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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生命力强盛且永不会衰的中国汉字，更有优良而完美的官史制度。 就因为这样，古代的亚洲许多国家都视中国为天朝大国、称中国军队为天兵；而现代的亚洲许多国家为了研究本国历史，也都不约而同地来借阅中国史料，追根溯源、刨根问底，探求自己国家的前世今生。 现代日本虽然自称世界强国，但日本文字出现很晚，并且还是在中国汉字的基础上变异产生出来的，则其对自己国家古代的历史情况实在没有底，要研究日本古代历史，不得不翻阅中国古代史料。 中国古代史料中对于日本的记载，较早的是《汉书·地理志》上所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乐浪，是郡名，为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攻入卫满朝鲜后所设四郡之一。乐浪海，就是指朝鲜东面的日本海。倭通矮，倭人即是指身材矮小的人。这些身材矮小的人竟然分出上百个小国，每国每年都争先恐后来中国奉贡朝贺。 《后汉书·东夷列传》又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是东汉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个年号，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事实上，光武帝刘秀就殁于建武中元二年。这一年，有日本小国的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自称愿为汉臣藩，求中国皇帝赐名。光武帝以其人矮，赐名“倭国”。“倭国”国王又求中国皇帝赐封。光武帝于是赐其为“倭奴王”。“倭奴王”认为抱上了汉朝的大腿，可以在日本扬威立万，欢喜不尽。 对于中国史料上这一段记载，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不能采信。 他们说，《后汉书·东夷列传》不是说“光武赐以印绶”了吗？这印绶何在？拿印绶出来！印绶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甭说，这印绶中的印，还真有人拿出来了。 日本福冈市博物馆收藏有一颗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的金印，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 福冈市博物馆的馆长说，诺，这颗金印，就是当年光武帝刘秀赏赐给倭国国王的。 但这颗金印实在太小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让人难以置信。 但更多日本学者是把质疑的目光锁定在金印上所刻的“委”字上，说这是“委”字而不是“倭”字，所以，并不是光武帝赏赐给“倭奴王”的金印。 尽管有人指出，这“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还是有学者认为“委”只能作委任解，即将印上刻的是汉朝委任的是奴国国王。 也就是说，这是只是“奴国”国王的金印，并不是史书上记载的刘秀赏赐给“倭国”国王的金印。 还有人干脆怀疑这颗金印是别有用心的人伪造出来的。 那么，福冈市博物馆怎么会有这样一颗金印的呢？ 日本汉学家竹内实曾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演讲会上详细讲述了这颗金印的发现过程，他说： “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下面发现了这颗金印。消息传到福冈城内，被当时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儒学家龟井得知，龟井马上写信给这个农民，愿用黄金十两买进。农民很奇怪，没有回信，龟井再次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农民与村人商量，就上报了。金印就被当地的领主黑田付白金若干获得。现在这颗金印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但博物馆没有说明它究竟是谁的，黑田的后裔说是暂时借给博物馆的。 竹内实说，虽然发现了金印实物的存在。但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很长时间对此不敢相信，认为是伪造的。京都大学已故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对此也深表怀疑。 除了竹内实说的宫崎市定等人对此有怀疑之外，日本千叶大学教授三浦佑之还出了“金印伪造事件”一书，完全否定这颗金印的历史价值。 然而，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羌的金印“滇王之印”。 刘彻赐印给滇王，史书也是有记载的。《史记》明确记有“西南夷长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的字样。 这颗“滇王之印”同样是纯金铸成，蛇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 “滇王之印”的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不过，“滇王之印”是西汉武帝时的产物，而“汉委奴国王”印是东汉光武帝时的产物，二者相差了一百六十多年，它们越是相同，越让人觉得其中有假。 但过了二十五年，即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玉玺”。 这颗印虽称玉玺，其实也是纯金铸成，和“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印的质地、字体和尺寸大小相同，但台上附龟形钮。 由相关史料可知，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所以“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为蛇纽，“广陵玉玺”为龟纽，完全合理。 这颗“广陵玉玺”在《后汉书.明帝纪》也有记载：“永平元年(58年)，八月戊子，徒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即这颗金印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元年封刘荆为广陵王时所赐给刘荆的。 永平元年(58年)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倭奴王印的建武中元二年(57年)只相差一年，而这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极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两枚金印的出土，特别是“广陵玉玺”的出土，大大的增强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度。 竹内实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会上还讲了一段“广陵玉玺”和“汉委奴国王”印之间的一段奇妙缘分。 他说，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要把两印同时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间名古屋博物馆要借展广陵王玺，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冈博览会后，广陵王玺转到名古屋。此前，要准备一个图录，名古屋方面派照相专家来福冈拍照。当把两颗印摆得很近的时候，两印之间出现了在北极和南极常见的那种极光，此后极光慢慢消失。从这个故事来说，出土文物是死的、过去的东西，但当人发现它、研究它、喜爱它时，它又复活了，好像恢复了生命。所以出土文物不是死的。那么它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它本来是有生命的，但是研究家的热情和仔细分析才能给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 通过与史籍的参照印证以及和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汉委奴国王”印的可靠性已得到证明，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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