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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者金石交游考 ■臧新义 清代乾嘉年间，天下承平，朴学大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人们把构成这个群体的学者统称为乾嘉学者。乾嘉学者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期以来，学界偏重于对乾嘉学者之考证学风与学术成就的研究，而对其交游与互动关系的研究则不甚充分，即便重视其交游，也是重视其学术、诗文方面的活动，而从书法艺术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则十分鲜见。 同道之间，探求真理，对于乾嘉学者来说，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王昶（1724—1806）说：“方今重熙累洽，时和年丰，士大夫皆得优游文墨以为乐。”这里，“文”指的是诗文歌赋，“墨”则指的是书画艺术。 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乾嘉学者间友谊的存在，是他们共同探讨书法艺术的前提。卢文弨（1717—1795）是一位图书校勘学家，他说：“富贵，命也，学问则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师友之助焉。”在毕生治经研史的乾嘉学者看来，书法是一种“小技”“小道”，如果一个人不致力于学问研究而专事书法这样的“点画”之学，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但“书法”又是乾嘉学者研究学术所不可缺少的凭借。乾嘉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友好情谊，就是以书札、信函或诗文唱和来表达的。这中间，书法既是他们用以传达友谊、切磋学问的工具，同时也往往是他们共同讨论的对象。 王昶是江苏青浦人，字徳甫，号兰泉，晚号述庵，著有《金石萃编》《春融堂集》等。王昶在为官为学的过程中，很注意结交朋友。他说：“仆在京师日久，交天下贤士大夫颇众。”而别人也乐意与他往还。吏部尚书梁诗正之子梁同书，工于书法，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并称于时。王昶的女婿严荣曾说：“梁元颖侍讲同书，……工诗，善书法，性幽澹，不妄与人往还，而独与先生（按，指王昶）甚密。”王昶说：“余喜与篆刻者游，以其能考《说文》《博古图》《钟鼎款识》诸书也。今僧一仁出吴君《吟香阁印谱》见示，君善刻石，……在维扬，他日于江声月色间，相与考文字偏旁、点画，金石、篆隶，以通象形、会意、假借之论，知必有进余者矣。”“娄忠简《汉隶字原》，载汉碑三百有九，……我友小山丁君，援据碑文，于毫厘茫芴间，一一正之。盖六书之要义，非独有功娄氏已也。余常欲由许氏《说文》以溯六书形声之旨，其有虽见于钟鼎，而按之形声或舛，则驳而出之。君能助我以有成否耶？”事实上，王昶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的确得到了其友人的无私相助。《蛾术编》是王鸣盛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的《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蛾术编》中的这部分内容，王鸣盛就叫王昶辑入了《金石萃编》。梁同书、梁号称当时的“南北二梁”。王昶与梁同书交往甚密，段玉裁（1735—1815）则与梁过从颇多。段玉裁，江苏金坛人，字若膺，号茂堂，乾隆二十五年举人，曾官巫山县知县。段玉裁通经史、精音韵、善训诂，而专研《说文》，著有《说文解字注》《经韵楼集》等。段玉裁在自己的文集中就记载了向梁请教笔法的情况。 赵翼（1727—1814）和洪亮吉（1746—1809）都是江苏阳湖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有《瓯北集》。尤长于史学，著有《廿二史箚记》《陔余丛考》等。洪亮吉字君直，号北江，精研经史地、音韵、训诂之学，诗文亦名家。赵翼比洪亮吉年长19岁，但年齿的差距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这种友谊体现在赵翼的诗作中：“年老苦健忘，又懒寻故牍。