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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 篆书白氏草堂记条屏 乾嘉学者习篆之目的与金石考据研究息息相关。乾嘉学者在篆书观念上，一方面，他们重视对先秦古文的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在小篆创作中大多取法李斯，反对大小篆杂糅及以隶作篆的现象。通过邓石如与钱坫在乾嘉时期的接受对比，从时间及其影响范围上钱坫都占据重要地位。包世臣为“崇邓”代表人物，通过对包世臣相关事迹的考证，发现其推崇邓石如更多出于其他目的。 乾嘉学者篆书观念及邓石如篆书接受问题研究 宋立 邓石如作为书法史上重要的书家，他的篆书在乾嘉年间已有一定的名气，但在当时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他的篆书主要在其离世后，影响力才逐渐扩大，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藉甚不渝，人亡业显。”当今书法史，大多是在后世背景中来看待邓石如在乾嘉时期的影响，而事实上邓石如在当时的影响与后世不尽相同，为了弄清邓石如在乾嘉时期的影响，不妨先从当时的习篆观念谈起。 邓石如 篆书题九成宫额轴  乾嘉学者之篆书观念  乾嘉时期学术研究一改清初单纯考据，更多注重考据内容的经世实用价值，正如乾嘉学者章学诚所云：“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这即是注重其实用价值的体现。乾嘉时期除了章学诚，还有纪昀谈及圣贤有：“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钱大昕亦有：“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如此等等，都是乾嘉学者重经世实用的体现。正是因为乾嘉学者治学理念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他们习书观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 经世实学影响下的习篆之因 乾嘉时期受金石实学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置于严谨的学术研究上，艺术上他们虽有涉及，但毕竟不是他们的主要方面。如近代学者张舜徽论乾嘉学者书画云：
可见，书画艺术对于乾嘉学者来说，学问研究之余事罢了。乾嘉学者即使专门涉猎书法，受经世实学的影响，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书法的实用价值上，所以书法对于多数乾嘉学者来说，只不过是以书为用罢了。如后世陈三立《题孙师郑吏部先世子潇老人遗墨》云：
陈三立所描述的，“操翰见根柢”正是乾嘉学者追求实用的体现。关于乾嘉时期书法的实用观念，凌廷堪有云：“‘近颇学汉人隶书’，仆窃以为非也。仆向者勉足下留心秦汉以来金石文字者，诚以其有益于考订……欧赵洪薛皆于金石文字中学古有获，非宝其字画之工整也。”在凌廷堪看来，金石文字应为考据服务，并非注重其书法特性。 由此可见，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乾嘉学者较少关注书法的审美特征，更多的是为他们的考据研究服务。 邓石如 篆书七言联 彩豪闲试金壶墨 青案时看玉字书 乾嘉学者较少关注书法艺术，但是他们大多擅长篆书，这与他们平时临习篆字密不可分。而乾嘉学者临习篆书与专门以书著称的书家迥异，他们临习篆书主要是以熟悉字形为主，以方便进行小学和金石学的研究。 一方面，在乾嘉学者那里，临习篆字，掌握字形规律，有助于《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研究。例如，洪亮吉曾赞赏乾嘉时期的钱坫：“钱君献之夙操记事之觚，早究结绳之学。研六经从文字入，故时析精微；研文字又从声音入，故尤明通假。”钱坫在小学方面颇有造诣，而他在篆书方面的成就与其小学造诣密不可分，钱坫有大量的小学著作，而单纯论述书法的著作很难见到。如他有《说文解字斠诠》十四卷，他既校正了各种《说文》版本之误，又对许慎解释未详处，及其后人与《说文》原本之差异进行了诠释。熟悉字形是研究《说文》的基础，这是影响钱坫篆书成就的重要方面。乾嘉学者朱筠亦如此，如他赞美篆书家李阳冰时，却不离对《说文》的论述：
