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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和症状 文 | 王溢喜 （本文节选自《疾病的希望》，T.Dethlefsen等著。转载请注明文章信息，及转自微信公众号：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课程预告 ? （详情请点进下方图片查看）  人的理智无法理解真正的训谕，如果你们迷惑不解，欢迎你们与我讨论。 ——瑜伽大师《倡导家》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医学不断地在给那些惊讶不止的外行们展示新的产品，来证明它那几近神奇的能力和方法。但与此同时，对几乎是万能的现代医学抱存根本怀疑的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既古老又现代的自然疗法或顺势疗法，而不是学院派医学的高科技。现代医学有许多方面值得批评，例如副作用、误诊、缺乏人性、价格昂贵等等；但比批评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是批评本身的出现，因为这种批评不是在理智的分析后出现的，而是出自于一种朦胧的感觉。  对于尘世间一些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巧合、灵验，荣格以“共时性”（synchronicity，亦称“共时 他兴趣盎然地问这位来自中国的哲学家对《易经》的看法，但胡适的回答却是：“那不过是一种古老的魔法，没有什么意义！” 许多人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感觉到医学现在正在走的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尽管决心已定，或者说，恰恰是由于这种坚决的态度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对现代医学的这种不满是许多人，包括许多年轻的医生所共有的。但当大家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法时，又失去了这种一致性。一部分人认为出路在于使医学社会化，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用天然的和植物药材来取代化学药品。一部分人把研究地球的射线看做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另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顺势疗法上。针灸大夫和病灶研究者要求把医学的眼光从身体的表层移到唯能的层面上来。 如果把所有学院派之外的努力和方法总结一下，就可以把这种医学称之为整体医学。这种医学的目的是：除了要试验别的方法外，更要首先把完整的人看做是身心合一的整体。现在几乎人人都能看到，学院派的医学已经对整体的人不感兴趣了。高度专业化的分析是现代医学的基本思路，为了取得对细节的大量和精确的认识，必然会越来越丧失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兴趣。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现代医学最令人振奋的讨论和发展的话，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讨论都局限于各种方法及其功能上，很少涉及到医学的理论和哲学。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具体和实践的操作，但在这种操作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背后隐藏的哲学。现代医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的方法，而在于它对世界整体的理解。现代医学的具体方法常常是默默地和毫无意识地建立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现代医学的失败在于其本身的哲学，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缺乏一个哲学。迄今为止，医学的行为一直是由其功能性和有效性作为判断的基础，正因为现代医学缺少包括所有内容的哲学层面，所以就会招致批评，被指责为“不人道”。
尽管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是反映在许多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中，但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进一步改变其功能而得到解决。许多症状表明，医学本身也得了病。而且同其他的病人一样，也是不能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遗憾的是，批评现代医学的大多数人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并把他们的全部精力仅仅放在改变形式（方法）上。
在这本书里，我们想对疾病和治愈的问题进行新的探讨。但我们决不会使用习惯的，流传下来的，被众人认为是不可推翻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态度当然会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困难和危险，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些大家都忌讳的范畴也提出质问。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跨出的这一步，绝不会是现代医学要走的下一步。我们通过我们的观察一下子跨越了好几步，这几步本是现代医学该走的，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这几步的意义，才能领会本书的基本观点。因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与医学的发展，而是面向那些人——这些人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医学的（有点缓慢的）发展。
