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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篇请跳转：剑桥三国史（00）：目录 第二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因为家族势力的衰败，东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在崛起的过程中只能不断收编地方军阀以壮大自己，于是地方的大农场主们实际上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诸侯，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以地域和血缘组合成的地方领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挤占的公务员岗位数量与其在地方上控制的土地数量不相上下，而时间的积累则让一些家族在政府内部出现近乎世袭的领导岗位垄断局面，后来三国时期著名的袁绍、袁术兄弟正是出自这么一个四代都做过政府首相的家族。 和平时期这些人经常相互标榜以提高各自的社会知名度，比如曹操年轻时就曾被相关大家族人物评价为“能平定社会的人”，而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也曾被比作“沉睡的巨龙”，仅就这些措辞来看便已经十分的叛逆了，但毕竟是文化圈的游戏，所以皇帝也好其他执政者也罢都没有对其进行干涉。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第二汉王朝本身出现衰败而且让这些人有机会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那刘姓家族在政治上的灭亡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这个机会被一位名叫张角的农民所带来。张角原本是个农村医生，有学习过一些不系统的“真理派”学说，同时深受占卜术、预言术等思想影响，进而创立了一个名叫“和平道路”（注：即太平道）的新教派。在传教的过程中，他利用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的不满，不断宣传“汉朝末日”学说，同时在183年或者184年的时候秘密告诉教徒说汉朝将在184年3月5日灭亡，由他领导的黄色的世界将取而代之。 张角的宗教行为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在他活跃传教的很多年前便已经有两个人利用自己对“真理派”学说的理解而建立了两个教派，他们中的一个是活跃于今天四川地区的张陵（或者被称作张道陵），一个是活跃于今天浙江地区的于吉——后者的学说似乎是张角思想的直接来源。不过两人的影响始终在落后的地区（四川和浙江当时都不算是中国的发达地带），而只有张角则成功地将自己的宗教推广到了全国，其中就包括有富庶的黄河流域。 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张陵和于吉等不成熟的行为创造了中国最早的独立宗教，也就是现在的道教。尽管更为成熟的佛教已经开始从次大陆经中亚而传入中国，但很显然，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学说消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张角和他前辈们要更得本国的人心。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张角的信徒中竟然还有东汉皇宫中的宦官。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要对第二汉王朝的衰败负直接责任，但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我们便发现这种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生殖器的男人，他们因为无法与皇帝的女人偷情而被委以照顾皇室饮食起居的重要任务；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位宦官曾杀害嬴政的儿子并企图取而代之，但他很快便失败并给了晚辈们一个教训：没有属于自己的血缘家庭，任何宦官企图推翻皇权的行为都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政治自杀行为。 然而张角信徒中出现有宦官却足以反证这么一个事实：尽管有部分被阉割的人可以借助自己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而获得利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被欺压的对象，不然为什么会有人要从事危险的叛乱行动呢？ 有趣的是，恰恰是皇帝权力被另一批人所侵犯才导致了东汉宦官势力的登场。这种威胁表面上来自前任皇帝的妻子——皇太后的家族，也就是类似王莽的那种人，但真相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东汉王朝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皇室基因的异常糟糕导致历届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机会挑选听命于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权。这些新的君主往往来自地方，在中央没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回权力。 这是一场又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政变，因为外戚往往掌握了所有军事力量而皇帝只有一些生理不健全的男人可以使用；但他们打了一个擦边球。每次政变，皇帝和宦官们并不需要消灭外戚的军队，他们只需在宫廷内控制住皇太后就可以了，因为外戚权力的来源就是前第一夫人的权威，所以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家族中的这个女性便只能任由皇帝处置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执政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将自己妻子的家属提拔上来，将他们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为新的外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王朝的皇帝们都很清醒地发现这么一个悲剧的事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是全国各大有权势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其余家族虽然在名义上尊奉他，实际上却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这皇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皇帝们只好任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新外戚以让他们和其他家族争夺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新的外戚集团坐大。 于是历史就开始不断循环了：新皇帝用宦官干掉死去的老皇帝的外戚，然后又任用自己的外戚掌权，等自己死了，下一任皇帝又重复了这一行为。 然而宦官仅仅是失去了生殖器官，却没有失去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利用后，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帝国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公元168年的一次皇位更替过程中，他们直接跳过了新皇帝而自发组织了军事力量并战胜了企图消灭他们的外戚集团，然后无情地剥夺了大量地方领主的政治权利。尽管宦官们更愿意杀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但地方势力却普遍拒绝这一裁决并冒险收留了大量逃亡的官僚。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某位被宦官打击的知识分子逃亡到山东地区投靠著名的孔子的后人、当地的大领主孔褒家中时，孔褒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孔融（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和异见分子）大胆地收留了他并在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他的哥哥回家后不但没有责怪弟弟反而辩解称这个决定是他所做，与孔融无关。孔家两兄弟的行为实际上是地方势力对宦官集团的变相抗议，而类似的窝藏逃犯情况几乎遍布了帝国的所有角落——没有人能与全帝国的地方势力对抗，所以面对这些情况，宦官们也只好做出妥协：只要这些政敌们不再回来索要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么他们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他们的罪刑。 在这之后第二汉王朝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为对方的傀儡了，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刘宏竟玩笑地称呼一位宦官是他父亲，另一位是他母亲。 客观而言，让宦官执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同时不了解皇宫以外的社会情况，却又富含了贪婪等各种人类的天性。在刘宏在位期间，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大量不合格官员的上任激发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张角能够在民间取得空前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汉族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和鲜卑相对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给与了东汉另一种不一样的打击。相比于匈奴、鲜卑等蛮族，羌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们有一个永远不可被忽视的优势：人数。尽管落后民族普遍采取野蛮的妻子继承制（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以至于和他们同时代的民族基本都已灭亡，他们却仍然存在21世纪的今天。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羌族人将汉族人给同化了。 一个重要的例子，三国著名军阀马腾（他的儿子马超拥有更高的人气）便是一个汉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马超的祖父原本是东汉的一个低级公务员，因为犯罪而逃到凉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况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尽管这一事件在日后给了儿子马腾和孙子马超以意外的政治财富，但普遍汉族人看来，本族人与未开化的民族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陆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董卓并不是东汉末年唯一崛起的边疆汉族人——当张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义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向政府告密），东汉政府征调的四位镇压叛乱的指挥官均来自帝国边疆。已经出场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凉州人，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幽州的卢植和扬州的朱儁。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因为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战争中都戴着黄色头巾，所以这次全国性的大动乱被当时和后世称为“黄巾之乱”或“黄巾起义”。由于黄巾部队的数量太过庞大（上百万），东汉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工作，而这就给与了地方领主们以组建私人武装的机会。后来瓜分第二汉王朝的三巨头——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在此次战争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武装的规模对时局几乎无足轻重而且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三人日后分别参与到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时，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竟然都没有镇压黄巾起义的经历。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下一篇请跳转：剑桥三国史（04）：黄巾起义及之后的东汉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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