“始一终亥”是《说文》部首的顺序，由此看来朱筠喜好篆书，并在推重篆书名家之时，也不忘对《说文》的学习。同样，以篆书而著称的学者孙星衍，更加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学习篆书只是为其考证研究所用：
在孙星衍那里，习篆书的目的是“读《说文》，究六书”。其实这亦是大多乾嘉学者习篆的心声，正是如此，从而造就了他们在篆书上面的成就，也就是说“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 邓石如 篆书朱文公四斋铭条屏（附吴昌硕题跋） 另一方面，临习篆字亦是乾嘉学者研究金石学的重要方面。除了小学，金石学也是乾嘉学者重点关注的，如钱坫作《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他在其序言有云：“余自少留心斯业，每欲汇辑《博古》等书，递加匡正，但恐数经传于形制笔画再失再讹，既枉费揅精，又无补实用。”可见，钱坫为了再次避免经典内容“形制笔画”的讹传，于是有此著作。毫无疑问，为了避免款识讹化，临摹钟鼎彝器款识是必不可少的。周中孚亦说过：“十兰精于考古，所得古器有以证文字之源流，辨经史之讹舛者，因仿《博古》《集古》及《薛氏法帖》诸编，摹其形制，文字为之考释。”“摹其形制”亦说明了钱坫在金石方面，摹其器形及文字所下功夫是非同一般的。所以，从钱坫习篆的角度来看，他摹习彝器篆文，亦是其研究金石学的重要方面。除此，孙星衍在谈及其与黄易交情有诗云：“把臂梁园近十年，雪鸿忽聚此山前。画图他日传佳话，金石交情翰墨缘。”此处则道出了乾嘉学者的书法交往，更多是基于金石基础之上的。 总之，乾嘉学者在篆书方面的造诣，多与他们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 邓石如 篆书中庸论轴 二 重视先秦文字的篆书观与邓石如之差异 先秦简帛大量出土，主要在晚清以后，而对于乾嘉学者来说，所见先秦文字较少，所以他们的篆书以取法秦篆为主，他们在书法观念上却十分推重先秦文字。 众所周知，洪亮吉在篆书实践上主要取法“二李”，其习篆观念在《题饶上舍眰印谱》中有所体现：
此处洪亮吉旨在对工书法而不识字的现象提出批评，在他那里对元、明、宋时的篆书持否定态度。语境中，也体现出了洪亮吉对先秦奇字的敬仰。其实洪亮吉平时亦有先秦文字的临习经历，他为亡侄作诗云：“汝才工料事，兼复习蝌蚪。每写百幅书，人疑出余手。”可能因其曾有“习蝌蚪书”的经历，所以众人怀疑为其所作。 同样，在篆书上造诣甚小的曹文埴，其篆书观念上亦推重先秦文字，如他在《题程丈虚原印谱跋》中写道：
曹文埴旨在称颂程丈虚的印章风格，他对程丈虚印文用字的论述，亦是他篆书观念的重要体现。这里他称赞程丈虚气息乃“商周彝鼎眩人目”，其意直追“周秦”，并且认为李斯风流在此略下一等，如此等等，都是曹文埴重先秦文字观的表现。 邓石如 篆书小窗幽记句轴 除此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姚鼐，他在篆字观念上，与乾嘉其他学者有所差异，但是在推重先秦文字的观念上是相同的。如他在《篆秋草堂歌赠钱献之》中写道：
