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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生于1932年的特立尼达，后长期在英国生活，1960年重返特立尼达，并对加勒比海多地进行访问，1962年《重返加勒比》出版。
书的第一部分记录从英国到加勒比的航程，题目为“中途航道”，书中对“中途航道”的注释为：“就是奴隶贸易船从欧洲出发，欧洲人用工业制成品在非洲西海岸换取奴隶，然后将奴隶带往美洲，用奴隶换取当地的原材料后返回欧洲。中途航道特指奴隶贸易船从非洲到美洲的航程。”由注释可以看出，“中途航道”应该是从非洲的到美洲的航程，但奈保尔的航程却起自滑铁卢，这是一段陆上的旅程。此滑铁卢似乎并不是拿破仑倒霉的那个滑铁卢，应该在英格兰的某地，真正的航程开始于南安普顿，英格兰岛南部的一个海港。
由英格兰出发到美洲，显然与经典的“中途航道”不同，但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没完没了地叙述种族问题，从船长船员旅客到舱位的等级，处处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界限虽存在于文明时代，却与奴隶贸易时期的界限神似，由此逐渐将读者引入这本书的主题。
作者的第一站是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故地重游，这岛屿让作者感到亲切却陌生。60年代的岛国显得现代且时尚，美国文化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英国虽是其宗主国，但英国的东西几乎已成笑话。
特立尼达主要的居民是黑人和印度人，白种人数量很少，但属于高尚阶层。黑人地位已有明显提升，他们融入社会，管理社会，成了警察，公务员，他们是今天的自由人甚至“上等人”，而他们歧视外来的黑人，甚至包括其他有色人种。
印度人也称为东印度人，这是为了与西印度的居民相区别。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周围，有自己较为封闭的村子或者社区，他们有自己的族长，用自己的规矩替代法律。
在整个特立尼达，法律实际上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法律，这种优良传统来自其深厚的殖民底蕴。任何强势人群都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法律解决问题，先是西班牙人的，然后是英国的，其间还有其他外来移民的。当所有的居民都以自己的行事规则做事时，法律就真的顶个球了。这里的事情对某人民大学著名的雕塑做了最好的诠释。所以特立尼达更像传统的丛林社会，这类似于西西里，或者早年的美国西部。人们无视法律，处处都是潜规则，这一点会让人联想到很多潜规则流行的现代社会。
如今社会已经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再有过于明显的差异，但实际的种族问题处处存在，而且有太多相关的问题有待于解决。
离开特立尼达，奈保尔来到了英属圭亚那。英属圭亚那位于美洲大陆的东北角，紧邻委内瑞拉，这是英国人的土地，面积相当于英国本土，却人烟稀少，只有60万人，这些人主要居住于东部地区。一路向西，人烟更少，有不少的森林，与巴西更大的森林连为一体。
这个国家以农业为主，有大面积的甘蔗，基础设施相当薄弱，连一条像样的大路都没有，某航空公司只有三架老式的飞机，且基本没有时间和距离的概念。
英属圭亚那主要人口为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白人依然是少数族群，也依然是上等人。这里与特立尼达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是，印第安人明显增多，这可能也是与美洲其他地区差异的主要标志之一。
殖民时代的早期，特立尼达的居民同样主要是印第安人，但他们遭遇了所有原住民都会遭遇的困境，他们保守、本分、拘谨甚至善良，结果遭到所有外来人包括黑人的排挤，其最后的选择只有逃离。英属圭亚那在南美大陆，紧靠森林，进可攻退可守，很适合印第安人驻留，于是这里成了他们永久的居留地，但他们属于英国，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
当然，这里依然有印度人，甚至还有华人。亚洲人来南美的方式与黑人来的方式不同。华人主要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前来，他们不是奴隶。印度人的到来是英国人的功劳。在殖民时代的晚期，英国殖民的主要目的地转向东方，其中最大的殖民地是印度。这使得印度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间流动成为可能。当时的南美洲缺乏劳动力，于是印度劳动力得以大量移民。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印度社区的主体。
不同人种生活在一个国度里，信仰不同，观念不同，差异和歧视就会存在。在英属圭亚那，歧视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依然是作者想揭示的主题。
作者的下一站是苏里南，紧邻英属圭亚那，1955年独立，官方语言为荷兰语，主要的居民是黑人，印度人，也有少量荷兰人和华人，其人口构成比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复杂，但种族问题似乎较少，尽管黑人与印度人之间摩擦不断。
苏里南的历史在1667年受到一件重要事件的影响，事件涉及英国与荷兰。根据当时的《布雷达条约》，荷兰人把纽约给了英国人，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苏里南，此后苏里南的历史彻底改变。
