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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籍敏、王凌寒
关键词 乾嘉时期、封龙山汉碑、书法 正文 一、乾嘉时期学者对现存封龙山汉碑碑体流传的考证封龙山汉碑地处河北省中南部（今河北省石家庄元氏县），有确切记载的汉碑共有七座，即《祀三公山碑》《三公御语山神碑》《封龙山颂》《三公山碑》《无极山碑》《八都神庙碑》《白石神君碑》，现存只有《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皆藏于封龙山。  《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整张拓片 封龙山汉碑以其独特的面貌丰富了汉碑的表现形式，在金石学研究方向中独树一帜。历史上传世的汉碑以隶书为多，篆书碑刻比较少见，在封龙山汉碑中以《祀三公山碑》最具特点，此碑也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种。乾嘉时期的学者对此碑皆有深入的研究。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在汉代祭祀礼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时常山国任陇西冯君为相，到元氏为官后，为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立此碑，感谢上苍一并记之。此碑在宋代时泯没，不知所踪，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元代纳新所著《河朔访古记》。在通常的史料记载中多认为：乾隆三十九年，由当时元氏县令王治岐访得于“城外野坡”。此说最早见于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同时期的乾嘉学者如翁方纲著《两汉金石记》时也引用了黄易的考证，后期诸多学者的著述中均沿袭了黄易之说。 黄易是乾嘉时期一位重要的金石学者，“西泠八家”之一，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黄易之说的确切性是有其根源的，在黄易较为私人的著书、画作、刻印中均有所体现，在他的《秋盦题跋》《得碑十二图》之“三公山移碑图”的题跋中，也有详细的访碑记载。他还曾刻过一方著名的鉴藏印章“小松石”，在其边款中说明是他访碑所得：“乾隆甲午秋，得汉祀三公山碑于元氏县，属王明府移置龙化寺，作此印记之，小松。” 综合文献可以推断，此碑是由黄易考证，嘱咐当时的县令王治岐移置城内存放的。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没有著述此事的原因，是因为王治岐为县令，有主持移碑之事，全为谦让之礼，也颇合情谊。但是，黄易在自己较为私人的题跋和治印中便少了这份顾虑，理所应当地记录了此事的缘由，并以此作为访碑的重大收获，加以纪念。黄易在此碑拓片之后又赠予同时期的金石同好和前辈，如翁方纲等，也是同时期的金石学大家。因此，笔者认为黄易之说足以采信，后世多以其考证作为依据和引述。  《白石神君碑》局部 《白石神君碑》是我国现存的汉代名碑之一，原立于元氏县西北白石山上，历史上很多的金石专著均有收录。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很多金石学家并没有真正见过此碑。因碑中提到“无极山”之名，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误记该碑在无极县，然而无极县境内并无山，只因为欧阳修的名气和地位，以致以讹传讹。 直到清康熙二十九年，深泽县知县在元氏县访得此碑，在他著录的《金石遗文录》中才纠正其误。之后，正定府知府沉涛所著的《常山贞石志》再次纠其谬误。《白石神君碑》曾被考证为伪作，原因在于碑体尾部的“燕元玺三年”的题字与正文字体不符，风格也不一致。从该碑的布局章法看，该碑通篇碑文的序、铭、款的内容都是隔行另起，只有尾跋的“燕元玺三年”等字是降格起行，与碑体极不协调。 该碑是古代为祭祀白石山神而立的，碑文是为歌颂白石山神而写的，但是尾跋是“燕元玺三年正月十日主薄程疵家门传白石僵局教吾祠今日为火所烧”，内容与正文风马牛不相及，确系后人补刻。此碑有伪作的重大嫌疑，后经过反复的考证，证实尾跋部分因重修，受刻字人的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造成风格与碑的内容不相符的现状，但是此碑从完整度上讲的确是汉代遗迹，也是代表东汉时期碑体风格的重要实证，历史价值极高。 二、乾嘉时期学者对现存封龙山汉碑碑体风格的考证对于《祀三公山碑》的字体究竟是篆书还是隶书，乾嘉时期学者的说法有矛盾之处。翁方纲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所录题跋中认为《祀三公山碑》的字体是古隶：“此碑则隶也，非篆也，又不得与之同论。”