功能的变化过程本身从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事件的意义来自于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解释使我们了解了意义。例如，一个玻璃管里的水银柱的上升，如果孤立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我们把这个过程解释为是显示温度的变化时，它才有了意义。如果人们停止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变化做出解释，他们的存在就会陷入无意义的状态。但为了能对某种东西做出解释，就需要一个参照依据，这个参照依据不能同所要解释的东西处于同一层面。这就是说，只有借助一个形而上学的参照依据，我们才能解释这个物质和形式的世界的各种过程。只有当形式的可见世界“变成比喻”（歌德语）时，才会对人产生意义。
 正如字母和数字是一个隐藏在后面的思想的有形的载体，所有能见的东西，所有具体和功能性的东西也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表现，因而也是通往不可见事物的桥梁。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范畴简化成形式和内容。内容表现形式，形式因此而有了意义。那些不传导思想和意义的文字，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价值和空洞的。即使对文字进行最精确的分析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这种关系在艺术中尤为清楚，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一幅油画的价值并不在于画布和颜料的质量，相反，这幅画的物质组成部分仅仅是艺术家内心思考的一种载体。画布和颜料使那些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因此是一个形而上内容的物质表现。
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是试图架起二个理解的桥梁，帮助读者了解这本书在对疾病和治愈进行解释性的观察时所用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十分明显和有目的地离开了科学医学，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科学的论据或批评也不可能击中我们的研究方式。我们之所以故意离开科学的范畴，是因为这一范畴仅限于功能性这个层面，不能传导意义。我们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者，而是那些人——他们准备追随人的意识中那些崎岖的、并非永远是逻辑的小道。要完成这样一次穿越人灵魂的旅行，形象的思考、想象、联想、讽刺和对语言背景的感悟力，是很好的辅助手段。尤其要求有承受悖论和矛盾的心理能力，而不是通过消灭一个极端来得到明确的答案。
医学总说人有各种各样的病，从老百姓的嘴里也能听到这样的话。这种语言上的不严谨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疾病这个概念的普遍误解。疾病是一个只能用单数的词。这个词的复数就和健康这个词的复数一样是毫无意义的。疾病和健康都是单数概念，它们涉及到的是人的状况，而不是像现代语言中理解的是涉及到人体的器官和人体部分。
人的躯体既不病也不健康，因为人体反映出来的仅仅是意识的信息。人体本身不会改变，每一个观察过尸体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一个活人的身体之所以起作用要归功于两个无形的主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两个主管称之为意识（灵魂）和生命（精神）。意识制造信息，并在身体转换成可见东西显示出来。意识同身体的关系就如同广播节目和收音机的关系。正因为意识是一种无形的、独立的东西，所以很显然它既不是身体的产物，也同身体的存在无关。
一个生命体的身体内部发生什么情况都是一个相应信息的表现或是一个相应画面（画面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相当于“思想”这个概念）的浓缩。如果脉搏和心脏符合一个特定的节奏，体温保持恒定，腺体分泌荷尔蒙或者抗原生成，那么这些功能都不能从物质的角度出发得到解释，而全部取决于一个相应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出发点就是意识。如果身体的不同功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同时起作用，就会产生一种模式，我们会感觉到这种模式是和谐的，所以也就把它称之为健康。如果一种功能脱离轨道，那么它多多少少会危及整个和谐，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疾病。  这就是说疾病意味着离开一种和谐，或对一种一直是平衡的状态提出疑问（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疾病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平衡）。但和谐的破坏在意识里是出现在信息这个层面并仅仅表现在身体上。这样身体就是意识的表现和实现层面，意识中的所有过程和变化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正如整个物质世界仅仅是舞台，是体现最初的画面的舞台，因而成为比喻，同样人的身体也是表现意识画面的舞台。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意识中陷入不平衡，这一点就会在身体上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看到又可以被感觉到。因此如果我们说身体病了，就容易引起误解，只有人是可以生病的，当然这种病的过程又是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在身体上的。（在演出一个悲剧的时候，舞台本身并不令人悲伤，令人悲伤的是这个戏！）
