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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旧京的漂泊者（3） 鹤见佑辅在《思想?山水?人物》里写到对北京的感受。这个日本人在从东北赶到北京时，从远远的地方看着这座神秘的城，遂叹道：大而深，似乎有无数的掩埋。这句话对我一直是个深切的印象，好像里面有许多难言的秘密在。因为那其中有历史的感怀和别的什么吧。
北京的大，的确可以藏龙卧虎。政客、商人、学者都在此混日，并不显得拥挤。而且是各行其道，得天乐而存活。漂在这里的人，各有梦想。唯新式青年居多。自然，有的怀抱文学之梦，有的逃难于此，心境大不相同的。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旧时椿树馆所在地，如今依然是晋人的会所。有时走在那会所旁，总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高长虹。他在北京时，就住在这里，一时红红火火。高长虹因办“狂飙社”而闻名。受到鲁迅的鼓励，遂有了来京发展的渴望。他率性、激烈，也有文采，模仿着鲁迅写那些诗意的短文和呐喊的篇什。他的来北京，给鲁迅以不小的刺激，鲁迅最初是欣赏这位血性的青年的。在鲁迅看来，中国要有希望，是应有这类反叛的学子在的。
与老气的北京比，狂飙社的几个诗人，是一股强烈的风。他们的文字在摧毁着士大夫的营垒，也一面闪着尼采的光芒。我读到他的文章，遒劲、奔放，是无边的游荡。他们似乎不喜欢这个古老的东方，全不把旧式的存在放在眼里。但他们一些人后来过于坚硬，与环境竟无妥协的地方，遂遭挫折，于是不久就解体了。
那时候北京的文学社团很多，出现得快，也解散得快。激烈的青年们不喜欢象牙塔里的东西。他们厌恶士大夫的时文，写异文，寻歧路，也把新文学的影响扩大了。
高长虹一辈子没有摆脱流浪的苦命。从北京到巴黎，从香港到延安，后不得志地彳亍于东北的冰天雪地，竟客死他乡，真有点尼采的样子。不愿意随波逐流，高扬着个性，和鲁迅、毛泽东都闹翻，真真成了孤独者。在庸常与毁灭间，选择的也只有后者。当漂泊而无所归属的时候，生命是无色的。在而不属于世界，谁能承担得了呢？
和高长虹这样的诗人比，李何林的北京之旅是另一个色调。他的左翼心态不亚于高长虹，但却显得安宁。记得李何林先生生前讲到他逃难到北京时的语气：1928年，因参加霍邱暴动失败，只好外逃。到哪里去呢？他想起了在北京的李霁野、韦素园等。于是投奔京城。那时候的未名社经济紧张，韦素园在生病，台静农等还被捕过。但李霁野还是接纳了他，使他在此度过了平安的日子。
在北京流落的人形形色色，形成了各种文化小团体。许多外省人进入古城，老北京多了异样的声音。但外来的人口，很快湮没在胡同与街市之间。在夹缝中还能存在下来是要有智慧和本领的。李何林后来回忆道：
在未名社避难，不但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素园患肺结核住西山病院，静农做点小事，李、韦都是在校学生，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他们当时担当的政治风险也很大的。霁野、丛芜在我到北平前两个月，因出版一本禁书被北洋军阀逮捕坐牢刚刚释放出来，又隐藏一个暴动后被通缉的共产党，实在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但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住下去，素园在病床上还为我的生计操心。①
漂在北京，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和事业。李何林那时候面临着生活的调整。他知道不再可能回到战场上，选择的是编书工作。他极为细心，也颇为认真。在景山东街一个旧房前，挂起了“未名社出版部”的牌子，把鲁迅等人的译作与新出版的作品推向社会，一时得到一些收入。但时间一久，便感到如此生存不易，在常惠的帮助下到了北平图书馆。可还是不如意者多多，要不是顾随的帮助，到天津找到了一个教职，其运之苦也可想象出来的。
李何林后来的命运一直多舛。因为他上课时总不自觉地流露出左翼的倾向，便一再被校方驱逐。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更迭之频，实属罕见。他走了许多地方，像只飞鸟，没有固定的巢穴。他的友人王冶秋、王青士都是这样。或走到烽火里，或死于厄运，真的坎坷不已。民国的文人们习惯于被放逐与自我放逐，是寻路者的苦命。类似的人物，我们一时是举不完的。 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 这里转载的一些人的文章。如果有侵权作品，请您通知我，我立刻就删，不然概不负责！ 信箱：yuhang123302@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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