拿今天的纽约与苏里南相比，二者不存在可比性，这对荷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荷兰人并不这么认为，要知道，纽约早已不归大英帝国掌管了，而苏里南却一直是荷兰人的殖民地，甚至到了其独立后的今天，荷兰依然享有宗主国的种种特权。
与其他欧洲人相比，荷兰人富有务实精神。在种族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做回避，他们公开承认差异的存在，并采取大量积极的措施消除弊端，结果反而避免了各种激烈的冲突。
荷兰人主张同化，但并不进行强制，他们比英国人更懂得宽容与理解。英国人从来没有试图使英属西印度人成为英国人，“一想到有人假装与宗主国存在均等机会，正如荷属和法属印度人轻易以为的那样，英国人便会火冒三丈。在他们的帝国中，英国人是‘欧洲人’，而西印度人把英国当成祖国，则令英国人感到好笑、烦恼和震惊。”相比之下，荷兰人显然技高一筹。
但非常不幸，愿望与现实总喜欢开玩笑，荷兰人总是心慈手软，最终却导致了排斥。苏里南后来直接独立，荷兰人终被抛弃。英国人实施犬儒主义，殖民地反倒相安无事；荷兰人比英国人高明，却失去了殖民地。这似乎揭示了某种真理，在种族问题上，仁慈有时是一剂毒药。
英语对苏里南甚为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受英属圭亚那的影响，其二是1667年之前这里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地，这三百年前遗留在奴隶头脑中语言的痕迹。
英语属于一切说英语的人，荷兰语却只属于荷兰人。这在西印度人看来相当自然，在以荷兰语为母语的殖民地居民看来也并不怪异。会说一门很少为外面世界知道的语言，荷兰人被当成了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在苏里南也是如此。受过教育的苏里南人会说英语、荷兰语、法语，印度社区里还有印度语，后来的爪哇人还会说爪哇语。当然，这里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黑人英语。由于多种语言被这个国家的人掌握，这意味着许多个世界向苏里南人打开，因此他们不会像只会说英语的其他西印度人那样土气，见多识广的他们处理问题也更理性更客观。
离开苏里南的下一站是马提尼克，这是加勒比海中的一个岛国。该国是法国殖民地，当地主要是黑人，其次是黑白混血人，再次是白人。让作者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竟然也有不少的印度人。这些人与其他岛上的印度人一样，也是劳动力缺乏时代契约劳工政策的产物。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的华人。
马提尼克人说法语，城内到处是法语的标识，广播节目甚至以“法国广播电台”自称。当地人对法国这一“祖国”的认同感相当强烈。对于有色人种来说，这意味着一种体面的自豪感。但这样的身份对于黑人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当他们离开这个岛国时才好意思说自己的是法国人，而在这个岛国里他们只能是黑人，地位永远赶不上真正的白人。
这块殖民地的教育很成功，这在法语的普及程度上可以看得出。但这个岛国的人种界限分明，即便是肤色完全像白人的居民，哪怕有一丁点黑人的血统，都会被当地的人种辨别专家识别出来。人们对种族问题的敏感与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点与其他岛国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一站“奔赴牙买加”，作者的飞机在小岛安提瓜着陆。安提瓜被作者描述为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地方，关键是没有人烟，街上冷冷清清，人相当懒散，作者只看到两个黑人老爷爷，还有三个可怜的没有玩伴的英国小伙子——因实在找不到人玩而只能自娱自乐。作者还提到一个女仆，因为对客人言语有问题被女主人不幸地炒掉。
牙买加有很多的黑人，而这里的黑人显然与其他地区黑人不同，他们信奉“拉斯塔法里派信条”，认为“对黑人来说，牙买加就是地狱，正如埃塞俄比亚是他们的天堂一般。”很显然，埃塞俄比亚被当做了他们真正的“祖国”。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相当严重，这为很多社会危机埋下了伏笔。
作者整部书的描述止于在法国人海湾的体验。那是一个相当高级的别墅区，要想在那里居住，仅仅有钱不行，“如果发现你不在纽约社会名流之列，你还是会被拒之门外。”这是牙买加人心目中法国人海湾的印象。
作者对法国人海湾居住的体验进行了描述。那里奢靡，舒适，为所欲为。那里的一切与不远处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那只属于最上等的人，那是等级与种族差异明确的标志。在牙买加，人人都知道法国人海湾，正如人人都知道现实中真实的种族问题一样。这现实让牙买加人每天都不得不悉心品味，无法回避。
奈保尔花数月时间走完了加勒比海几个国家。很显然，作者并没有认真描述加勒比海浪漫的沙滩与海景，而只是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了叙述。加勒比海被描绘成欧洲的另外一片海域，或者是新大陆的地中海，它能唤起人性中所有美好的向往，却处处彰显出人性阴暗的面目。这里没有旧大陆那种真正的高贵和美丽与之互补，有的只是使文明堕落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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