姚鼐在篆书观念上，主要表明了对秦李斯、唐李阳冰及宋时“二徐”篆书有所不满，并对秦朝破坏前代古文的做法十分愤慨，这些都是姚鼐重视先秦古文的体现。 总的来说，乾嘉学者中，不论是在篆书上有一定影响的书家，还是在学问研究上颇有成就在篆书实践上较少的学者，他们在篆书观念上主要以重先秦文字为旨归。可能有些学者对“二李”颇有微词，但李斯一路书法亦是当时主要师法对象。 关于邓石如的习篆观念，包世臣有云：“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一般都知道，乾嘉学者多数小篆以学李斯为主，正如钱泳所说：“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而邓石如却在李斯之后的三国篆书上所下功夫尤深，这与当时习篆之观念无疑有区别。还有“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其小篆突破了“二李”的藩篱，如钱泳对钱坫早期篆书赞不绝口，但对其晚年小篆以“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那么，邓石如专门以隶笔作篆的现象无疑与当时书法观念格格不入。虽然邓石如亦习先秦《石鼓文》，但是其小篆创作却有意求新，如李兆洛云：“完白翁之《阴符经》，乃仅见之作，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可为后来作籀者轨范。”这正是邓石如参杂古文小篆之法，这亦与乾嘉学者有所不同。 邓石如 篆书庐山草堂记轴 乾嘉时期邓石如篆书接受生态考察 一 乾嘉时期“崇钱”与“崇邓”之比较 钱坫与邓石如生卒年都只相差一年，二者生活几乎同时，且二者都以擅长篆书为名，为了说明邓石如篆书在当时的影响，不妨从二者影响时间及其范围进行对比研究。 钱坫以篆为名相关时间及其影响范围考 尽人皆知，钱坫篆书在清代颇有影响，在后人看来其篆书影响力远不及邓石如，但是在乾嘉时期二者之影响是否如后人所说？ 关于钱坫，《昭代尺牍小传》有：“最精篆书，得汉人法，孙渊如称为本朝第一。晚年用左手书，笔力苍厚，款或署泉坫。”孙星衍给钱坫最高之评价。又比如同时代的姚鼐对他的篆书亦是赞不绝口：
在钱坫之前，王澍篆书影响较大，而姚鼐在此批评王澍缺乏“生气”，而大赞年“未三十”的钱坫，可见钱献之大约已有书名。据清代野史记载：“钱坫之篆学竹汀，詹事之家学，其兄子坫实为嫡传。坫字献之，邃经学、小学、金石之学，篆书尤空绝前后……时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学士方纲，闻是事，索君书，叹绝以为神授，君篆书遂名天下。”翁方纲在乾隆年间地位非常之高，在当时书坛亦是影响很大，在当时书法圈占据重要的话语权，他对钱坫赞赏足以得到大多书家的赞同。乾嘉时期稍晚书家钱泳对当时书坛小篆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方面，钱泳对清前期王澍之书法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钱泳对钱坫用左手作书之前的篆书赞赏有加，而对其以左手作杂体的现象有所不满，与其同时代的孙星衍也是钱泳所推崇的对象，只是取法略低而已。总的来说，在钱泳那里，他不否认邓石如等人在篆书上的造诣，但终究不如钱坫和孙星衍之篆书。 关于钱坫受到推崇的现象，在推崇邓石如的张惠言那里亦能得知：
虽然张惠言不喜钱坫之书，但是其语反映出了当时整个书坛受钱献之影响的现状，张惠言于乾隆五十年（1785）认识邓石如，而此处认为天下宗之“二十年”，此段话则是在张惠言认识邓石如后的评语。可见，大约自1770年前后至1790年这段时间，钱坫之篆书被奉为当时书坛之圭臬，影响范围广，时间也较长。
邓石如 篆书易经句中堂 邓石如篆书受推崇的相关时间及其争论 对于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受到推崇的相关时间问题，自梁识邓石如以来，更多学者书家对邓石如都有负面的评价，其次就是邓石如与程瑶田相遇，邓以蛰曾云：“嘉庆九年山人赠程瑶田八旬寿言：‘忆自庚子岁，余学篆隶书于扬之地藏僧舍，先生道出都门过此地……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书始或张主。’”“庚子”即1780年，此时邓石如38岁，虽然程瑶田对其篆书有所看好，但是邓石如毕竟还处于学习阶段。真正对邓石如篆书进行全面推崇的则属张惠言了，他在《跋邓石如八分书后》中有：
