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4年首届音乐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音乐界口述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以口述史为题的研究，包括以口述史为主要方法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9篇，2016年达20篇。当然，本文不拟综述这些发表的论文，而仅就2016年 5月5日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口述史梁茂春教授讲座课上关于口述史史实的相关陈述所引发问题来展开关于“史实”的讨论。
 梁老师的讲座很有新意，以讨论的方式引出了音乐领域口述史研究的十个问题，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既有梁老师的侃侃而谈，又有参与者的踊跃发言。该课堂实录后又由刘鹤红同学整理，以《“口述音乐史”十问》发表在2016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第3期。参与讨论的有谢嘉幸、《音乐周报》副主编陈志音、丁旭东以及中国音乐学院的部分研究生。 【梁茂春．“口述音乐史”十问[J]．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3）：12-32．】梁老师的主要观点有： 2、提倡“口述音乐史”，可以使音乐史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更加开放，可以增加音乐史研究的个性特点；提倡“口述音乐史”，可以增加音乐史中的人文精神，可以更加关注音乐史的细节。因为你所采访的对象是鲜活的人，被访者所谈的是与他生命相关的音乐，因此，口述音乐史从本质上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音乐史。 3、提倡“口述音乐史”，能够使音乐史研究更真实，“口述音乐史”所尊崇的是真实的音乐史；提倡“口述音乐史”，这将给中国音乐史研究带来一个巨变，是将音乐史从注重威权向注重民间的重要转变，可以扩大音乐史的研究范围。这是改变音乐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思路。可以丰富音乐史书写的个性特点，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大一统”局面的。 【梁茂春．“口述音乐史”十问[J]．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3）：12-32．】 2、口述音乐史是以两种状态存在的，一个是口述者本身所讲述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口述者本人的历史存在。口述者及其所讲述的过程本身也是历史，这是两种历史的真实。……访谈口录中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确保他讲他自己记忆中的“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他个人历史存在的真实，而不是他所讲述的那个“历史事件”的真实，那个“历史事件”当然还应该通过别人或别的方式去佐证； 3、我觉得更重要，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大家都可以企及的永恒不变的历史呢？从来没有过。正是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要记住这一点，才能够理解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历史确实有确定性的一面，但评价性的史实则肯定是多元的。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对一件事情的表述至少要采录三种以上不同观点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唯此，访谈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才能够接近“真实”。看一件事情应该有不同的视角，才构成丰富的“真实”。 4、音乐史学界提出“重写音乐史”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是不是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来重写音乐史呢？我觉得也不对的。不应该仅停留在以一种意识形态来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会给音乐史提供多样化的视角。以前我们把少数人的、或者是某个集团或者集团的利益放大当成真理，现在觉得不应该，史学的研究是多维度、多角度的，要包容的允许不同的视角看相同的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口述音乐史的多样化视角，应当成为“重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口述音乐史是以两种状态存在的，一个是口述者本身所讲述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口述者本人的历史存在。口述者对某个历史事件的陈述可能不是很准确，也许有偏见，也许有其他的方面的问题，但是他本身讲的他对自己存在的记忆和认识，这也是历史，不要忽略这个历史。 【梁茂春．“口述音乐史”十问[J]．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3）：12-32．】 哲学观念转向 【谢嘉幸．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6．】
我想，伽达默尔的这一观点，是对口述史哲学基础一个坚实的注释……历史作为可被理解的历史文本，在个体的理解发生变化时往往发生嬗变，变化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历史文本的认识，各种外部因素塑造的易受影响的人，他们是历史传统影响下的个体，却又按照自己的心意对历史文本加以装扮。因为“虽然历史研究的目标无疑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历史是过去的事情’这一定律，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的事实。”
【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1）：75-83+6．】这就构成了对历史事实追求的不同方面。
第一种史实
