差异较大。
图五 A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 绵阳观太乡一号崖墓出土
图六 A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 成都巴蜀汉陶艺术博物馆收藏 B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西王母头侧装饰花朵，有3件。其中，有两件相对完整，它们分别是：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图七）和江苏常州陈履生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图八）。二者皆由上、下两层组合而成，图像构成大同小异。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完整，灯盘基本没有脱落。
图七 B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 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收藏
图八 B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 江苏常州陈履生美术馆收藏 C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西王母头戴护耳帽，仅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1件（图九）。由上、中、下三层组成，表明有彩绘痕迹。
图九 C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 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 对于上述组合式西王母陶灯，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一）类型较为丰富。它们的整体造型都与北方、中原地区的多枝陶灯相似。在《博物志》和《汉武内传》等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窥见早期西王母与多枝灯相关联的端倪。虽然这里记载的是西汉中期关中地区皇宫之内的情形，但是它却曲折地影响到了四川东汉晚期组合式西王母陶灯的产生。应该说，这就是四川汉代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 （二）川东北的绵阳是主要分布区，而成都平原的广汉仅有少数发现。对于那些失去了出土背景的收藏品，其地域性同样能够得到考古材料的佐证。其中，对于B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而言，其“两个小鼓夹一个大鼓”造型和兽首人身并托举灯盘的造型等均表明，此型陶灯应该是来自绵阳地区。对于C型组合式西王母陶灯而言，其西王母头戴护耳帽、单腿跪坐并伸手托举灯盘的兽首人身造型和表面的彩绘均表明，此型陶灯应该是来自广汉地区。 （三）陶灯体量较大，高度一般在80～110厘米之间。这与四川汉代钱树、北方和中原地区多枝陶灯的高度大体相当。并且，它们基本上都是采用模制与捏制相结合的方式，分段制作组合而成。尤其，中层和底座的造型与成都至绵阳的钱树座有相似之处。可见，组合式西王母陶灯的制作与钱树座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构图内容较为复杂。不同灯型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地方。总体而言，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西王母为核心的仙境图像。 有的构图比较完整，有的则相对简化。通常，西王母身下有三足乌（三青鸟）、九尾狐和蟾蜍捣药图像。另外，左右两侧的侍者或站或坐，都为专门侍奉西王母。或许，她们就是汉代扬雄《甘泉赋》中西王母身边玉女和虑妃的象征。 第二类：以日轮与月轮、天门、天马、天鼓等为代表的天界图像。 日轮与月轮组合图像位于西王母头部两侧，圆轮之中有金乌和蟾蜍。这类图像常见于四川汉代画像材料和钱树座之上。有些还与伏羲和女娲图像结合在一起，位于二者的手中或者胸部。尤其，简阳鬼头山崖墓三号画像石棺和成都青白江国光村画像砖上还有铭文“日”、“月”二字（图十）。这表明，它们确实是天界之太阳和月亮的象征。其隐喻的表达可能是汉代五行思想当中阴阳调和的蕴意。
图十 成都青白江国光村画像砖（局部） 天门图像位于西王母台座之下，两边各有一人执杖跪坐把守。其造型与以绵阳河边乡白沙包崖墓M2出土的钱树座为代表的“西王母+双阙”模式钱树座，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考古材料之中，双阙通常是天门的象征。尤其，四川简阳鬼头山画像石棺的双阙中间和重庆巫山鎏金铜棺饰的双阙之上都有榜题“天门”二字，亦可佐证。那么，西王母陶灯台座之下的那扇门应该同样如此，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于双阙而已。 天马图像是骑马造型中的带翼者。这与四川汉代画像石、钱树及树座、石阙上的翼马形象如出一系。尤其，绵阳观太乡那件的骑者为羽人形象，就是最为直接的证明。其构思与1966年陕西咸阳新庄西汉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的羽人骑马玉器极为相似（图十一）。另外，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之上的翼马旁边还有“天马”榜题，亦可为证。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可知，天马是前往昆仑山升入天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图十一 陕西咸阳西汉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羽人骑马玉器 天鼓图像位于前两型陶灯的上层。尤其，美国耶鲁大学收藏那件左右两侧还有骑马人物作击鼓状。据文献记载可知，中间的大鼓为“建鼓”，两侧的小鼓为“应鼓”或“朄鼓”。这种两个小鼓夹一个大鼓的雕塑表现形式目前仅见于四川地区。它出现在组合式西王母陶灯的天门之上，与重庆巫山鎏金铜棺饰天门之上的击鼓图像有些近似（图十二），应该是“天鼓”的象征。
图十二 重庆巫山出土的鎏金铜棺饰 第三类：以羊、熊、龟、嘉草、兽首人身造型等为代表的祥瑞图像。 无论是祥瑞动物，还是祥瑞植物，以及半人半兽的怪物，都具有驱邪避害的超强神力，是升仙、升天过程中辅助力量的象征。 通过上文的考察可见，组合式西王母陶灯的图像构成与以西王母图像为主题的四川汉代钱树及树座，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显然，它们都是表现天上仙界的西王母神仙信仰和观念体系的图像组合。进一步说来，二者都是四川汉代西王母信仰影响下出现的地域性器物，那么它们的整体蕴意应该是殊途同归的。那就是，它们既要表达升仙之意，又要表达升天之义。  三 综合认识 东汉晚期，经济和文化持续发展，各地豪强迅速崛起。于是，四川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蕴育了特别的人文习俗和丧葬文化。西王母陶灯就是本地丧葬陶俑艺术发展的新生事物之一。它除了具有普通陶灯一样的寓意（长明灯）以外，还具有反映墓主生前西王母信仰的意义。其西王母表现形式却不同于早期的浅浮雕技法，而是采用了圆雕技法。很明显，这是西王母陶灯制作技术进步的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二者的西王母形象与同时期的女陶俑极其相似。它们都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妇人形象。只是，两类西王母陶灯之间又有一定的地域差别。这应该是与各自工匠的观念传统和所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有密切关系。 二者在四川地区的同时出现，表明它们应该是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然而，它们在分布、造型、体量、制法和构图等方面的差异，又表明彼此有着不同的造型渊源和图像渊源。基本上可以说，它们分别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两个地域子传统，有着各自的构思来源和发展体系，并形成了彼此相对独立的格套。 在造型和构图的差异背后，二者必然蕴藏着整体意义的不同。上文的分析表明，单体式西王母陶灯是体现升仙之意；而组合式西王母陶灯是既要体现升仙之意，又要表达升天之义。可见，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社会信仰和丧葬习俗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独特的地方。因此，对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西王母陶灯，要加以区别对待。 （作者单位：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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