此处“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同年，金榜看重邓石如篆书，因请其作篆。这些说明了邓石如篆书自乾隆晚期才逐渐受到重视。对邓石如之推重最明显的则属曹文埴了，有记载曹文埴病重对其子曰：“吾即逝，邓山人必有挽联至，即以勒吾墓华表，及专祠前楹，足矣。”此语所出应在曹文埴去世前不久即1790年左右，还有曹文埴曾请邓石如为其写《千字文》：“文敏请山人作四体千文横卷，字大径寸，一日而成，文敏叹绝，具白金五百为山人寿。乾隆庚戌秋，纯庙八旬圣节，文敏以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乾隆庚戌”即1790年，可见，曹文埴主要在1790年左右才开始推崇其书法。 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大概在邓石如40岁以前，其篆书在当时几乎没有影响，直至张惠言从观念和实践上的推崇，其篆书在当时才稍有名气，但终究影响甚小，等到邓石如即将谢世之时，则推包世臣对其推重最为明显。
邓石如 篆书七言联 古文师法宗司马 旧画收藏爱伯驹 相较于对邓石如篆书的推重，更多的是对他的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翁方纲的批评，翁方纲对邓石如篆书的评价曾有记载：“而翁阁学方刚，夙擅篆分，以先生不至其门，乃力诋之耳，食者和其说。”关于邓石如之书不被翁方纲看好之因，后世多持有此种观点。众所周知邓石如作篆，经常有不合“六书”之处，其实翁方纲对其批评与此亦是紧密相连的，如翁方纲在评丁敬篆刻时：
此处翁方纲因丁敬不合六书之法反复批评，并强调作篆之时须合“六书”之法，他认为这些是“文体学术之攸关”。由此再看翁氏对邓石如的微词，可能与二者之交情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他更多是以学者身份，从重视“文体学术”的角度来看待邓石如篆书。 邓石如在北京时，不仅翁方纲对其评价不高，其他书家大多亦如此，其实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张惠言所云：“当世能篆书者，有怀宁邓石如字顽伯，往年到都下，都下书人群排斥之，鞅掌而去。”不难发现，邓石如至北京其篆书几乎不被重视。与邓石如颇有交情的钱伯坰对其篆书亦是颇有看法，如他所说：
在钱伯坰那里，邓石如多作谬篆，此处还记录了邓石如晚年在毕沅那里做幕僚时，大多书家都视其书为俗学。
邓石如 篆书六朝镜铭中堂 比较之结论 邓石如与钱坫在生卒年上，二人只有一年之差，通过以上对比能发现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大概自1770年前后至1790年近二十年间，常常会出现批评邓石如篆书不合古法的情形，这段时间他还处于四处求学阶段，其篆书在当时几乎没有影响。而自小喜好读书的钱坫，在小学和金石学学上所下功夫十分深厚，年未三十其篆书已备受推崇，在此后20年间，大多习篆者以其为宗。所以从时间的广度上来看，钱坫无疑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从影响范围来看，钱坫在乾嘉年间批评之声较少，但不排除张惠言等人的微词。张惠言篆书师法邓石如，所以从他那里得知钱坫受当时书坛所推重的现象最具说服力，同时他还道出了邓书在当时受到排斥及其知者罕见的现象。不仅如此，与邓颇有交情的钱伯坰对邓篆亦颇有不满。所以从二人的影响范围上，钱坫无疑较大。嘉庆后期对邓石如推崇影响最大的则为包世臣，而包氏推崇邓石如情况究竟如何？不妨看看包世臣之相关论述。
邓石如 篆书赠颐斋大人书中堂 二 包世臣“崇邓”相关问题略考 众所周知，包世臣在书法观念上推崇邓石如。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将书法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在评价佳品之时：“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也就是说“佳品”乃书稍存法度罢了。《国朝书品》中，篆书所分等级上，包世臣将邓石如一人列为神品，张惠言篆书则在邓石如之下列为能品，而钱坫之篆书却列为佳品下。