首先，只要我们试图去接近或直接面对历史的事实，就必须承认历史的当代性。因而，毫无疑问，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是被“当代化”的历史。但第一种史实仍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史实，即确定性的历史史实。例如“‘文化大革命’发生于1966至1976年间”作为一个被确定的历史史实，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史料加以佐证的。尽管对于已经确定的史实可能仍然会有争议、有不同看法，也可能有记载错误，甚至遭遇篡改。但总的来说，这些史实已是板上之钉，被史学界认可，除非你能拿出新的史料来加以推翻、改正或者扩充。
第二个层次的史实，即评价性的历史史实。评价性史实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多元的，多视角的。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对一个事实至少要采录三种以上不同观点原则，正是基于对评价性史实多元性的判断。评价性史实所呈现的史料，往往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仍然掩盖不了因单一判断所导致的片面性。
第三个层次的史实，即口述者所指的历史史实。除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影响因素外，还会因种种个人原因，带有主观性。在记述过程中，也可能有所遗漏，甚至因外部因素或者个人好恶有所偏颇。口述者往往会在自己所述的历史中加入或多或少的主观因素。
作为以历史事实为目标的第一种史实的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始终追求客观记述的历史，甚至能够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在这三个层次中，口述史实是最不稳定的，以“老舍之死”的口述为例，三位亲历者口述这就有三种说法。三位口述者所陈述的“史实”并不一致，以真实性为目标，如采用一种口述作为史实，那么另外两种须证伪，如不能证伪，则史实不能成立。
这正是口述史被“看轻”的原因。 第二种史实
然而，在第二种史实当中，口述者的“陈述”也被当成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它被采录者以具体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如何做”的实录所确证。这就是“第二种史实”的源头。这种史实的追求，并不完全以第一种史实为目标，而是将口述者对第一种史实的陈述与口述者陈述过程本身看成一个整体，并以后者为存在依据。无论口述者对第一种历史史实的陈述有多大的真实性，他自身的真实性确实确切无疑的，两者构成了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 第二种史实也分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顺序正好与第一种史实的顺序相反：
第一个层次，即口述者陈述过程本身，通过五个“W”（人物、时间、地点、做什么、为什么）和一个“H”（怎么做）确定当下发生的历史史实。仍以“老舍之死”的记忆陈述为例，三位口述者所陈述的第一种史实虽然不一致，但都是有意义的，也都是真实的。
第二个层次，通过相关史料以及口述者的相关资料找寻与分析口述者标书的成因。例如抗战老兵，其亲历战争惨烈，在生死一线间浴血奋战，国恨家仇融集一身，与后世翻阅史料所作记载，无法设身处地感受，两者情绪必然不同，所作评价也肯定有所偏差。
第三个层次，即口述者表述所指的确定性史实，其印证共同构成口述者记忆、当下存在的生命体验以及个体的多方面际遇的效果历史。
结语 本文所阐述的“两种史实”，作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现象，许多学者也关注到了，比如左玉河先生在《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一文中，以“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为题加以论述【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J]．史学史研究，2014（4）：9-21．】等等，然而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剖析与研究仍然远远不够，对于口述史研究，真正确定第二种史实的地位，将会打开口述史研究崭新的一页。
附录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口述史研究方法讲座第三期（2015-2016学年度第二学期） 序列姓名讲座题目时间邮箱职务
第一期梁茂春音乐口述史漫仪——以《贺绿汀采访录》《杨荫浏采访录》《王洛宾采访录》为例2016年5月5日 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学家、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授 第二期杨祥银口述历史典型案例分析2016年5月12日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
第三期刘嵘民族志方法与音乐口述史研究2016年5月19日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秘书长
第四期张龙珠口述历史资料的编目与编辑原则2016年5月26日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资深编目专员 高海涛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专员 第五期金辉口述历史——我们在寻找什么2016年6月2日《客从何处来》制片人 第六期雷颐“在文本之后：口述史的意义与细节”2016年6月16日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著有《萨特》、《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等 第七期左玉河口述历史：当代史学的新潮流与新革命2016年6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化史研究室主任 第八期李卫民关于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2016年6月30日山西社会科学院 （2016“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发言稿）
本文根据作者提供电子稿编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