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波 | 宋人的儿童观

宋人的儿童观

——兼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

内容提要：宋人褒扬儿童的最常见表述是“如成人”，典型的成人化模范儿童包括稳重、至孝、好学、聪颖四项品质，其中稳重一项最具时代特征，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践履指向，并从“弱不好弄”发展出了“戏无益”观念。不过宋人儿童观应区分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在“礼下庶童”时代思潮中发展出理想化的成人本位儿童观，而现实层面却又能顺应童心欣赏童趣。熊秉真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为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这一说法以陆王顺应童心而程朱相反为前提，缺乏历史依据，不能成立。宋代以下童蒙领域最大的变化是“礼下庶童”与“考下庶童”，二者形成的德育与举业之争，才是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

作者简介：周扬波，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

文章原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宋代是中国儿童史演进的关键时段。在此之前史料奇缺，彼时人们如何看待儿童，难以把握全貌。自宋代始，儿童活动记载方可谓丰富，勾勒时人儿童观概貌方始可能。由于儿童进入学人的视野较晚，尽管今天对于古代儿童的教育、医疗、生活等已有一些研究，但尚缺乏对于中国古代儿童观的全面与深入梳理，宋人儿童观的专门研究更是付之阙如。正因为认知上的缺失，反过来又制约了对于古代儿童教育等方面的深入认识。本文拟对宋人儿童观专作梳理，并进而对熊秉真教授影响较大的“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说作出辨析。

1

宛如成人：宋代的模范儿童

　　宋人夸奖儿童，最常见的说法是“如成人”、“若成人”、“宛如成人”、“俨若成人”等。如：

　　(赵玄佑)亦既免怀，未尝好弄。虽在稚齿，宛如成人。雅尚文史，尤嗜笔札。(《故周王墓志铭》)[1]

　　(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四休堂诗集》附小传)[2]

　　(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父母待之不与诸子等，特所钟爱。(《董太尉墓志》)[3]

　　(李楠)幼迟重，寡言笑，已如成人。稍长自力学问，两举于礼部不中第，初无怼色，曰：“吾知治吾事尔，得失何预焉？”……公天资近道。(《李和伯行状》)[4]

　　(叶份)幼修谨，不好弄。居父母丧，哀毁如成人。金紫公爱特异，尝抚之曰：“大吾门其此儿乎？”及长，种学绩文，遇事穷核根源，不为口耳学。(《龙图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致仕叶公墓志銘》)[5]

　　类似老成持重的“好孩子”，宋人笔下俯拾皆是，可谓宋代模范儿童。林之奇撰李楠行状，至有“天资近道”之评。尤其李弥逊笔下的叶份，更是堪称宋代模范儿童的标准像，因为其包罗了这类儿童的各项品质，具体可归纳为四项：稳重、至孝、好学、聪颖。

　　宋以前零星的对于优秀儿童的褒扬，也是这类小大人的形象，但又有差异。最早被表扬为像成人的孩子，是《三国志》中的神童曹冲：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6]

　　这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典故出处。文中说曹冲“有若成人”，并不像宋代同类文献包含多元品质，而是纯粹赞誉曹冲之智。类似聪慧儿童，还有北齐文襄帝高澄，“敏悟过人……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7]。以及隋燕王杨倓，“敏慧好读书，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8]。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均为宗室成员。总体而言，以“若成人”赞誉神童并不多见于文献，且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也并不包含太多文化特质。

　　南北朝以降文献中出现了一类新型小大人，更具中国传统特色。首先是《世说新语》：

(羊)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9]

　　从此以后，这类守丧表现“宛若成人”的小大人，在史籍记载中不绝如缕。如：

　(陶季直)五岁丧母，哀若成人。[10]

　　(袁)聿修七岁遭丧，居处礼度，有若成人。九岁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鉴识，清净寡欲，与物无竞。[11]

　　(裴)侠幼而聪慧，有异常童。年十三遭父忧，哀毁有若成人。[12]

　　(张九皋)早岁丁太常府君忧，孺慕衔哀，栾棘无怙，毁能达礼，志若成人。[13]