症状是各式各样的，但所有的症状都是同一个过程的表现，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疾病，这个过程也永远是在一个人的意识中出现的。正如身体没有意识不能生存，身体若没有意识也不会“生病”。在这里我们也想说明一下，我们不接受今天十分普遍的把疾病分成肉体的、身心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做法。这样的一种分类更适合阻止人们去理解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们去理解疾病。
我们的观察方式类似身心模式，但区别在于我们把这种方式用于观察所有的症状，不允许有例外。把“身体”和“心理”分开的做法最多只能用来显示症状是出现在哪一方面，而不能用来确定疾病的部位。流传下来的精神病的概念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精神是永远不会生病的——这类疾病更多的是指一些在心理层面上出现的症状，即人的意识上出现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试图提出一个疾病的统一的图像，在这个图像中，“身体”和“心理”的划分仅仅是要强调症状的主要表现层面，即是身体还是心理。
由于我们在概念上已经区分了疾病（意识层面）和症状（身体层面），所以我们对疾病的观察当然会从我们熟悉的对身体变化的分析转移到今天还不是很普遍的或很习惯的对心理层面进行观察。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特别像一个评论家，这个评论家不是通过分析和改变布景、道具和演员的表演来改变一部坏作品，而是直接观察这个戏本身。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内部出现了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症状（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注意，从而常常会突然打断习惯的生活规律。一个症状是一个引起关注、兴趣和注意力的信号，于是就会对通常的生活节奏提出疑问。症状强迫我们去重视它，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把这种来自外部的中断看做是一种干扰，而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排除干扰源。人们不愿受到干扰——所以就开始了克服症状的斗争。斗争也是一种劳动和投入，所以症状总能使我们为它而忙碌。 自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生活在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被认为是西方医学莫基人。）以来，学院派的医学总是试图劝说病人相信，一个症状或多或少是偶然的事件，其原因应在功能性的过程中寻找，所以人们努力地去研究这些功能性的过程。学院派的医学总是避免解释症状，这样我们就无法知道症状和疾病的真实含义。于是信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症状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信号。  为了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辆汽车的仪表板上有许多监测灯，只有汽车的某些重要的功能不正常，那些灯才会亮。如果开车的途中，一个灯亮起来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感到高兴。这一信号要求我们停下车来。尽管我们内心会很不安，但如果去对这个灯生气的话，那就太愚蠢了。毕竟这个灯报告了在我们“看不见”的部位出了毛病。所以我们把亮灯看做是一个找修理工的信号，想通过他的干预使这个灯不再亮，以便继续往前开。 但如果修理工只是把这个灯的灯泡摘下来，我们会十分生气。尽管灯是不会亮了，但他用的方法表面化了。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做法是让亮灯这件事成为多余，而不是摘下灯泡。为此就得把目光从灯那里移开，对准隐藏在后面的范围，去找到有什么东西不正常。灯亮起来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让我们问个为什么。
这个例子里的监测灯就相当于我们话题里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上的症状是一个不可见过程的显示，并通过其信号功能来中断我们的行程，提醒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正常，并让我们去问个究竟。如果对症状生气，同样也很愚蠢，如果用不让症状显示的做法来排除它的话，就是荒诞了。我们不能阻止症状，而要把症状变成是多余的。为此我们必须把目光从症状那里移开，往更深的地方看，我们要学会去理解症状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而学院派的医学就是缺乏走这样一步的能力。现代医学完全被症状所吸引。总是把症状和疾病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为了治疗器官和人体的局部，花费很大的力气和技术，却从来没有治疗过那个生病的人。医生们追求的是有朝一日能阻止所有症状的出现，却从来不问一下这种做法是否可能，是否有意义。 令人吃惊的是，现实很难冷却对这一目标的狂热追求。自从所谓的现代医学出现以来，可以肯定，病人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过百分之一。病人和过去一样的多，只是症状发生了变化。可有的人试图通过统计数字来掩盖这个能发人深省的事实，这些统计数字只牵涉到一定的病症群。例如有人高唱战胜传染病的凯歌，却一字不提同时哪些症状越来越突出和频繁了。