每当数典处，搦管瞪两目。邂逅洪景庐，便便五经腹。我欲纳屦质所疑，惟恐括囊秘弗告。岂知华鲸待撞莛，直为亡羊追逋足。凭君胸罗储偫多，供我耳食取携速。共夸到老尚弩强，谁识从旁有刀捉。快哉得此行秘书，读万卷如为我蓄。安世能备三箧亡，张巡遍记一城熟。予取予求不汝瑕，何以报之心愧恧。欲将文通残锦赠，君才自有天机縠。欲作曹邱寸舌扬，君名已播风轮轴。聊援酒瓻借书例，一事劳以酒一斛。只愁醉后发狂言，笑我《南华》不曾读。”赵翼此诗的题目很长：《偶有遗忘，问之稚存，辄录示原委。老夫欣得此行秘书矣，无以为报，拟质一事即劳以酒一壶，戏书此为券》，这长长的题目和诗歌内容，生动地记载了赵翼向洪亮吉请教学问的事实，也印证了两人的翰墨情缘。洪亮吉又与钱塘黄易（1744—1802)友善。黄易字大易，幼承家学，书画名重一时，有《小蓬莱阁诗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嵩洛访碑日记》等著作传世。黄易曾出任山东济宁运河同知。“济宁为汉、魏、六朝以来金石最富之区”，在济宁，黄易“政务之暇，穷力搜剔”，所得甚富。乾隆丙午岁（1786年），黄易在山东嘉祥县访得《汉武梁祠堂石刻圣贤画像》，并在当地建亭予以保护，立碑纪念。为此，他专门绘制《访碑图》，并向洪亮吉索诗纪念，洪亮吉在回赠黄易的诗作中写道：“四百余字汉八分，句字朴梀如皇坟。”“访碑客至何潇洒，拓地为碑营大厦”。乾隆戊戌岁（1778年），黄易购得《汉石经尚书论语》拓本残字127个，自绘像于其后，请洪亮吉为之赋诗，洪亮吉回赠黄易：“此经此本谁所拓，疑古疑今日详度。八分纵异石室体，一字已胜稽山阁。黄君是年三十四，尺璧换来殊不易。赏音不啻爨下材，宝墨尤逾枕中秘。……虚堂六月消暑色，且借此碑雠《隶释》。”此诗既道出了黄氏对搜求古拓本的执著，又让我们感觉到了洪亮吉在炎热的夏天研习隶书的刻苦精神。 桂馥（1733—1802），山东曲阜人，字冬卉，号未谷。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桂馥生平治《说文》四十年，成《说文义证》50卷，另有《晚学集》8卷、《未谷诗集》4卷等，又精隶书。黄易亦善隶书，又曾官山东，所以桂馥和黄易多有往来，即使后来桂馥远官云南，他们的联系也未曾中断。桂馥曾在自己的诗作中记录了他与黄易研讨汉隶的情况：“海内几人通隶法，眼前万里到书邮。且抛案牍三行判，静对琳琅半日休。新像自难追旧本，（小松搜得武梁祠画像诸石，较唐拓多残缺）原文回想玩双钩。（《范式》《魏元丕》二碑，余及见之，今又十数年矣）只今影落蛮荒外，犹荷蓬莱念昔游。（小松有《小蓬莱阁》）”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桂馥对汉碑的确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同道之间的交流对于桂馥的书法学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正印证了乾嘉学者程瑶田所说的话：“人自就傅之后，最相习者，友也。故熏陶之功，得之友者为多。” 翁方纲（1733—1818），顺天大兴人，字正三，号覃溪，精金石考证之学，工辞章、擅书法，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复初斋诗文集》等。桂馥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记载了他和翁方纲的书法交流活动：“唐书最喜砖塔铭，惜哉破裂无完形。河东一本是初拓，悬之海内如晨星。欲攫不得三叹息，归把残字空眙瞠。玉堂学士莞而笑，我有粱肉施饥伧。羊毫一扫松风急，百廿七字云英英。硬黄响拓俱多事，临摹不数沤波亭。满堂传示称快意，孰知两日劳经营。学士初学虞永兴，有时阑入欧率更。上下颜柳兼褚薛，全凭变法如写生。不然下笔求形似，得毋笑语同优伶。不见摹勒重刻石，宝鼎化作三足铛。学士论书善取譬，有似枳浆析朝酲。寻常只字足宝贵，况当妙墨双眼明。纵无兰亭茧纸本，我心足使平如衡。”唐代《王居士砖塔铭》以秀雅见称。从桂馥这首长诗中可知，他很喜欢《砖塔铭》，但一直没有一个拓本。翁方纲费时两天，为桂馥摹写了一本。翁方纲是著名金石学者，又是大书家，“寻常只字足宝贵，况当妙墨双眼明”，桂馥在此诗中写出了他得到翁方纲摹本时的那份喜悦之情，同时也对翁方纲的书法成就给予热情赞扬。 黄易与孙星衍也有密切的交往。孙星衍(1753—1818)，江苏阳湖人，字渊如，号季逑。