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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写家书真的是件很高大上的事吗？ 未必。 人啦，正儿八经太久了，就会忍不住装，一装，就有有人打脸。 老曾写家书，也被弟弟们啪啦啪啦打脸。
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从正月到年底十二月，曾国藩给家里写了三封信。
一则吐槽京城房价太贵，曾哥我只能住在城郊的绳匠胡同北头路东。
二则吐槽薪水低，一年生活费五百金，用三百，存两百，好像没买什么理财产品。而且，他有两年没有去主持科举考试了，没有加班工资，所以“恐男无钱寄回”，没有余钱寄回老家了。
今年甭想我寄钱回来。
钱不寄也就算了，连半点歉意也不表演一下，又开始教训弟弟。
弟弟们对功名很着急，曾哥则回信说：“男在京时时想往者，只望诸弟中有一发愤自立之人，虽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
一过不了坎，解决不了问题，也就剩下一个发愤自立了。
这是正月十八的信，到九月十八的信中，曾哥又说：“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混得好混得差，老天爷作主；能不能得到，别人作主；学业能不能精，则是我自己可以作主。
在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中，曾哥劝六弟，不要老想着自己混不混得好，而是要想着天下苍生，要想着做“天地之完人”。
你自个混不好，就绑架天下苍生来壮胆，好像苍生都来支持你似的，这算不算恶意圈粉？
还有四弟你，说什么想换个学习环境，因为现在的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学业，这叫什么话？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何必在乎学位，何必在乎时机，关键是看你对学习是不是有真爱。
话都挺有道理的，就是不能解决问题。
老曾装得太厉害，弟弟们打脸的耳光已经在路上了。
道光二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耳光终于到了京城。
弟弟们联手写信给曾国藩，信是这么写的：“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
钱不见你寄，问题不见你解决，训人的话倒写得溜溜的。
煲碗鸡汤，还顺手毁掉弟弟们的纯真形象，邻居们看了信，还以为我们这些做弟弟的“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
人艰不拆，你懂吗，哥哥。
弟弟们的打脸很密集，光是四弟的信，就写了足足三页，还不带标点。
接到弟弟们的声讨信，曾哥还是蛮紧张的，“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
回应打脸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自己也打脸。 这一招后来也用，打下天京城之后，曾国荃纵容部队哄抢，左宗棠正准备告状，老曾先把弟弟告了，状纸赶在老左之前去京城了。 皇帝先看到老曾的，好！大义灭亲！后来一看老左的，觉得矫情了。
曾哥扇自己耳刮子，也是响亮清脆自带音效。
曾哥说，让老爸老妈看到我比弟弟们有出息，说弟兄们都不如我，这是我让父母产生了偏见，是哥哥我的不孝。
首先骂自己不孝。
若是让家乡的亲戚觉得我比弟弟们混得好，“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是我不遵守兄弟的“弟”道。
接着骂自己不悌。
不孝不悌，基本上就骂自己是禽兽了。
自扇耳光都到自我毁灭的份上了，估计弟弟们看了也觉得寒碜。
曾哥把姿态降了下来，然后就在信中虚拟现场办公，一一解决问题。
首先针对四弟要找新的学习环境的问题，他不再说“发愤自立”，而是很仔细地分析了四弟想去的读书之地——衡阳，衡阳这地方，学习气氛不太好，同学当中，“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你哥哥我是翰林学士，他们因为嫉妒，肯定会拿这个来讽刺嘲笑四弟你，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学习，“不惟无益，且大有损”。如今四弟师从觉庵老师，那么一定一切以师长马首是瞻，千万不要受损友的影响。
至于学费，哥哥我今年八月会寄过来。
寄学费这句话，总算让弟弟们在寒雪纷飞中，看到一车炭了。
接下来就夸弟弟。
说六弟的信是“一篇绝妙古文”，有韩愈和黄庭坚的风格。 亏他夸得出口。
这封信，主要是要弟弟们拿给邻居们看的，是给他们长脸用的。
要把打在弟弟们脸上的耳光收回去。
最后一记耳光是完全恢复弟弟们的名誉。肯定了他们的热衷功名，“乃志士之惜阴”，话矛盾得前后不是一回事。
老曾的鸡汤虽好，但还是没能在科举功名上解决弟弟们的出路问题，清王朝虽然烂，然而在科举上半点也不烂，考不上就是考不上。
因此，尽管喝了哥哥很多很多鸡汤，大部分弟弟还是在乡里呆着，发愤自立也好，想着天下苍生也好，反正是在乡里呆着。
后来碰上太平天国起义，曾哥办湘军，大部分弟弟们才在哥哥办的“民营公司”里，解决了出路问题。
老曾为什么被弟弟们打耳光，因为他自己还没混成功就开始煲鸡汤，自己还没有说服力就开始传播励志学，自己还没有经历过不平凡就开始高调宣扬平平凡凡才是真。 曾哥，在那时候还不免有点矫情。
好在后来成长了，而自己打脸，是一种不错的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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