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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逊，1933年生，籍贯江苏无锡，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诸多学术团体担任职务。著有《论语浅解》 《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孔子的活法——〈论语〉里的人生之道》《〈论语〉读本》《〈孟子〉读本》等专著多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称《意见》）日前正式公布，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在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的进程中，我们该如何诠释、理解其精神内涵，从而内化为学生的文化素养，给予孩子们人生的滋养？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钱逊。 文化兴衰 教育有责 记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对于目前中国的教育界来讲有什么重大意义？ 钱逊：为整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意见》既提出了原则要求，从总体上阐明了这项工程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又提出了具体任务举措，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也感到责任重大，且大有可为。其中，在顶层设计的层面上，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作为工程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值得深思。我们都知道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里已经提出了。近些年，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参与面也很广，但在如何看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及作用、如何阐释其核心以及如何传承弘扬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这项工作具体如何进行，也还有不少问题不清楚。这个文件，对于这项工作，肯定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会更快更好地开展起来。 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们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总体上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我们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要从整体上研究传统文化，找到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记者：说起传统文化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学教育，您怎么看？ 钱逊：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转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来的，当时已经快50岁了，这之前在清华大学教了28年的马列政治课，所以说这一领域内，我是个后进者，不能说有多深的研究。对于当前学界对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的不同看法，我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文化”与“学术”的区别。 我更倾向于讲传统文化教育。首先，如何理解“国学”呢？一种观点认为国学就是指传统文化，凡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都可称之为国学，包括我们的传统节日、民俗、饮食、服饰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学的“学”指传统学术。多数学者主张这种观点。学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术与文化又是不完全一样的，学术问题更多的在学界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深远，而文化则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文化为民族之根，是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这些，最集中的阐述是在学术经典中。范仲淹、顾炎武写出这样的名言，是他们毕生学习经典、身体力行、修身的结果。而普通百姓，可以没有看过经典，甚至不识字，但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地孳乳着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把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价值观传承，把民族精神发扬起来。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传统学术的传承发展，但不可局限于学术。 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也应该不只是知识的、学术的教育，主要应该是怎样传承国人的精神，如何培养、培育孩子们的君子人格，这也是立德树人的意义所在。因此，不要仅仅把视角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思虑更多的应该是文化问题，更为确切的是中国文化朝哪儿走的问题，提高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 核心是做人 记者：文化传承离不开经典，有学者指出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不在于传授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学生对经典理解的深浅，以及是否抓住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内在精神。那么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内容的核心与精髓是什么？ 钱逊：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从总体上把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的修养问题。修身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人的立身之本，我们学习并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此。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精髓，我主要从以下五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崇德。中国人历来重视精神层面的建设。人的生活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分，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历来是强调做人要把“义”、把对精神的要求放在首位，强调修身。 物质生命的基础是人的生物本能，和禽兽没有根本区别；精神生命的基础是人的社会生活，是人不同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之处。所以，成为堂堂正正的人，就要“义以为上”，以精神生活的追求为生命意义之所在。首先立志于追求为人之道，把精神生活的追求放在物质生活追求之上，以精神生命的追求来引导，节制物质生活的欲求。这是成为真正的人的根本要求，为人之道的第一要义。 第二个方面，叫“群”，或者叫“乐群”。指明群己关系，即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要放在群体之间，把自己作为群体的一分子来考虑。要将个人的发展，与小至家庭，大至国家、民族、全人类的发展统一起来，“群己统一”。在群体的发展中求个人的发展，同时也履行个人对群体的一份责任。荀子说： “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义”和“群”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是为人之道的核心要求。 第三个方面，贵和。《论语》说： “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心愿，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目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的根本态度。要求我们处理一切问题要承认有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各得其所，求得和谐。 第四个方面，叫“礼”。前面所讲的一切价值和精神都是抽象的，得落实到日常言行中，这必须得有规范。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规矩就做不成事情。前面所讲三点要落实到行动中，在中国就是要靠礼的规范。这也是中国所特有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传统礼仪，要分情况进行区别对待，需要建立适应于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的礼，实现守礼传统的创新性的发展。 第五个方面，叫“耻”。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论语》中孔子弟子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士？孔子第一句话就是“行己有耻”，即做事要有羞耻心，要有底线。“行己有耻，有所不为”就是自我约束，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上的真正的自律，更是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自觉、文化自觉的根本。 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但不是没有自我约束。中国人自己的约束在哪儿？就在“行己有耻”上，有了羞耻心，就会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一旦做了就会丧失做人的资格。中国人讲究凭良心办事，这种自我约束完全出自于内心道德的自觉，不是靠什么上帝或其他外部世界的约束。 这五点，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了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从对人的本质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到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基础，提出根本的为人之道，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重要的是要把传统文化赋以新的内容。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顾炎武讲的时候是明末清初，现在就要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就要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像“礼”，现在讲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礼”和“法”要相互结合起来，这样将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与整个时代大局、社会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先做人?再育人 记者：为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从哪里入手？如何在学校中落实？ 钱逊：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其基本精神就涵盖在《论语》之中。我在谈到传统文化教育问题时，往往以“读《论语》，学做人”为主题与老师、学生展开交流。读好《论语》是建立素养的基础，这一点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尤为重要，我希望每个人意识到，读《论语》的目的是将学到的东西用到自己的修养上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生命是大于物质生命、个人与群体价值统一”的思想，从而得到民族精神的洗礼。 《意见》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萃取精华，提炼符合当今时代的思想观点，并作出当代性的阐释。《论语》中包含了儒学的全部基因。《意见》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从《论语》中找到源头。读《论语》，可以把对这些内容放在传统文化的整体中来看，理解的更深入、全面，避免碎片化。 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师资培训。现在的老师热情很高，也很辛苦。但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相关的教育，所以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有许多困难，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意见》中提出要对全体教师做好传统文化的培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教育部门也好，民间学术团体也好，要注意教师的培训。教师的培训也可以从读《论语》入手。建议教师们能做到人人读《论语》，不是为教而学。首先是自己学做人，把《论语》的思想、精神用于提升自己。自己学好了，自然知道怎样教学生。 本文节选自《教育家》杂志2017年3月刊 《修身为本，守住优秀传统文化之魂》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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