　　这类儿童的特征是幼年居丧守礼，提前达到了儒家在礼仪方面对于世人的预期。由于记载相对较多且长期延续，且具备浓郁的儒家理想化色彩，可以视作宋代以前的模范儿童。

　　宋之前以“若成人”受赞誉的儿童对象，以第一类早慧神童最早，以第二类居丧守礼的儿童为多。此即宋代模范儿童四大品质之聪颖、至孝的来历。而另两大品质，即好学与稳重，在宋以前也已能看到一些端倪。好学如前述隋朝杨倓“敏慧好读书，尤重儒素”，稳重如前述袁聿修“性深沈有识鉴，清净寡欲，与物无竞”。但这类记载并不多见，而且不同于聪明、至孝二品质，这两类品质与宋代相比时代差异较为突出。

　　先就好学品质来说，宋代时代特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科考功名指向和儒家践履指向。科考功名指向，指宋人对于儿童好学的叙述，往往以其科考成功为归宿，如前举周谔之例。儒家践履指向，指此类儿童所好之学是儒学，且以践履为归宿。如前举李楠之例。这两类指向均由宋代肇端，而为前代如隋朝杨倓等所无。

　　而另一品质即稳重，在四大品质中最具时代特征。稳重被视作宋代儿童的优秀品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六岁的赵伯琮因不戏猫而在与赵伯浩的皇储之争中胜出，最终登基成为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高宗淘汰伸足戏猫的赵伯浩，理由是“此子轻易乃尔，安能任重”，一旁“拱立如故”的赵伯琮因而得任天下之重[14]。

　　前举五位宋代模范儿童，有三位被称赞说“不好弄”、“未尝好弄”或“不为儿嬉事”。这种稳重端庄的儿童，宋人笔下相当常见：

　(王任)字叔重，承事之次子。弱不好弄，励志在学。[15]

　　(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赠蔡州观察使汝南侯墓志铭》)[16]

　　(徐积)自儿童不为嬉戏，寡言笑，庄毅如成人。父罗城君卒，先生始三岁，晨昬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十五岁奉母自陕右归楚，昼治生，夜读书达旦。(附王资深《待制王公撰行状》)[17]

　　(胡宪)幼不好弄，而天资粹美夙成，凝然庄重，见者改容。(《胡宪行状》)[18]

　　(曾耆年)离襁褓不好弄，所亲惟笔床书卷。甫数岁出就外傳，俨如成人。与其仲弟延年月相策励，期于克绍。而高邮复能力贫博延儒硕以训启之，洎长果联贡礼部。(《曾耆年墓志铭》)[19]

　　从上引可见，这种“不好弄”的稳重品质，与宋代模范儿童的另三项品质即聪颖、至孝、好学尤其是末项往往关联，所以也呈现出科考功名与儒家践履两个指向。鉴于科考内容的儒学本色，尤其在宋代经历由诗赋向经义的转型之后，可将这两种指向视作儒学理论与实践两翼。

　　若将宋代模范儿童的“不好弄”与前述北齐袁聿修幼年“深沈”比较，可以发现二者虽有联系，但差异也很明显，因为后者具体表现是“清净寡欲，与物无竞”，这显然是一种玄学化的表述。

　　第一个被誉为“不好弄”的儿童，是春秋时的公子夷吾，后来的晋惠公。《左传》载：

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20]

　　《国语》对此番问答的记载稍有出入：

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不过所复，怒不及色。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怨于国，而众安之。”[21]

　　以上即“弱不好弄”与“不好弄戏”词源出处。两种文献对于公子夷吾的“不好弄”都采用正面肯定的叙述方式，并将其作为谚语“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前半句的印证，即因“不好弄”而无党无雠怨，并进而为其成年后“无怨于国，而众安之”奠定了基础。这里的“不好弄”，与“能斗不过”或“不过所复，怒不及色”一样，并没有多少思想倾向，而是对于一名国君自幼即具优秀政治素质的后见式概括。且在先秦汉魏文献中，不复见于它处。

　　南北朝文献中，这类“不好弄”的儿童复又出现：

　　(殷)礼字德嗣，弱不好弄，潜识过人。[22]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旨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附颜延年《靖节征士诔并序》)[23]

　　(褚陶)弱不好弄，清淡闲黙，以坟典自娱。[24]

　　(萧)励弱不好弄，喜愠不行于色。性率俭，而噐度寛裕。左右尝将羹正胸萌翻之，颜色不异，徐呼更衣。[25]

　　(封隆之)神体秀异，志识闲爽。幼体成人，弱不好弄。[26]