然而在翁方纲影响更大的《两汉金石记》中，他又改称此碑为篆书：“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 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将《祀三公山碑》的字体定为“秦隶”，在其未刊稿本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人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将“篆”字涂改成“隶”字的痕迹。此后的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篆书；第二种认为是隶书；第三种认为“非篆非隶”。这些学者都有各自主观的论证证明自己的论点。  张伯英小来禽馆藏《汉祀三公山碑》整张拓片 首先，从历史脉络分析，《祀三公山碑》所属的时间为东汉中叶，隶书早已经成为流行的书体被确立，不存在过渡一说。其次，早期的学者受到正统“篆书观”的影响，尤其受孙过庭《书谱》的影响，对于篆书和隶书的定义可谓泾渭分明，所以受时代的局限，在论证方面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 现代学者可以从书体演进与分期的历史观中寻找答案，所以对《祀三公山碑》是篆是隶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华人德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问题，是由“书者对篆书的隔阂”造成的，是“书者在对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觉与书法创作上的自觉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文字的表现是由时代的确定性和书写者的不确定性决定的：确定性包括书体的流行趋势、影响的深度、地域的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不确定性包括书写者的认识、书写时的状态以及创作的想法。 《祀三公山碑》呈现出的艺术特点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在字体线条的表现上，此碑既有篆书的体圆，又有隶书的方折，打开了书法书写面貌的新纪元。嘉道以后，金石学中兴，书家不懈地搜访古碑，以觅“篆分遗意”，呈现出强大的求新求变的时代潮流和要求。具体到篆隶书法的创作上，书家多进行方笔作篆书、圆笔作隶书的创作实践，这也成为当时书家的一大突破口。所以像《祀三公山碑》这样有近两百字的完整碑刻非常少见，其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 《白石神君碑》曾被怀疑是伪作，但得到了乾嘉时期的学者马邦玉的修正。他曾经在《汉碑录文·卷四》中称：“白石神君碑燕元玺三年等字乃后人题记，字浅率，下半模糊，予从淄川翟璜及旧拓本字皆完善。”他也认为碑体尾跋处的字是后人题的，而且字的刻工比较差。 从整体上看，《白石神君碑》通篇碑文结体方正，字形稍长，用笔清劲，波磔明显，字体架构与《乙瑛碑》相近，都属于方笔一路的隶书。翁方纲认为“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为最洁齐者”，给予此碑极高的评价。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说：“《白石神君碑》，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这说明此碑属汉代严谨整饬一类的隶书，并非魏晋时期所为。这些金石学者给予此碑深入而细致的考证，使《白石神君碑》的艺术价值得以体现。  《白石神君碑》整张拓片 三、乾嘉时期学者对于封龙山汉碑研究的影响和意义乾嘉时期的学者研究封龙山汉碑，对金石学研究的意义重大。正是这些学者极尽痴迷的搜寻和探访，才使这些古碑重见天日。不论是《祀三公山碑》还是《白石神君碑》，乾嘉学者都竭尽其力地对古文字进行细致的校勘、辑佚、辨伪，使碑文的内容文理通顺，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他们又以严谨的态度考证，避免以讹传讹，给予古碑应有的历史地位。 现存的封龙山汉碑一经出世，尤以《祀三公山碑》惊世骇俗，其书写和字体结构的表现，就引起了当时乾嘉学者的重视。《祀三公山碑》在书写上打破了乾嘉时期学者的旧有观念，使乾嘉时期的书法家得以开阔视野、打破藩篱，向着新的书法创作领域不断探索前进，也使封龙山汉碑书法艺术的价值得以彰显和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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