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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之窑 《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日发表了“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发现”的重要发现专版，其中第6版着重介绍了晋南河津窑的考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晓毅、高振华与贾尧联合发表了“改写中国陶瓷史从山西陶瓷开始——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重要发现”的署名文章。文章介绍“固镇瓷窑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地处吕梁山南麓、清涧沿岸，2016 年3 月至9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瓷窑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并选择北涧疙瘩、上八亩和下八亩三个地点进行发掘，共计发掘1039 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 处、瓷窑炉4 座、墓葬1 座、水井1 处、灰坑35 个，出土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和骨器等，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出土遗物以瓷片、窑具为大宗，其中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盘、碟、罐、枕、盆、瓶、盒及器盖等，以碗、盘、碟和枕为主，装饰工艺有白地黑画花、剔花填黑彩、珍珠地划花、黑地白绘花及印花，题材以诗词、花草为主，纹样层次分明，流畅活泼，技艺娴熟。其中北涧疙瘩地点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白而细密、坚致，釉色莹润，造型简洁大方。通过对该地点瓷片标本的X 射线荧光分析，显示其烧成温度可能极高，白度亦不逊于邢定巩白瓷，代表了同时期较高的烧造水平；下八亩地点出土的金代细白瓷在胎、釉方面要略逊一筹，釉色多泛黄，与观台仿定器相近，器物内壁印花装饰增多；上八亩地点出土的金代瓷枕采用剔花填黑及珍珠地划花装饰工艺，枕面饰竹节状、壶门开光，特色鲜明，工艺精湛。另外，在个别器物腹、底发现有印花或墨书的“马四”“马家椀□”等款识。……固镇瓷窑址发现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该窑址的制瓷生产链，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窑址内出土瓷器品类多样，装饰工艺精湛，特别是出土的金代剔花填黑彩及珍珠地划花瓷枕，独具特色，艺术水平甚高，在日本、法国、美国等地的公私藏品中均发现有该窑瓷枕产品，为国内外相关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烧造窑场。窑址临黄河禹门渡口，距蒲津渡口亦不远，便利的水路交通有利于其瓷器产品的流通、外销，在遗址周边的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绛州州署遗址均发现有该窑的产品，通过与相邻遗址出土瓷器的比对，为研究固镇窑址瓷器的流布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期报纸同版亦刊载了山西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孟耀虎的文章：“求古寻论——河津窑别样风采”。他认为河津固镇村西的金代窑址“这里烧造的陶瓷枕最具特色，有高温、低温两类 。在造型和装饰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温者多见八角和豆圆形两种。低温者见有八角形等。高温八角形枕由八个面粘接而成，个体较大，有的长度 超过五十厘米。装饰部分都在枕面，以剔刻、绘画、填彩、开光为主要装饰手法。题材有花草、诗文、动物、人物等。剔地填黑彩和黑地上白色化妆土书写诗文，是这里最具特色的装饰。黑画花也用于枕面主题纹饰，也作为辅助纹饰使用。……窑址仅发现一种低温八角形枕，枕面剔花填黑彩，枕墙印花（图一、二）。虽然标本有限，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大量公私收藏中方角元宝形、曲体长方形、花边豆形类这种装饰风格一致的陶枕是河津窑产品。河津窑的陶瓷枕，在器形、装饰上独具风采。这里烧造的枕在国内、港台、日本、西方等公私收藏中大量存在。南越王博物馆最为集中。”
图一、河津固镇窑址出土瓷枕残片（图片来源：网络相关报道） 图二、河津固镇窑址出土瓷枕修复品（图片来源：网络相关报道）
依据两篇文章所配考古出土剔花填黑彩瓷枕图片，择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出版《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一书藏品，则符合河津固镇金代窑所造瓷枕作品大抵如下： 图三、《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图版79 图四、《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图版83 图五、《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图版84 图六、《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图版86 图七、《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图版87 纸上平阳河津固镇窑址所出瓷器遗存题材以诗词、花草为，其中瓷枕装饰风格以金代剔花填黑彩及珍珠地划花两类，独具特色，其白地黑花与白地线刻与当时金代平阳版刻业发达当有莫大之关系。
金代河津所属河中府与平阳所属平阳府，皆归河东南路管辖。在金代印刷的图版品类中，具有代表性的即为平阳刻板⑴，平阳府所出的平水本，被视为“宝若宋刻”。金代版籍刻印，“平水刻书最多，是全国的刻书中心地区。知见书坊有书轩陈氏、中和轩王宅、李子文、张谦、姬氏、徐氏等。⑵”究其原因有五，一为平水地区地非要冲，而无宋金征战拉锯之危；二为河东地区雕版印刷历史悠久，北宋时期即有书坊名刻；三为河东地区盛产书纸刻木；四为平水经济繁荣，资金雄厚；五为文化基础深厚⑶。金太宗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金政府在平阳府设立经籍所，“管理民间的出版、印刷、发行业。⑷”金代，平阳即指平水，其具体地点为今天山西临汾一带。⑸金代平阳版刻，以刀代笔，雕版技术娴熟刘畅，由现今所见质量，和著名的宋版书不相上下。 图八、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页5 图九、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页1 图十、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页16