　　这一时期“不好弄”几无例外表达为“弱不好弄”，应是受到汉魏以下尤其是西晋杜预之后左传学崛起的影响[27]。尽管文本表达各有侧重，或言伦鉴，或言静默，或言恬淡，或言风度，但皆与前述袁聿修的“性深沉有识鉴，清净寡欲，与物无竞”一样，染有显著的玄学印记。“弱不好弄”一词，从春秋时期对一位内向国君政治天赋的偶发性描述，至此被发挥成为南北朝名士们风姿天纵的常态表述。

　　隋唐仍然延续了这种玄化的表达方式，如《隋书·刘焯传》：“焯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沈深，弱不好弄。”[28]但这一时期“弱不好弄”一词开始被更多地用于儒学志业之上：

　(宋思礼)弱不好弄，长而能贤。趋庭闻诗礼之风，亢宗朂曾闵之行。[29]

　　(梁待宾)弱不好弄，卓尔不群。九岁明诗，七龄通易。[30]

　　臣门地衰薄，生长江湖。志在为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于斯。(《进海潮赋状》)[31]

　　唐代三教并重，儒学逐渐复苏，“弱不好弄”一词开始具备了儒学指向。但总体来说，这种表述在唐代只是零星出现。

　　至宋代，根据前举之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不好弄”已成为常用语，并演变出“幼不好弄”、“不为嬉戏”、“离襁褓不好弄”等多种表述，且均具有显著的儒学指向，这显然与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密不可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好弄”的性质，从起初对儿童优秀禀赋的赞誉，到南宋演变成了理学家规训蒙童的要求。首先明确提出这项要求的，是朱熹的《童蒙须知》：

　　凡諠閧争斗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谓如赌博、笼养、打球、踢球、放风禽等事)。[32]

　　将“笼养、打球、踢球、放风禽等事”与“赌博”并列为“无益之事”，这种在今人看来极为不近情理的主张，与“弱不好弄”自然有渊源，也切合朱熹主静持敬的修身思路。朱熹主静思想主要来自周敦颐，后者《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33]是“主静”一词语之所出。朱熹持敬思想主要来自程颐，后者在作为经筵官教育幼年哲宗时，曾以“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34]为由阻止哲宗折柳。若作进一步追溯，程颐持敬的思路，应来自其太学老师胡瑗的影响。胡瑗教学以礼法严备著称，“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所以在湖州州学所创学规被太学取为法式；同时又注重身正为范，弟子心悦诚服之余，“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35]，可谓宋代道学气象先声[36]。从胡瑗、程颐延续而下的持敬思路，与周敦颐主静思想，在朱熹这里汇聚成儿童游戏无益的观念，并在科举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最终在宋元之际被总结为“勤有功，戏无益”[37]而载入童蒙经典《三字经》，在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

理想与现实：礼下庶童时代的童趣

　　以上叙述容易给读者一个印象，即宋代是一个抑制童心的时代。但只要变换视角，所见就大为不同。已有研究表明，宋代恰恰是童趣诗创作的壮大时期。宋以前童趣诗罕见，而宋代童趣诗现存共计400首[38]。同时宋代又“是婴戏图最成熟的时期，是婴戏图发展的黄金时期”，婴戏图诞生于初唐，但直至宋代才发展成熟并达到艺术顶峰，为以后的元明清所远不及[39]。这种矛盾现象，折射出宋人儿童观具有多层次的丰富意蕴。

　　与“宛如成人”一样，童趣诗与婴戏图也是儿童观的产物。一方面是“不好弄”，一方面是童戏之趣，反差鲜明。观念主体上，“宛如成人”的表述者与童趣诗作者同属士大夫群体，而婴戏图到宋代也开始出现宫廷外画家，创作除延续前代生育文化母题外，在牧牛图、闹学图等题材上体现出文人趣味[40]。既然三者具有相当大的交集，则这样的反差只能从层次分别上来理解，以下从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来考察。

　　(一)理想层面：礼下庶童

　　宋之前儿童“如成人”，不论其内涵差异如何，都只是来自成人世界的主观肯定，成人们并未规模性地付诸行动去形塑儿童使其宛如成人。宋代儿童观与前代的最显著差异，是其明确的儒家指向，尤其是儒家践履指向，这显然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宋代成人开始规模性地努力规训儿童做模范儿童，但儿童践履难以像成人那样修养心性，所以其着眼点在于“洒扫应对进退”[41]等外在礼仪规范。礼仪文化从宋代开始由士大夫向庶民推广，这方面学界已多有论述，或名为“礼制下移”[42]，或称为“新礼教运动”[43]，本质上即“礼下庶人”。而从儿童史的视角观照，则可概括为“礼下庶童”。具体表现为以下三大方面：