孙星衍潜心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兼涉诸子百家，工篆书，著有《尚书古今文注疏》《周易集解》《晏子春秋音义》等数十种。孙星衍在自己的诗作中记录了他们两人的交往：“把臂梁园近十年，雪鸿忽聚此山前。画图他日传佳话，金石交情翰墨缘。”一句“金石交情翰墨缘”，不光道出了孙星衍与黄易的友谊，实际上也道出了普遍存在于乾嘉学者之间的围绕着金石、文字、书画而产生的频繁的互动关系。 程瑶田（1725—1814），安徽歙县人，字易畴，他学贯汉宋，博雅宏通，代表作有《通艺录》。汪中（1744—1794），江苏江都人，字容甫，治经推重汉学，工文能诗，尤精史学，著有《尚书考异》《广陵通典》等。汪中与程瑶田友谊甚笃，他在致程瑶田的书札中说：“某病中百虑萦怀，深恐不起，而足下则时时梦见之，晤语如平生，此亦心思专一之验也。”在乾嘉学者群体中，汪中的书法水平是十分出色的，但汪中更佩服程瑶田的书法造诣。1790年，汪中赴杭州校勘《四库全书》。两年之后，校勘完毕。因为有这段特殊经历，汪中曾自拟楹联“家有射阳画象，身典金山秘书”。也是出于对程瑶田人品、书品的推重，汪中还专门请程瑶田替自己抄录此联以便加以珍藏。 在乾嘉学者中，汪中是一奇士。他桀骜不恭，盛气凌人，人目为狂。而程瑶田则是一位性情平和、喜与后学交往的学者。1778年，邓石如（1743—1805）在安徽广德县邂逅程瑶田，彼此初识相得，倾盖而谈，并成为忘年之交。1780年，邓石如在扬州学篆隶书时，又巧遇程瑶田。程瑶田喜见邓石如临古有得，便把自己行囊中的碑帖借予他，供其抄录临摹，同时还让邓抄录了自己的五篇书论文章。1782年，邓石如鬻艺于歙县时，曾前往歙县溪南拜访程瑶田，并在程家留住十天。就在这年，经由程瑶田的介绍，邓石如认识了金榜。金榜（1735—1801），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状元，深于经术。张惠言（1761—1802）后来授馆于金榜家，因得以通过金榜结识邓石如。张惠言是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四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善篆书。张惠言本人之善篆书，与他曾经向邓石如学习篆法不无关系。他说过：“余之知为篆书，由识石如。”张惠言对邓石如篆书成就评价甚高，认为他“振艺林之绝尘，追轶轨于秦始”。 我们从程瑶田等人的上述交游中可看出，一方面，纵使是单纯以书法名家的人（如邓石如），乾嘉学者也虚心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邓石如，在肯定其篆隶成就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乾嘉学者对他的影响。邓石如有一段自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至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志，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乾嘉学者多爱好金石碑版的搜集和著录，联系到邓石如与程瑶田等长辈学者的交往，我们有理由相信，邓石如的篆隶书成就，是与以程瑶田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而程瑶田也是一个善于向他人学习的人。潘有为，广东番禺人，字毅堂，为翁方纲弟子，与程瑶田同年。程瑶田说：“毅堂博洽多闻，尤精元鉴，藏法帖、名人字画，皆神妙品。”每有暇则“邀余往鉴焉”。程瑶田自认为在与潘有为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向非毅堂好古、蓄铜章如是之多，余亦安能窥六书之精义而发古人之蕴若是哉！” 乾嘉学者在与天下贤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书法是其交往赖以进行的重要媒介。他们在与友人切磋学问、探讨书法的过程中所留下来的墨迹，气息醇正，品位很高，而这也缘于他们终其一生在历代文化典籍里的浸润：游其堂奥而咀其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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