只有当人们不去观察症状，而是观察“疾病本身”，才会得出诚实的结论，疾病本身从来没有减少过。而且将来肯定也不会减少。生病同死亡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人的存在中，是不可能通过一些无伤大雅的、功能性的雕虫小技从世界上消除的。如果我们能理解疾病和死亡的力量和尊严，就能看到，我们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疾病和死亡的努力是多么的可笑：为了不看到这一点，人们总是把疾病和死亡降低为一种功能，这样人就能继续相信自己的能量和全权。
我们再总结一下：疾病是人的一种状态，它暗示着人意识里的不正常、不和谐。内心平衡的失去表现在身体上就是症状。这就是说，症状是信号和信息的载体，它的出现中断了我们生活一如既往的流程，并强迫我们去重视症状。症状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人，作为有灵魂的生命，是生病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内心力量的平衡。症状告诉我们，我们缺少了某种东西。“您缺什么？”（德国人的习惯用语。）过去的人总是这样问病人，但病人总是回答他有什么：“我痛。”现在问病人的问题就直截了当了：“您有什么？”（相当于中文：您怎么啦？）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两种完全是对立的问法：“您缺什么？”和“您有什么？”是很有启发性的。 这两种问法都适用于病人。病人总缺少点什么，而且是在他的意识中——如果他什么也不缺的话，他就是完好的，也就是完整和完善的。如果他缺少某种东西，他就是不完好的，也就是病了。病在身体上表现为症状，这症状就是病人“有”的东西。所以有的同时也表达了缺，缺少的是意识上的东西，有的是症状。
 一旦理解了疾病和症状之间的区别，人们就会立即改变基本态度和他同疾病打交道的方式。他不再把症状看做是他的大敌，把战胜和消灭症状当成最高目标，而会发现症状是他的伙伴。这个伙伴能帮助他找到缺少的东西，从而克服真正的疾病。这时候症状就成了一名老师，会帮助我们去关心自身的发展和觉悟。但如果我们蔑视上述最高法则的话，这个老师也会不客气地教训我们。疾病只有一个目标：让我们自己完好起来。
症状能告诉我们，在通往完好的路上我们还缺少什么——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懂得症状的语言。重新学会症状的语言是这本书的任务。之所以说重新学会，是因为这种语言自古就存在着，不是什么新发明，只需要重新找到它。这种语言是身心合一的，这就是说，这种语言了解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关联。当我们重新学会这种双重语言时，就能很快听到我们的症状说话的声音，并能听懂这种语言。症状要告诉我们的肯定比我们周围的人告诉我们的东西更多也更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完全属于我们，而且惟一真正了解我们。
但由此产生的一种诚实不是很容易承受的。我们最好的朋友绝不敢当面把我们的真实情况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症状却能。难怪我们会忘记症状的语言——因为不诚实地生活总是要舒服得多！但是症状并不因为我们不去听和不去理解而自动消失。我们总会以某种方式和症状打交道。如果我们敢于倾听症状的声音并同它进行交流，症状就会成为不可贿赂的老师，帮助我们完好起来。症状告诉我们，我们缺少什么，让我们知道必须自觉地关注什么，从而给我们提供机会，通过学习和觉悟的过程使症状变得多余。
这里就说明了战胜疾病和使疾病转移之间的区别。治愈仅仅是转移疾病的结果，而不是战胜了症状，因为从德语的字面上来看，治愈的前提是这个人变得更完好了，即更完整和更完善了（更完整在语法上是错误的，这里指的是更接近全面，同样也不能说更完好）。治愈始终是指更接近完好，接近意识的整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开悟。通过得到所映的东西使人治愈，所以不扩展意识就不可能治愈。疾病和治愈是一对概念，都只同意识有关，并不能使用在身体上——身体是既不会生病，也不会痊愈的。身体只能反映相应的意识状态。
就是从这一点也能对学院派医学提出批评。它也提治愈，但根本不重视使治愈成为可能的层面。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批评现代医学不把它的行为同治愈的目的联系起来。医学行为只限于纯粹的功能，作为功能措施，它们既不好也不坏，而仅仅是对物质层面的一些干预。因为这里牵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在何等程度上准备通过功能性的措施来改造世界，还是说把这种做法看做是一种幻想。那些看清这个把戏的人完全可以不再这么做（完全有理由这样），但也不能因为自己不需要了，就不许别人接受现代医学——因为继续探讨一种幻想也会使人进步！
所以我们关注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是否觉悟到自己在做什么。那些理解我们观点的读者在这里会发现，我们的批评既针对学院派医学，也针对自然疗法，因为自然疗法也试图通过功能性的措施来实现治愈，试图阻止疾病并劝人要健康地生活。这里的哲学同学院派医学的哲学同出一辙，区别只在于自然疗法的方法更少一点毒性和更自然罢了（顺势疗法是例外，这种方法既不属于学院派医学也不属于自然疗法）。
人生之路是从灾难走向拯救的道路——从疾病走向治愈和健康。在这条路上，疾病并不是由于疏忽引起的因而令人讨厌的干扰，相反，疾病本身也是一条使人们走向拯救的道路。我们越自觉地观察这条道路，它就越能实现它的目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战胜疾病，而是要利用疾病；但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谈起。 ◎ 编辑：贾子莹 课程预告 ? （详情请点进下方图片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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