　　1.冠礼：冠礼是唯一针对儿童的礼仪，在中国古代标志着童年的结束和成年的开始。宋代冠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都不算多，但却具有转折性的关键意义。冠礼盛于先秦两汉，南北朝以下衰微，经宋儒重倡后，宋元明时期一定程度上复行于世[44]。关于宋代冠礼的倡行情况，陈戍国已有专门梳理[45]。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宋代第一份产生重要影响的冠礼文本，司马光《书仪》卷二《冠仪》将《小戴礼记》经典性的“男子二十，冠而字”[46]，改造成了“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47]，年龄层次大幅下移。陈戍国分析司马光定下限十二岁的依据，是《左传》记鲁襄公年十二接受冠礼。但天子诸侯受礼不可与常人等同，像宋代行冠礼的最低年龄纪录，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岁的皇太子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1010-1063)加冠，这是宋真宗希望通过皇太子“加冠监国”使热衷干政的刘皇后适时还政。所以旧题朱子的《家礼》在部分采纳司马光冠仪后，将行冠礼年龄下限改为十五而上限相同[48]。但不论下限是十二还是十五，宋代家长对于子弟及冠的心理预期都会大幅提前，所谓“自汝总角，爰迨今兹”[49]，从而会对儿童言行作出较前代更早的教导和暗示。另外，由于行冠礼时及冠者“兄弟具在”，则“弃尔幼志，顺尔成德”[50]的整个过程，对幼弟们来说不啻是自己未来冠礼的预演，从而使得他们对于自身言行会提前作出合乎成人礼节的要求。

　　2.家祭礼：宋代是家礼开始“变古适今”的时代[51]，在家礼冠、婚、丧、祭四大种类中，祭礼是儿童角色重要性仅次于冠礼的。因为婚礼和丧礼尽管也有儿童参加，但其特定主题限定了儿童的参与度。而家祭既是对于祖先的祭祀，同时更有“敬宗收族”的功能。“敬宗”的方向是尊崇过往的祖先，“收族”则是面向子弟，儿童自然是其中需要提携的重要对象。在两宋从家庙祭到影堂祭到祠堂祭的转变过程中，家祭规模由祭祀直系祖先到“祭及旁亲”乃至同族“共庙”，背后是“敬宗收族”观念的不断强化[52]。苏轼为孙子苏符所写《求婚启》说：“先辈之爱女第十四小娘子，禀粹德门，教成家庙。”[53]可见时人是将家庙视作低龄族人的受教之地，这种教育不可能是指系统的知识教育，而只能是指家祭对子弟的礼仪训练。家庙尚且如此，影堂和祠堂的功能则更加丰富。宋代是中国家训史由成熟走向鼎盛的转折时期[54]，家训是族中长辈对子弟的规训，指向性与祠堂类似，所以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所在的金溪陆氏义门家族，“九韶以训戒之辞编为韵语，清晨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击鼓诵其辞”[55]。家祭场所是培育家族认同意识最重要的场所，而这种意识的薪火传承，正是通过儿童在家祭场合的耳濡目染所完成。

　　3.其他礼仪：对于儿童来说，其他礼仪可以分为参与性和旁观性的。参与性礼仪主要指家礼中另两类即婚礼和丧礼，尽管参与度低于前两类，但儿童仍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在其中完成了“洒扫应对进退”的训练。参与性礼仪指乡饮酒礼、学礼乃至国家祀典等。宋代这些礼仪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56]，规模也随之日趋庞大。如南宋乡饮酒礼人数可多达“千余人”[57]乃至“三千余人”[58]，其中自然不乏喜爱热闹的儿童身影，如南宋金坛县学乡饮酒礼，“合邑之士，无少长咸在”[59]。这种场合开放的目的是为推广风教，儿童正是其重要的宣教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礼教的推动者，理学家虽是主力，但并非全部。姚永辉统计出宋代仪礼文本的编纂者共有42位[60]，其中至少许洞、孙日用、杜衍、胡瑗、司马光、范祖禹、袁采、叶梦得、赵鼎9人不属于理学系统。固然宋代礼教实践的深度与广度皆不如明清，但“礼下庶人”与“礼下庶童”已然在观念层面形成时代共识，这正是宋代“宛如成人”这种成人本位儿童观产生的时代土壤。

