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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最活跃地区。周天子在洛阳，虽王室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秦人如何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中脱颖而出呢？ 秦人首先能够正视自己在诸侯国中的实力和地位。各方诸侯，北有晋国、东有齐国，这是当时最强盛的两个诸侯国，引领着春秋时期的社会发展潮流。西南有楚国意欲问鼎中原，东南有吴国觊觎春秋霸业，东边的秦国只是刚刚进入中国历史主流社会的一位懵懂少年。王室的衰落给各诸侯国都带来了号令天下的冲动，所以各国都在厉兵秣马，蠢蠢欲动。 在商鞅进入秦国之前，中原诸侯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富国强兵运动。公元前7世纪，管仲首先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行政上划分乡、县、属等区域，细化行政管理。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这些举措，使政令畅通，齐国形成高效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军事上寓兵于农，规定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为了解决军队武器装备不足问题，还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经济上重视税收，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制定铸币政策，发展渔业、盐业，鼓励商贸。管仲的改革，使齐国民足国富、社会安定，为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实现春秋首霸提供了基础，自己也被誉为法家先驱、“华夏第一相”。之所以要细数管仲的变法改革举措，主要是因为此后的商鞅变法，除根据关中地区“关内自足，关外凶险”的特点，提出重农抑商这样的策略外，对于管仲改革的继承可以说是全面彻底的。 另一个对商鞅变法产生深刻影响的要数魏文侯的变法。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家分晋，四面受敌的地理环境迫使魏文侯成为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使魏国一度成为中原的霸主。魏文侯重用卫人李悝，实现了魏国法令的畅通，给遭受魏国侵扰的秦人很大的震撼。了解中国法制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李悝是以《法经》流芳于世的。《法经》 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确立了中国古代法典的体例和基础， 商鞅正是携《法经》入秦，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 魏文侯的变法开启了魏国的百年霸业，秦国因此遭受到了魏国的侵扰。正因于此，魏国的变法也成为了秦国学习和赶超的榜样。魏文侯还拜孔子弟子——大儒士子夏为师。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众多，华夏文化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了魏国，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并为魏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秦国重用的张仪、范雎都是魏国人，商鞅也是因为在魏国怀才不遇才转而事秦的。在魏国受到排挤的吴起出走楚国变法，一度使楚国强盛起来，这也对秦孝公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中原各国多形容秦国为“虎狼之国”，这既是对秦国军事力量的惧怕，也含有对西秦文化水平不高的蔑视。魏国的先进文化对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秦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在秦国形成了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进而重用客卿的传统。正是看到魏文侯变法富强，吴起在楚国变法成效显著，秦孝公才发出了他那道著名的“求贤令”，招纳才学之士为秦效力，从而为秦国的崛起打开了一线生机。嬴政曾经一度驱逐客卿，差点打乱秦国崛起的国运，李斯适时呈上《谏逐客书》，算是李斯无可非议的历史功绩之一吧。 李斯在《谏逐客书》逐一列举了自秦穆公以来使秦国强大的八位著名客卿：秦穆公重用的由余来自西戎、百里奚来自宛地、蹇叔来自宋国、丕豹、公孙支来自晋国；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卫人，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魏国人。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逐步实现了秦国的霸业。事实上，秦国这几代君主，对于客卿的感情都是“驽钝”的，而客卿也都能做到“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程度。我们看电视剧《大秦帝国》的时候，秦孝公与商鞅之间恨不得双宿双飞的那种默契，秦惠王在张仪面前一口一个“先生教我”的那种诚恳，绝不是清宫戏里“奴才该死”与“皇上圣明”那种时代暮年才有的心机。