图十一、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页42-43 除了平阳晦明轩所刻《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一书的草药插图，以及著名的《赵城藏》各卷扉页说法图以外，最能代表当时金代文化特征的是招贴画。因为前两种图书，或依据之前底本加以修订，或沿袭之前底本复刻⑹，而民间的招贴画则更贴近当时时代的风貌，并被认为是雕刻术的发展，绘刻之精，不仅较同时期南宋刻版为上，百年后元代版画比之亦逊，几乎与明代传奇版画相比肩……而且开始转变对佛像的雕绘，转变为对人物的雕绘，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飞跃的进步，开了后来元刻平话明刻传奇的附图先声⑺。 金代平阳招贴画被认为是后世年画的前身，最著名者是1909年俄国科季洛夫从甘肃发现并盗走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俗称《四美图》）、《义勇武安王位》两件。此外还有一件东方朔偷桃图，发表于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一书⑻。
图十二、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页69
图十三、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页70 瓷上平阳
平阳版刻存世无多，据刘振中所著《平阳版刻图说》统计，截止至2011年所知金代版本十三种、招贴画两种，元代版本三十二部⑼。因此一直受到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其中著名的《四美图》的制作时间，据郑振铎先生考证约为十三世纪初⑽，而深圳望野博物馆则藏有一件贞祐墨书纪年的白地剔花填黑彩花卉纹八方枕（图十四），不仅图案纹样与固镇窑址出土瓷枕类似（图二），其贞祐1213-1217年时间与《四美图》时间几乎同期。比较二者纹样，就会发现望野博物馆所藏枕面牡丹图案与《四美图》中阑干山石处的牡丹皆具有讲求对称的图样性，而枕面花叶外填黑彩形成黑白大面积反差的视觉效果，与《四美图》天地见的双凤与花卉装饰风格相同，应为同一时间内同一地域装饰流行风格一致的结果。
图十四 、望野《千年梦华——中国古代陶瓷枕第二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29 此外，通常出版事业的发达，与当地文化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例关系。河津固镇窑址所发现的瓷器遗存，除花草题材外，诗词装饰亦是其一大特色。今所见广州南越王博物馆所藏杨永德先生捐赠及深圳望野博物馆所藏瓷枕，其中黑地堆白书写诗词为河津窑一大特征。窑工利用枕面具有与书纸相同特点，即平坦利于书写进行创作，从中可见当时文学流行之一斑。如私人所藏金代河津窑黑地堆白书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越上闻子规》诗句，与《鉅鹿宋器从录》所载瓷枕相同。后者于民国间出土于鉅鹿故城遗址，应为大观二年（1108年）鉅鹿没于黄河水患前所制之器。由是或可推知宋金时期文化流行之状况。
图十五、私人藏范仲淹《越上闻子规》诗句枕
图十六、《鉅鹿宋器从录》所载范仲淹《越上闻子规》诗句瓷枕 另有今人据《全金元词》一书统计，有金一代山西词人数量居金国之冠⑾。。此外，《录鬼簿》中所录的元初杂居作家，按地区说，除大都外，即以平阳一地为多⑿。金元山西地区的文化发达，除在河津窑文字器物上有所反映之外，介休、长治诸窑亦有文字作品可见，而三地皆以平阳府为中心各据西、北、东三个方位，而现今所见未知具体窑场的晋南金代文字器物则尚在考证中，以待今后来者。
图十七、金代山西政区图，选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图十八、孟耀虎《枕林玄珠》，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46
图十九、孟耀虎《枕林玄珠》，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78
图二十、孟耀虎《枕林玄珠》，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82
图二十一、望野《千年梦华——中国古代陶瓷枕第二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14
图二十二 、望野《千年梦华——中国古代陶瓷枕第二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15
图二十三 、望野《千年梦华——中国古代陶瓷枕第二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16 ⑴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页214； ⑵曹兴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页225； ⑶同上； ⑷同⑴，页207； ⑸；张承宗“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载于《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三·历代刻书概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页200-204； ⑹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载于《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三·历代刻书概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页194； ⑺于霞裳“宋元时期平水印刷业初探”，载于《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三·历代刻书概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页208-219； ⑻同⑶，，1993年第一版，页216； ⑼刘振中《平阳版刻图说·自序》，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13年； ⑽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页21； ⑾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群”，载于《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 ⑿同⑺，页209； 版权声明：本文由 戴岱 老师授权古玩元素网发布版权，作者 戴岱 老师 佳士得瓷器专家 同行转载请务必得到戴岱老师授权，否则一律投诉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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