　　(二)现实层面：童戏之趣

　　尽管宋代礼教运动影响深远，但具体到本朝来说理论影响远大于实践。“礼下庶童”也好，由此导致的“宛如成人”的模范儿童也好，主要是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状态。

　　游戏是儿童天性，完全“弱不好弄”的儿童并不存在，只能认为是叙述者心中理想状态的表述。而前述看来最为极端的“戏无益”观念，现实中又能否完全贯彻呢？朱熹在写给陈亮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长子朱塾的童年：

此子自幼秀慧，生一两月，见文书即喜笑咿鸣如诵读状。小儿戏事见必学，学必能，然已能辄弃去。后来得亲师友，意甚望之。[61]

　　可见朱熹并不完全反对童戏，只是认为读书高于游戏。朱塾这样好学甚于好弄的儿童，应该才是“弱不好弄”者的真实模样。朱熹说“无益之事不可为”，仅列举赌博、笼养、打球、踢球、放风禽数项，或有其具体考虑，但不宜视作朱熹反对童戏，否则这句话应表达为“不可嬉游”。至于《三字经》中的“戏无益”与“勤有功”相连，也只是一种价值比较后朝向“理想状态”的引诱。

　　其实宋学尤其理学是具备欣赏童趣的理论基础的。儒学至宋而孟子性善说确立为人性论主流，“人之初，性本善”至宋元之际作为《三字经》首句传诵天下。同时，宋学尤其是理学拓展了儒学中的宇宙论，以《易传·系辞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为基础，发展出来阐释宇宙生机的“生生之学”[62]。而在“儒道互补”文化心理结构成熟的宋代[63]，道家赤子含德、任真率性、天人合一等思维也会使得宋人更能正视儿童天性。

　　现存400首宋代童趣诗，从题材上可分为游戏(98首)、放牧(90首)、采摘(60首)、学习(40首)、其他(田间劳作、穿衣打扮、恶作剧等，112首)，分别占比24.5%、22.5%、15%、10%、28%。涉及诗人200人，尽管人均创作仅2首，但也出现了3位创作量10首以上的高产者，分别是杨万里40首，陆游31首，范成大17首，其他创作较多者尚有周必大、楼钥、张镃、赵蕃、刘克庄等人[64]。这些诗人多数都与理学有渊源，其中尤以杨万里最为突出。杨万里学术上师事张九成、张浚而与张栻相友[65]，所著《诚斋易传》“大旨本程氏”[66]。作为宋代最能欣赏童趣的诗人，他的笔下有“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67]的顽皮天真，也有“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68]的马虎可爱；既有“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69]的淡然旁观，更有“也思日涉随儿戏，一径唯看蚁得通”[70]的不老童心。但同一个杨万里，在为人写墓志时又说：“世珍弱不好弄，从群儿遨，习弦诵之声，父异其儁”[71]，“东老结发不好弄，不妄言笑，入小学日诵数千言”[72]。陆游、周必大、楼钥、刘克庄等都有类似情况。这一矛盾至此已可理解，宋代士大夫的儿童观应区分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在“礼下庶童”时代思潮下发展出理想化的成人本位儿童观，而现实层面却又能顺应童心欣赏童趣。

　　至于艺术成就空前绝后的宋代婴戏图，尽管开始出现文人趣味，但作者主要是画院和民间两大画工群体，题材涉及庭戏、百子、时节、村童、牧牛、母子、杂役、童仆、货郎，画中儿童所属阶层上至宫廷下至村野，涵盖面较童趣诗更为宽广，总体来说更能彰显宋人现实层面的儿童观，即正视童心肯定童趣。

3

“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辨

　　熊秉真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毫无疑问是近世幼教文化上的两大路线之争”，理由是前者“主澹静，恶嬉戏，重管束”，而后者“强调自由、自然，鼓励舒畅、活动，与反对拘束体罚”[73]。此说影响较大，多为引用。但这一结论与前述考察有偏差，宋人包括理学家对于童心并非一味抑制。而且宋代朱陆虽有学术之争但并未涉及幼教，即使退一步将此“争”字理解为“分歧”，二家有何分歧亦需检讨。进而延伸的朱学与王学之差异，自然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陆九渊并未留下关于童蒙的只言片语，所幸朱熹曾引用其五兄陆九龄的言论：