也许有人会认为《大秦帝国》在这些方面的着力有些矫情，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抗争中勃发，所传递出的略显轻狂的艺术表现，难道观众不会觉得快慰吗？在大量充斥谍战剧、宫斗剧、抗日神剧的洗脑下，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呈现不仅是真诚的，而且简直就是一股清流，令人心旷神怡，大呼过瘾！ 李斯在秦国的历史中，褒贬不一，但唯有这篇《谏逐客书》毫无争议是值得推崇的：“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入秦的各国客卿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就连以“耗秦民力”为目的入秦的郑国，也因秦人的“驽钝”，而得以历时十年主持完成了关中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秦人以国士待卿，卿以国士事秦”，秦国对人才的渴望，历史上已被传为佳话。并且，秦人所待之客卿，多行正大光明之事，非齐孟尝君“鸡鸣狗盗”之辈可比。不知李斯在完成“假传遗诏”这样的使命后，因政治性“抛弃”而被腰斩于咸阳集市的时候，除了“想和小儿子一起回上蔡老家，牵黄狗逐野兔”外，还会不会想到当初的楚国客卿是如何从一位“强秦”的丞相最终沦落为“亡秦”的罪人的？ 影响秦国一前一后的两位客卿，商鞅与李斯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同样是国家重臣，一位大良造、一位丞相；同样是获罪身死，一位五马分尸，一位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同样是崇尚法令，一位至死不悔，一位偷生乞命。李斯的悲惨结局，除了“假传遗诏”加速秦帝国覆灭外，其贪生怕死完全不具备秦人“驽钝”的品性，也是作为秦人的笔者，低看他的一个原因。记得很小的时候翻看过当时流行的一册《商鞅变法》的连环画，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页正是表现商鞅被五马分尸的场景。请允许我用摄影的表述方式来描述我三十年后的记忆画面：这是一张用广角拍摄的照片，由于广角镜头特殊的视觉效果，造成了前景夸张的艺术效果。该幅画面里，商鞅赤裸的左脚显得异常宽大，大的几乎占满了画面的下半部，而脚心还被画家填上了三个蚕豆形状的同心扁圆。画面里只有四匹骏马，（牵引左脚的这一匹被艺术化的呈现在了画面外，脚上还留有一截麻绳通向画面外，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每匹马后都站有一人正欲策马扬鞭，……画面中心是一位男子被半悬在空中，面容坦然、冷峻。在《大秦帝国》电视剧中，商鞅在大雪纷飞中遭受五马分尸之刑，而一代女神高圆圆扮演的商君意中人也为之殉情，画面唯美得使这一桥段与整部剧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同是对商君罹难的描述，连环画与电视剧，一部具象，一部意象。具象是因为尊重，意象则是因为不忍。同样表达的都是对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的敬仰之情。 商鞅变法的内容勿需本人赘述，秦国上上下下对待变法的态度，则又进一步显现出秦人“驽钝”的秉性。从历史上的变法来看，除了王朝更替，推倒重来，本身鲜有成功的。即使是一度收到了效果，但一般都会因主政之人的离世或离任而遭受挫折，“人亡政息”，这是古代法制变革的一个普遍规律。而商鞅变法，则有多个想不到。正因于此，这也使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 其一，想不到秦国在变法发起人秦孝公和变法主持人商鞅相继离世后，仍能坚持变法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各方势力都看到了变法对国家富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即使是利益一度受损的秦宗室阶层也能够从秦国的发展强大出发，以“驽钝”的秉性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支持变法新政。这是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最终成效，没有半途而废的最主要特征。像吴起变法，虽然收效很大，但因为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在楚悼王病死后，旧贵族发动叛乱，包围王宫，用乱箭射死了吴起，变法于是失败。 其二，想不到商鞅变法能够如此彻底，甚至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商鞅是法家实践派的杰出代表。其实法家都是实践派，只是由于韩非的法家思想太过系统，又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所以笔者将其归入法家理论派，而韩非的思想完全可以独自擎起这面大旗。法家主张严刑峻法，法令布告天下，要求所有人都必须遵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法律由贵族掌握，秘而不宣。仅仅是对成文法进行公布，都是对贵族阶层的挑战，何况刑罚加诸贵族，这在其他诸侯国是不敢想象的。商鞅通过“徙木立信”，表明新政之可信。在此后的变法过程中，因为迁都的问题，太子赢驷公开表示拒绝迁都，诋毁新法，所以太子按律治罪，因为太子作为储君，不能用刑，所以对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治罪，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此事件既是一件法律事件，更是一件政治事件。如果按照权谋者的理解，商鞅应该在涉及储君的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政治手法，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商鞅并未因私废公，这也为他后来遭受报复埋下了伏笔。