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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文
我们的民族曾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曾是一群尚义任侠的血气男儿，我们的国家曾是一个远诛强敌的极盛之国。
是的。曾是！曾经是！
血性的民族，血性的男儿，强盛的国家，都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现在的我们，在讨论自己受到凌辱的母亲该不该得到捍卫和保护。这可真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了！可是，我不得不问为什么，为什么曾经有如此血性的我们会到今天这步田地？
“父之仇，弗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礼记》里话不仅写在出土的竹简之上，更刻在了伍子胥的心里。当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冤杀之后，死里逃生的伍子胥就暗自发誓，不为父兄报此血仇，枉为一世之人。
仅仅16年之后，身负血海深仇的伍子胥便率领吴国大军杀到楚国，长驱直入攻破楚国都城。当时楚平王已经去世，伍子胥未能手刃仇人，便命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用鞭子抽打了三百下才算解气。
伍子胥当年在楚国的好朋友申包胥逃到深山之中，并让人对伍子胥说：“你报仇的手段，太过分了吧！你曾是平王的臣子，亲自拱手称臣地侍奉他，今天竟然污辱已经去世的君王，这难道不是违背天理到了极点了吗？”
伍子胥对来人说：“替我谢谢申包胥，说我就像太阳快落山了，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我要倒行逆施。”
好一个伍子胥。为了报仇，当真是一往无前，就算倒行逆施也无所谓。先秦时代，这便是我们祖先的血性！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这是《少年行》中关于报仇最直观的表述。当然，还有“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以及《侠客行》中的“报仇向何处，堂堂九衢路”。
这就是我们祖先对于复仇以及复仇者的态度。然而，自秦汉乃至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央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皇权的无远弗届，曾经尚武善战的民族开始沉沦，那份尚义任侠的血气开始消散。
从秦汉到隋唐，不仅是朝代的更迭，更是帝国的成熟。成熟的大一统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集草民之权于地方，集地方之权于中央，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所以帝国的成熟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中央集权的过程。
这一点，从宰相一职的变迁便可窥探一二。
汉朝的宰相由三公组成，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不但统领帝国的日常行政，而且还有自己的相府，可以开府治事，跟皇权所在的宫廷简直划地而治，分庭抗礼。
后来，皇权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压相权。到隋唐，废除了三公九卿制，取而代之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从一人变成了多人；再到独夫朱元璋称帝，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直接废除了中书门下两省，宰相从此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无相，这不仅仅是皇权对相权的削弱和侵夺，更是我们民族精神被一步步阉割和戕害的过程。皇权登峰造极的背面，是民权的丧失殆尽。一得一失，贯穿整个帝国的始终。
所以，春秋时代有伍子胥，而盛唐盛世只能有张瑝张绣。
张瑝张绣俩兄弟，是嵩州都督张审素的儿子。由于被部下诬陷，张审素被监察御史杨汪逮捕下狱。张审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礼护主心切，擅自发兵包围了杨汪，胁迫杨汪为张审素雪冤。
杨汪脱身后心怀仇恨，干脆上奏唐玄宗说张审素谋反。于是，张审素本人被处斩，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免除一死被流放岭南。
几年后，一心想报杀父之仇的张瑝张绣兄弟偷偷潜回洛阳，默默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在摸清了杨汪的行踪之后，张瑝张琇趁夜在街上截杀了杨汪，之后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杨汪的原因写成表状挂在斧头上，逃亡江南，后被官府捉获。
此案轰动朝野，百姓群情激愤，一致同情张氏兄弟，认为他们年纪虽小，却能为父报仇，堪称孝烈。中书令张九龄也认为应宽恕，“宜贷死”，至少应该赦免张氏兄弟的死罪。
然而，帝国的皇帝唐玄宗却不同意。他说：“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
既然皇上都说国法不容，张氏兄弟只好去死。
其实，那国法不过是唐玄宗的王法而已。至于张氏兄弟的死活，不是那王法考虑的，王法首先考虑的是帝王的安全和政权的安危。这一点，唐玄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也。”
是啊。如果截杀帝国监察官员的百姓都可以不被处死，那帝国尊严何在？皇权至高如何体现？政权安危如何保证？
更何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张氏兄弟帝国尚可以承受，一旦无数个张氏兄弟起来了，帝国为之奈何？
帝国不需要血气方刚的男儿，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子民。因为有血气，遇到不平事会怒发冲冠，会拔剑相向。正如春秋时期的那些士，崇文亦尚武，仗剑行天下。
他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绝不是帝国理想的臣民。所以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坐稳了皇位之后，首先便拿豪强开刀。于是作为帝国的最后一个侠客，就算有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卫青为其说情，郭解仍然逃脱不了被灭族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说的话，却被历代信奉儒家学说的帝王听进了耳朵里去。
帝国是依靠伦理治国的，但是却不仅仅只是儒家伦理，或者说只是表面上的儒家伦理。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帝王们，真正推崇的是“外儒里法”，就算行法家之霸道，也必须披上儒家的温情外衣。
既然帝国容不下血性男儿，那么为父报仇鞭尸君王的伍子胥，只能走进历史，成为典故中的人物而存在。血性的消失，伴随的是民族精神的消亡和沦落。
在一次演讲中，易中天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是一代不如一代。夏商时期，我们民族是用眼睛去看世界，所以商文化是绚烂多彩的；两周春秋，我们民族是用大脑来思考世界的，所以有宗法礼乐和井田制，有了百家争鸣；汉唐两代，我们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所以有汉的强悍，唐的广阔。
至两宋以后，时代精神每况愈下。宋的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床上，所以只能抱着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明的时代精神则在裤裆，所以《金瓶梅》才得以洛阳纸贵；而到了清，时代精神只能在再降到膝盖上了，三跪九叩成了天朝威仪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于是，不通中国国情的洋人，只好用远洋而来的枪炮声来代替磕头撞地之声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会一代不如一代？
或许，这正是皇权逻辑下帝国意志的使然。在大一统的集权帝国里，帝国的意志只能是帝王的意志，百姓存在的唯一价值便是满足和贯彻帝王的意志。所以，作为子民的百姓，必须为君父的皇帝卖命，为了满足皇帝的私欲和帝国的版图而戍边异乡，甚至战死沙场；但是作为子女的百姓，却无法保护自己父母的安全，因为皇帝才是整个帝国臣民唯一的父亲。
尽管帝国讲究的是家国一体，帝国对孝子的表彰也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一旦百姓的家与皇帝的国有分歧甚至冲突的时候，身为子民的百姓却必须舍小家为大家，而所谓的大家，不过是帝王予取予求的帝国而已。
为皇帝尽忠，就是最大的孝。既然如此，那么百姓还要什么血性和精神。对皇上和帝国而言，那份血性和精神才是帝国的不稳定因素，必须被不断地弱化和淡化。
正因如此，在皇权下的帝国里，百姓都没了血性，民族怎么可能有精神？
如今，大清早就亡了，帝国制度也已寿终正寝，我们民族需要再次找回那份血性和精神。是的，面对侮辱我们母亲的流氓，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份血性，因为这不仅仅是在保护我们的母亲，更是在捍卫我们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