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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随着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高压力等问题，导致病患及亚健康人口数量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越来越成为“刚需”。由此，中国人产生了一个普遍深信不疑的观念，没事儿检查检查总是好的，检查做得越多就越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于是，过度体检产生了，而且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离谱。有的医院体检设置了种种套餐，被分为由字母A-J开头的10个类别。价格从A类的355元，一直到J类的2650元，其中并无性别、年龄段等区分提示，价目表长达2米。 过度体检在中国产生，具体地讲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还过得去的“中产人士”中盛行。其中一个重要渊源来自中国古代的“上医治未病”的医学哲学思想。这一概念最早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种表述明确提出，医术最高明的医生并不是擅长治病的人，而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 这种预防疾病的医学哲学思维，甚至渗透到政治和生活中。最深入人心的莫过于魏文王与扁鹊问答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个故事怕也只是一种传说，而且在古代根本就难以实施“治未病”。因为，“治未病”一是需要经济基础，一般人难以承受，也难以接受；二是治未病需要好的诊疗技术和医生更深远的洞察力。神医并不是神，而是有着丰富的医案和经验总结，所以在科学技术尚欠发达之时，都是以经验在行医。 真正能达到和实现“治未病”的模式是今天诊疗技术发达并且能应用到实践中的情况，因为X光、CT、脑电图、心电图等种种现代科技手段才能对人体的未病、潜病和身体的细枝末节看得稍稍清楚一些，或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从而为“治未病”打下基础。 利用科学技术把“治未病”的预防医学哲学具体落到实践的当数美国。1972年1月至1974年8月，在任职美国第47届总统期间，尼克松不仅结束了越南战争和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而且提出了预防保健的政策，支持保健机构对癌症和重大疾病的预防政策。尼克松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重视预防保健的（医疗）系统。” 表面上看，尼克松提出的预防医学政策类似于中医的“治未病”的观念，但是在实际中，这一观念却走偏了，演变成了早诊断和早治疗的概念，而在行动上则是依赖各种高科技检查和诊治手段。于是，种种不可思议的过度体检和诊疗的情形产生了。 一些正常人除了在体检中要做超声波检查、CT扫描全身和X射线照片外，还要做更高级的检查。在中国，现在有些体检项目甚至超过了美国，可以做美国都没有的“全身热扫描”和“生物体微弱磁场测定分析仪”体检。 这些体检显然是弊大于利，甚至有害无利的。例如，做一次心脏冠状动脉CT检查的放射量相当于拍了750次X光胸片。对那些不需要做CT检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来说，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带来罹患癌症的风险。 另一方面，即便是未雨绸缪的癌症普查，也得出了与“治未病”观念不同的结果。从2005年起，挪威所有50－69岁女性均被建议每2年采用X光检查乳房1次，其中有77%的女性听从这一建议进行了检查。这一普查的确及早发现了一些女性的早期乳腺癌，但是，研究人员对挪威这项普遍开展的乳房X光筛查进行的评估研究发现，这一检查是过度的，而且造成了15%－25%的乳腺癌“过度诊断”。所谓过度诊断是指，假如一些女性一生都不接受普查，她们一生中都不会出现临床症状的乳腺癌。也就是说，她们的乳腺癌永远不会进展为临床期，或者在乳腺癌出现临床表现之前，她们就已死于其他原因。而过度检查后，接下来除了导致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外，还引发受检者和其家庭的巨大心理负担，没病也因忧虑过度而患病。 “治未病”的哲学思维并非不对，但是现实的做法是误解和异化了“治未病”的观念，也即把正常人当做病人来对待。用显微镜或放大镜挑毛病的结果便是，几乎所有健康人都可以挑出一大堆毛病来，而且并不相信正常人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 真理向前多走半步或少走半步就是谬误，对“治未病”概念的理解和实施同样是如此。 （张田勘 北京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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