但这一事件对秦国的变法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无论何等阶层的秦人，只要想到、看到、听到关于公子虔的鼻子或者公孙贾脸上刺字的故事，一定不会再对秦国变法的决心产生怀疑和非议。于是，变法的权威得到了确立，各项新政都得到了彻底的实施。 其三，想不到变法者的遭遇如此悲惨。先秦法家是除儒家以外，对社会影响和贡献最大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法家推行变法改革，要求明法赏刑，加之奴隶制刑罚主要以人身肉刑为主，导致法家给后世留下了“严而少恩”的评价，司马迁更是评论在楚国变法的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说来并无一丝认可之意。但是，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发达文化与边陲欠发达文化相互碰撞，秦人在励精图治的大背景下，必然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手段，变法图强，弯道超车，否则怎能实现对先进文化和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原诸国的超越。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是困难重重。中国历史上，虽然变法改良大多都遭遇了失败，并且主政者也大多遭遇到了厄运，但历史上这些改革者却大都采取了直面的积极态度。商鞅变法虽然彪炳青史，但自己却惨遭极刑；楚国吴起、屈原先后变法图强，前者被杀后者自尽；西汉晁错力主削藩，被腰斩于市；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相继变法，皆遭贬黜；明朝张居正改革，死后遭开棺鞭尸；清朝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这些改革者一心为国，却为何落得如此下场？究其原因都是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试想这些英雄人物哪个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遭受的命运，谭嗣同甚至主动求死，血祭变法事业，如果没有“苟利社稷，不避生死”的那一份笃定，怎能承此伟大事业呢？ 其四，想不到秦人竟能够如此热心参与变法事业。这个想不到多少有些牵强，因为春秋战国虽然处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瓦解时期，但“象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孙皓晖语）对于奴隶制贵族阶层依然没有多余的选择路径，在奴隶制刑罚的高压下，下层平民奴隶面对国家政策只有“被迫参与”和“积极参与”这两种选择。但商鞅变法对于民众的积极性的调动仍然是空前的，前有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为激励，后又“连坐之法”、“异子之科”相惩戒，秦人对此积极参与耕战，秦国势力不断强盛。秦人积极参与国家征战，比起后世所谓的“征夫”、“壮丁”而言，除了历史条件的原因，商鞅变法后的制度优势是最主要的原因。秦国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制度，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比起各自为政的奴隶主分封制度，具有政令畅通、运转高效的绝对优势，所以，秦在统一中国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以上四个“想不到”，都是针对失败了的变法而言的。正是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这四个“想不到”，秦国变法才收获了改革的成果，国力才由此强盛起来。由此可见，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是秦国走向强盛的关键。 都说秦是“虎狼之师”，这里面有秦人与生俱来的生猛之气在里面，而商鞅带给秦人的，是用四分五裂的身躯换来的先进制度。可以说，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商鞅用自己决绝的勇气敲开了秦国的改革事业，秦国由此踏上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快车道。如果说“虎狼之师”是对秦军事力量的肯定，那么用“车驾之国”来形容秦国的崛起应该更为恰当，这也是本人一定要用“驽钝”来形容秦人精神的原因。“驽”本为劣马，这与秦国早期在诸侯中所处的地位是相称的。“钝”虽不锋，但秦人却能抱定一颗变法图强的决心，历经挫折始终不变。所以，“驽钝”代表了秦人的精神。秦人本有养马的特长，用自己“马背诸侯”的特长牵引秦国这架战车去征服六国，最关键的驾车人就是变法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从秦孝公与商鞅这一双御者的模式开始，中国开启了封建君主加实权宰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治国构架。这一构建一直持续到明初开始衰落。从明清时期取消宰相到逐渐演变为“皇帝+内阁”的治国模式，则说明中国封建人治社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关于变法改革与封建集权的关系，留待下文评述。 作者：朱建伟，西北政法法学一系九九级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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