陆子寿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某当思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先生曰：“只做禅苑清规样做，亦自好。”[74]

　　可见朱熹与陆九龄二人关于幼教所见略同，注重“洒扫应对”即礼仪教育，而反对过早进行应试教育。这是一次氛围融洽的对话，朱熹提议模仿禅林清规制作小学学规，也并未见到陆九龄有明显激烈的反对。

　　陆九渊，字子静，教学思路上亦主静，常教弟子静坐。陆九渊的童年形象，因其弟子为师所撰行状、年谱而有所保留。高足杨简撰《象山先生行状》云：“先生幼不戏弄，静重如成人。”[75]此言又被另二位弟子袁燮、傅子云编《陆九渊年谱》时采纳：“先生三岁，幼不戏弄……先生四岁，静重如成人。”[76]行状还记载了陆九渊“常自扫洒林下”、“侍亲会嘉礼”、“恶无礼者”等童年守礼的举止。陆九渊为兄九龄作行状，言其“生而颖悟，能步趍则，容止有法……十岁丁母忧，居丧哀毁如成人”[77]。九渊长子伯微，“年才十三，严重如成人”(《陆伯微墓志铭》)[78]。九渊得意门生杨简也是“入小学，便俨立若成人。书堂去巷陌隔牖间一纸，凡遨戏事呼噪过门，听若无有”[79]。可知在童蒙理念上，陆学与朱学无甚差别。

　　再来看王阳明的童蒙观念，熊秉真的立论主要依据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80]

　　此篇言论革命性之处，在于首次正面指出儿童天性“乐嬉游而惮拘检”，其童蒙理念因而发展为“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如同舒畅草木之芽。但其立论的批判面，文中明言是“后世记诵词章之习”，原因是其“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为此王阳明给出的对策，是“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诵诗习礼读书这一童蒙策略并不新鲜，如前所述正是程朱主张。而且程朱主张礼教为先的潜在批判对象，也正是宋代日炽的场屋举业。朱熹邀陆九渊讲学白鹿洞书院，主题正是辨明二者轻重本末的“君子小人喻义利”[81]。前引陆九龄批判的“今人自小即教做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也正是科考举业。所以陆王之学幼教观念的起点和对策均与程朱无殊，二者差异只在于过程性的思路上，王学承认儿童嬉游天性并主张诱导，而程朱侧重树立规范主静持敬，但这是否足以构成“近世幼教文化上的两大路线之争”呢？

　　首先，程朱之学主静持敬，并不必然导致对待儿童“责其检束”，更不必是“若待拘囚”。熊秉真在引用王阳明上文时评述：“过去中国所有谈幼教或人生哲学的论述中，从来未尝把‘教育’与‘快乐’并列。”[82]此言大谬。乐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大要素，故李泽厚特别拈出此字，将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83]。教育文化自然亦在其列。程朱主静思想源自周敦颐，周敦颐教导二程时“每令寻孔颜乐处”[84]。程朱持敬思想，如前所述来自胡瑗。胡瑗在太学，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试程颐[85]。胡瑗的教学方法是“严条约以身先之”[86]，“治学校虽规矩备设而不尽用焉，以德教为主”[87]，所以弟子从学毫无苦态，“中心悦而诚服之”[88]，“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89]。具体到童蒙观念来说，程朱与王阳明惊人相似。《二程集》中载：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90]

　　此段话《二程集》中未明言出自谁口，朱熹《小学》引用时标明是“伊川程先生曰”[91]，清人王炳在《近思录》校勘记中则断为“明道先生语”[92]。这段话不但明确地将教育与快乐相连，且主旨与王阳明《训蒙大意》一文大体相同，差异仅在于未如王氏正面承认“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并有“舒畅之则条达”的明确意识。但王阳明之言与朱学关系有脉络可寻。《近思录》收有程颢“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一语，朱熹再传弟子叶采为之注云：

志轻才俊者，惮于检束，而乐于驰逞。使之习经念书，则心平气定，使作文字，则得以用其才而长其轻俊矣。[93]

