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别号的新发现
所以,读者很容易理解,“某某外史”的名号使用,范围很单一很专业,指针对一件事业或者一个人而给自己命名。就像有人有很多QQ号码,但是用来给公司做广告,恐怕只有到办公室才会登录。通过这个“外史”,至真斋主还附加深化了一个认识,既然高鹗自称“红楼外史”,那么现在120回《红楼梦》,后四十回根本不用论证,高鹗等于铁定告诉世人,那四十回根本不是他创作。换一个角度,我们如果说后四十回与他有关,那也得跟前八十回一样,都与他有关,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审稿定稿然后组织刊刻。
在曹寅的同时代,也是曹寅的友人刘廷矶(号在园)在他的《在园杂志》中写道:
商丘宋公记任丘边长白为米脂令时,幕府檄掘闯贼李自成祖父坟,墓中有枯骨血润、白毛、黄毛、白蛇之异,与吾闻于边别驾者不同。长白自叙其事曰《虎口余生》,而曹银台子清寅演为填词五十余出,悉载明季北京之变及鼎革颠末,极其详备,一以壮本朝兵威之强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义,一以暴闯贼行事之酷虐,一以恨从伪诸臣之卑污。游戏处皆示劝惩。以长白为始终,仍名曰《虎口余生》,构词排场,清奇佳丽,亦大手笔也。复撰《后琵琶》一种,用证前《琵琶》之不经。
类似的史料记载,基本认同曹寅作者论,唯独有了胡诌红学之后才对这部作品作者无所适从。
《永宪录》续编叶六十七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中略)寅演《琵琶》传奇用蔡文姬故事,以正伯喈之诬,内装潢魏武之休美,或谓其因同姓,然是举实阿瞒一生好义处。又演明米脂令边大绶与陕抚汪乔年掘李自成先冢,所纪《虎口餘生》将一时人物备列,表忠义而褫叛逆,可敦风教,并附志之。 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叶六《表忠记》一名《虎口餘生》,近时人作,闻出织造通政使曹寅手,未知是否。演明末李自成之乱,本朝大兵声讨,小丑殄灭;死难忠魂,俱得升天,故曰《表忠记》,其端则自米脂县令边大绶掘闯“贼”祖父坟茔,后为“贼”击,几死。皇师讨“贼”,大绶获全,且得邀恩至显官。其自述有《虎口餘生记》,故又谓之《虎口餘生》也。 王季烈《螾庐曲谈》卷四叶二十四《虎口餘生》,国朝遗民外史撰,姓名未详。 《曲考》:曹银台子清,撰《表忠记》,载明季忠烈及卑污诸臣极详备,填词五十馀出,游戏皆示劝惩,以边长白大绶为终始。 但是,由于主流红学,尤其是周汝昌为首的伪学者认为,《虎口余生》在清初时期,涉及了明朝颠覆关联内容,曹寅是忠诚康熙的,所以不可能是他写的,还列举一大堆曹寅的诗歌,表明他的高雅,而不会写出这样低俗作品,周汝昌说:“寅于词曲自负。既览此剧,回视所谓《虎口餘生记》,其庸恶之笔直如土苴,何得以此等厚诬曹寅?余旧年实未见其书,误信《在园杂志》之说,翻欲借此以“表彰”之,况《虎口餘生》为一极反动之剧本,又岂容误说?实为谬甚” 结论“语气事迹,与寅相去悬远已甚,不啻风马牛。揆其人,盖一南士,思想文笔皆至陋谬。其曲词尤为恶俗,断非曹寅手笔。” “南士”是周汝昌爱用的词汇,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南明“遗民”或者“遗老”之类。周先生实在不能接受曹寅是作者,找不出合理的证据,就要别人不要相信刘廷矶,那么他谁能相信是“南士”呢?因为“遗民外史”四个字就的告诉世人,写这东西的人,确定不是遗民,周先生气急败坏了吧,基本常识都不具备,至少,曹寅不是“南士”才更符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歇斯底里抵制曹寅是《虎口余生》作者,就不相信曹寅曾自称“遗民外史”。 大多数的读者,对曹寅的理解,都是来自主流红学的认知,也就是说他是康熙的亲信,潜伏在遗民内部等等,曹寅会不会在南明遗民群中感化了自己?“遗民外史”令人回味无穷。 再看“西堂扫花行者”,这个名字,又是怎样的。这里不但不能像主流红学一样论证了西堂,恰恰说明了“西堂”另有其人,“行者”一词乃佛教用语,表达极大的虔诚与忏悔,而“扫花”呢?你懂的,这是对无数为中华民族而视死如归的英魂祭奠!下午王巧林老师跟我通话,他对“扫花行者”的认识,甚至涵盖了“葬花”的寓意。 《石头记》既然离不开曹寅,那我们不管你是主流还是非主流红学,都要重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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