由此可见，在包世臣《艺舟双楫》那里所体现出来的是对钱坫的贬低，而包世臣却在《钱献之传》中云：“余谓君经学为学者宗，而骈文亚徐庾，篆书自邓山人外莫与比。”此处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对钱献之的赞赏，认为其篆书除了邓石如无人能及，这与其《国朝书品》中张惠言之篆超过钱坫之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 关于包世臣与钱坫交往时间，包世臣说过：“以嘉庆八年始，余与相识于苏州府署，时君已六十余，而余齿方弱。”“嘉庆八年”即1803年。而他与邓石如交游的时间，包世臣则有云：“余以嘉庆七年，识山人于镇江。”也就是说包世臣与邓石如交往时间为“嘉庆七年”，即1802年。由此看来，包世臣与邓石如交往时间要比钱坫早一年，但是包世臣却在《完白山人传》中道出了：
此处包世臣所论，认为其初次见到邓石如时已经与钱坫为忘年交，而实际上他在此见到邓石如时还不认识钱坫。可见，上文钱坫赞邓石如书法“非少温不能作”之说只是一面之词，值得怀疑。关于钱伯坰与邓石如执笔法迥异而批其书之说，亦无明确依据。总之，在笔者看来，包世臣推崇邓石如，更多出于主观色彩，其目的是将其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书家列入自己“崇邓”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世臣更多的是为了凸显自己，正如张舜徽所说：
如此等等，都足以表明邓石如书法在乾嘉时期被接受，更多只是包世臣一人的意愿，其目的是推崇自己。虽然包世臣有追求功利之嫌，但是他让邓石如篆书逐渐成为书坛主导的事实不能否认。
邓石如 篆书临石鼓文册（部分）  结语 综上，乾嘉时期的习篆观念，主要是建立在实用基础之上，他们习篆主要为了研究《说文解字》、“六书”及其金石碑版。正是如此，那么他们的篆书观念深受影响。一方面，乾嘉学者重视对先秦文字的临习；另一方面，在篆书风格上，大部分书家反对大小篆杂糅及其以隶书笔法为篆的现象。这些观念与邓石如有着区别。 关于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的接受情况，因钱坫与邓石如在生卒年上只有一年之隔，笔者通过其篆书与邓石如进行对比研究。首先，从时间上来看钱坫在1770年左右已经享有书名，且直至1790年一直占据书坛篆书主导，而邓石如在此段时间还处于求学阶段，几乎无影响力，自1790年左右逐渐出现推崇邓篆的书家。其次，从影响范围来看，对钱坫的推重，不论是文学上较有造诣的学者，还是在小学上颇有成就的学者，或是有一定影响的书家，大多对其篆书评价甚高。而邓石如的影响仅张惠言、曹文埴等数人而已，更多书家却对其篆书以批评为主。再次，在“崇邓”上影响最大的包世臣，根据笔者对其与邓石如和钱坫交往的时间，及其论书等级的分析，有自相矛盾之处，进一步表明了包世臣所说“二钱”对邓石如篆书的赞赏缺乏可靠性，只是一家之言罢了。 总之，从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的考察情况来看，其篆书在乾嘉年间影响较小，其书名主要从包世臣以后的道光年间才逐渐被重视，正如张舜徽所云：“自《艺舟双楫》风行天下，而后邓石如书名大张，邓氏存时，固未有人赏重其书而推许之也。” 笔者通过对乾嘉学者篆书观念及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接受的论述，其目的并不是怀疑邓石如在书法方面的造诣，而是站在当时的书法背景中，还原邓石如在当时所处之历史事实，从而避免当今书法研究夸大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影响的误读。（作者单位：宜春学院书法艺术学院）
邓石如 篆书赠肯园四体书册（部分） 无锡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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