　　此言应即王阳明“乐嬉游而惮拘检”语之所出。二人差异仍在于对待少儿“驰逞”或“嬉游”态度一反一正，共同点是都不主张“检束”“拘检”，而主张诱导其习经守礼。朱学一脉在童蒙实践上于诱导一途也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如朱熹高足陈淳为三岁儿子所作《训蒙雅言》《启蒙初训》，及为私塾弟子所作《小学诗礼》等系列韵语体蒙书，是后来同类读物发展和提高的基础，对《三字经》有着直接影响[94]。《三字经》作为中国蒙学第一经典，是因为文字和音韵最为适合儿童接受。对其作者虽然尚存争议，但从内容上看属于朱学一脉并无疑义。凡此种种，都与王阳明诵诗习礼读书的理念可谓殊途同归。对儿童动辄检束乃至体罚，只是朱学末流而已。

　　其次，王学尽管正视儿童天性，但实质仍为成人本位。理论上正面肯定儿童天性，一扫长期视儿童为蒙昧的成见，近世史上王阳明确为第一人。但陆王之学与程朱之学其实异脉同源，均出于思孟之学。后者在唐宋之际的崛起[95]，确立了性善说这一近世人性论基调。这为王阳明心学肯定儿童天性提供了理论前提，而同禀性善说的程朱之学则将重心放在了外围的闲邪存诚一路。二者尽管内外路向不同，但如前所述殊途同归，目标都是呵护善性自幼至壮成长为德性。所以尽管王阳明正面指出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但其童蒙思路也并非是任其嬉游。从王氏“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一语可见，他认为儿童纯粹的嬉游只会导致庸劣下流。只有通过相对动态、“嬉游”式地诵诗习礼读书，才能诱导儿童成为合乎道德的小大人。阳明后学中李贽、罗汝芳分别拈出“童心”、“赤子之心”作为自己体系中的核心，但二人学说均旨在召唤他们心目中成人缺失的美好天性，只是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96]的延伸发挥，无一意在为儿童代言，对童蒙教育影响有限。明清蒙学理念，受朱学影响多而王学影响少，目前仅见清人王筠《教童子法》是唯一宗主阳明学派者[97]。而王筠继承阳明的“诱”与“鼓舞”之教学法，与“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的学习观[98]，与前述程朱教学并无本质差异。王学与程朱的童蒙观，并无尖锐纷争，只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第三，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是德育与举业之争。唐宋以下童蒙领域最大的变化除“礼下庶童”外，就是“考下庶童”，即科举考试从阶层和年龄两个维度向下影响儿童。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童子举的诞生与发展。童子举是专为儿童设置的科考，与其他科目一样没有阶层限制。其诞生于唐初，至宋发展到高峰，元明演变为童子荐举，入清方始绝迹[99]。童子举在唐五代既已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并因伪滥请托之风而屡次停废[100]。自宋至今童子举不断受到揠苗助长之类的批评，宋代饶州甚至出现类似产业化的“神童”训练，不过客观上童子举也促进了向学之风的普及[101]。二是幼教举业内容的增加。汉代蒙学以字学为重，至唐宋蒙学与科举接轨，宋以下涌现出大量的举业教材，明清则全社会应试教育倾向较任何朝代都严重[102]。三是入学与科考年龄的下移。关于小学入学年龄，宋以前至少有八、十、十三、十五岁4种说法，至北宋初采十岁之说，后改八岁，南宋以八岁为准[103]。这一标准作为下限基本为明清沿袭。至于科考年龄，从初设始就未设下限。至明清未通过初级考试者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这正是科举社会应试氛围下移的体现。“考下庶童”的举业，与“礼下庶童”的德育，二者从唐中叶新儒家崛起始理念即大相径庭，虽在宋元之际完成“科举理学化”[104]，但科举的功利本质与新儒家的德育理想始终纠缠纷争相持千年。举业对童年的渗透无声而又深刻，而包括程朱陆王在内的新儒家阵营对此则一直持同仇敌忾的批判立场。前述程朱陆(包括陆九龄)王等人各项教育理念的提出，基本都以批判科考为前提。在科举社会中成长的理学家们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而是着眼于批判举业功利性对道德的侵蚀。程颐对举业的看法是“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所以他对弟子学业的安排是“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105]。陆九渊也承认对于举业“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的现状，要在“当辨其志”，这正是他应朱熹之邀到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的主旨。朱熹则径从童蒙上立论，指出“今人初生，稍有知识，此心便恁亹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圣贤日以益远，岂不深可痛惜”[106]。至于王阳明，前已述及，其《训蒙大意》一文，正是针对“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的科举社会通病而发。所以程朱和陆王的差异只是同一阵营的内部矛盾，双方关于幼教的起点、策略和目标都类同，不能构成“两大路线之争”。对峙千年的举业之学，才是他们共同的强劲对手。

