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超然，字奎翁，号石楼居士。当代诗人，著名作家，散文大师，文化学者，知名文化记者，被文坛誉为“关东鬼才”。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评论家协会会员，在读文学硕士，著有《林超然散文集》《林超然小说集》《林超然文论集》。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人生境界 汪曾祺善于把朴素的人物和朴素的美对应起来。人物可以是不声不响的，但在不声不响之中总深隐着一种况味——人的弱点、时代的弱点，总被他心平气和地隐蔽到安静中。 给人的感觉，汪曾祺似是中国当代文学一根特别放松的神经。 除了他的《闹市闲民》、《老学闲抄》、《富贵闲人，风雅盟主》之类直接立意为“闲”的篇什，像《家常酒菜》、《人间草木》、《淡淡秋光》、《随遇而安》、《岁朝清供》、《昆虫备忘录》、《自得其乐》、《草木春秋》、《书画自娱》、《胡同文化》等也都有一条鲜明的“闲”的精神纵轴。 但是，“清闲安适，悠游自足”的汪曾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 青年时代的他也灰心、苦闷、刻薄过，对人生、世界保持着戒备，一些文字非常紧张、冰冷。 座上客，花花绿绿，发亮的，闪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堂倌）都无动于衷。他的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乱之中来去，他不是走，是移动。他对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轻蔑，他讨厌。连讨厌也没有了，好像叫许多蚊子围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让我想起死！（《风景》） 这不像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似乎是另外一个人。悲哀、彷徨，看不到前路上的光亮，形成这种矛盾的思想现实，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那时，他的一些作品弥漫的甚至是悲观主义。 很多时候，汪曾祺的切入点是“草花”，而不是蜚声四方的“名品”： “草花”需要做一点解释。“草花”就是“草花”，不是“花草”的误写。北京人把不值钱的，容易种的花叫“草花”……我的散文多轻贱平常……这真像北京人所说的“草花”，因名之为《草花集》。散文是“家常的”文体，可以写得随便一些。（《草花集·自序》） 不只是散文，汪曾祺的小说、诗歌、文论、剧本，当然也包括他的书画作品，都不会少下“悠闲”的身影。在众人看来，“悠闲”正是汪曾祺的独特身份、独特价值。他的一切作品都仿佛是背着手在尘世的各种景致里自在漫步，没有什么能惊扰他的节奏。事实上，汪曾祺把小说也列为家常文体了，从中我们读不到太多的技巧，其结构设计遁于无形；人物不是在故事里进出，而是随性、任意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作家或别的外力支配；作品的语言多无雕饰，大都直接采自生活现场。 汪曾祺真正的转变应该是发生在新时期。尽管他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名篇问世的过程都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总算有机会进入公众的阅读视野。植根于游戏心态的《受戒》写成后，有一段时间只在他两三好友中间传看，这种“地下模式”也正合“玩”的规矩。因为恰好出现在大家刚从“十年动乱”的伤痛中抬头之际，“悠闲”的《受戒》恰好能被高雅阅读、大众趣味同时接受。如此热烈的鼓呼和簇拥，几乎也“规定”了汪曾祺之后的主要创作路向。 差不多与《受戒》接踵的《徙》，展现的其实是更为沧桑、深邃的汪曾祺。《徙》写的是“未徙”，作品中充塞着个人行动的挫败，有太多的“重要性”、“意义”彻底消失，作品主调滑向凄清，跌入失望，比之情感氛围较为滞重的《八千岁》、《陈小手》、《天鹅之死》、《珠子灯》、《八月骄阳》等，其批判力道可谓绝无仅有。作品凄美大于淡泊，愤懑大于平和，压抑大于解脱，讽世大于超然。 汪曾祺曾为《中国作家》画过一幅画，并题了一首诗。诗云：“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暮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此诗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和《论语》中的《侍坐章》有极近之旨。为什么写作？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对于这个人来说，艺术是一种逃避；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征服。汪曾祺后来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间“送小温”，他告诉人们生活是有诗意的、人类是有光明前途的。 “送小温”的想法也使汪曾祺主动走下作家的神坛，径直走到匹夫匹妇中间。 中国文学曾有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反对写“身边琐事”、“个人感情”，殊不知琐事中往往包藏着一个大世界。《王四海的黄昏》中的王四海是个走江湖的，一边表演力胜牯牛，一边卖膏药。他力胜牯牛是假的，卖的膏药也是假的，这在江湖人中是惯见的骗术，而骗术终会有败露之时。这一天，王四海和老牛摔了几个回合后，他从牛的身后窜出，扳住牛角，大喝一声，牛竟然没有倒。可就在他绕场、运气还没有接近老牛时，那牛“吭腾”一声自己倒了。王四海没有尴尬地逃去，而是选择一个人留了下来，继续卖膏药，这次卖的是真膏药。他开了膏药店，还有了一个白胖的儿子。人得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纳入礼的规范，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人。汪曾祺正是在一种散漫的叙事里偷偷加进这番叮咛的。 汪曾祺善于把朴素的人物和朴素的美对应起来。人物可以是不声不响的，但在不声不响之中总深隐着一种况味——人的弱点、时代的弱点，总被他心平气和地隐蔽到安静中。小说《捕快张三》直接改自《聊斋志异》。结婚半年的捕快张三经常出外办差，年轻的媳妇空房难守，竟和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张三丢一根麻绳，要媳妇自己去死，媳妇说行，但得打扮打扮。媳妇到里屋去打扮，张三在外屋慢慢喝着酒。 一会儿，媳妇出来了：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点翠插头，半珠押鬓，银红裙袄粉缎花鞋。到了外屋，眼泪汪汪，向张三拜了三拜。“你真的要我死呀？”“别废话，去死！”“那我就去死啦！”媳妇进了里屋，听得见她搬了一张杌凳，站上去，拴了绳扣，就要挂上了。张三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叭叉一声，摔碎了酒杯，大声叫道：“回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这天晚上，张三和他媳妇琴瑟和谐。夫妻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 作家在小说之后有“按”：“蒲松龄述此故事时语气不免调侃，但字里行间流露同情，于此可窥见聊斋对贞节的看法。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这一点，是与曹雪芹相似的。”封建礼教杀人的例证，汪曾祺见得多了。杀人的是时代，而不是某一个人，所以作家在结构故事的时候也不对某一个人剑拔弩张。 汪曾祺的悠闲正是他的精细。他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他多次坦言：“我的小说不能扛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汪曾祺当然也画得好“丈二匹”，但他站进了“悠闲”的队伍。要知道，在这个时刻飞奔着、来不及充分喘息的当代，他这种“悠闲”的强调未尝不是一份提醒。 文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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