　　综上所述，在“人之初，性本善”确立为主流人性论的宋代，人们观照儿童仍是成人本位的视角。宋人好以“宛如儿童”之类语词称赞模范儿童，典型的模范儿童通常包括聪明、好学、稳重、至孝四项品质。其中“弱不好弄”的稳重品质尤具时代特征，是宋代童蒙观念中“戏无益”思想的前身和基础。熊秉真以是否尊重儿童天性为依据，提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构成近世幼教文化上的两大路线之争，却忽视了王学童蒙观同样是成人本位，而程朱亦有顺应童心的现实层面。二者童蒙观的起点、策略与目标都相当一致，而他们同仇敌忾联手抵制的是举业对于德育的侵蚀。举业与德育的博弈纠缠千年，构成近世幼教文化两大路线之争，并演变为今日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顽强角力。

参考文献：

[1]杨亿：《武夷新集》卷一一，《宋集珍本丛刊》本。

[2]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九二，《宋集珍本丛刊》本。

[3]曹勋：《松隐文集》卷三六，《宋集珍本丛刊》本。

[4][18]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八、一八，《宋集珍本丛刊》本。

[5]李弥逊：《筠溪集》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2]《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80、1229页。

[7][11]《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1、564页。

[8][28]《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38、1719页。

[9][24]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3、431页。

[10]《梁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1页。

[12]《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18页。

[13]萧昕：《长史张公神道碑》，载董诰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1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12页。

[15]吕陶：《净德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8页。

[16]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五二，《宋集珍本丛刊》本。

[17]徐积：《节孝先生文集》之《事实一卷》，《宋集珍本丛刊》本。

[19]卫泾：《后乐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1页。

[21]《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23]陶潜、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5页。

[25]《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62页。

[26]严可均：《全北齐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页。

[27]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149页。

[29]骆宾王、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30]《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

[31]卢肇：《文标集》卷中，《豫章丛书》本。

[32][61][74][85][91][106]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3册第375页、25册第4780页、14册第270页、12册第961页、13册第434页、18册第3758页。

[33]周敦颐：《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页。

[34][84][9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2、16、21页。

[35]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8年版，1册第341页。

[36]周扬波：《胡瑗历史地位再评价》，《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37]陆林：《三字经辑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38][64]李丹：《宋代童趣诗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7、22页。

[39]曹慧：《透视与反思：晚清之前婴戏图中的儿童观》，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4、17页。

[40]胡懿勋：《中国古代人物画女性与儿童图像谱系研究》，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149—153页。

[41]吕本中：《童蒙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42]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43]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66页。

[44]彭勇：《明代皇室冠礼述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45][48]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282、279、271页。

[46]《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页。

[47][50]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2页。

[49]彭龟年：《邹道乡公冠子文》，《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9册第9205页。

[51]王美华：《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52]赵旭：《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53]《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1页。

[54]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46页。

[55][81]《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97、12882页。

[56]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57]《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本。

[58]《宝庆四明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本。

[59]刘宰：《漫塘文集》卷一九，《宋集珍本丛刊》本。

[60]姚永辉：《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

[62]向世陵：《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

[63]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65]张玖青：《杨万里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6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页。

[67][68][69][70][71][72]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28、1749、189、1028、5005、5031页。

[73][82]熊秉真：《童年忆往》，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4—135、202页。

[75][76][77]《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8、481、313页。

[78]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宋集珍本丛刊》本。

[79]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载杨简《慈湖先生遗书抄》卷一八附录，《宋集珍本丛刊》本。

[80]《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8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86]蔡襄：《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页。

[87]吕希哲：《吕氏杂记》，《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1编10册第266页。

[88]李廌：《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页。

[89]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92][93][105]朱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79、874、634页。

[94]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107—108页。

[95]徐洪兴：《思想的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137页。

[96]《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174页。

[97]陈涵邡：《晚明至清中叶训蒙理念的探讨》，台湾师范大学，2011年，第118页。

[98]王筠：《教童子法》，载徐梓、王雪梅编《蒙学辑要·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79页。

[99]刘钰琳：《论童子举》，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7—27页。

[100]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01]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02]田建荣：《试论古代蒙养教育与科举》，《考试研究》，2009年第1期。

[103]周愚文：《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台湾师大文苑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