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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大一统与汉字整形 新汉 汉字是中华文化最核心、最基础的部件，从殷商甲骨文开始，中国的文字便开始了漫漫演化的征途。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汉字大约有6万字左右，很多汉字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死文字，而造字从社会史进度来说却是缓慢的历史过程，普及新造字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除非在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剧烈变革期，才会发生汉字的整体性剧烈变动。当然，这种变动还必须是顺应社会潮流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又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为了使人民群众可以读书识字，为了使幅员辽阔、各处方言差异极大的中国各地群众可以通过口语交流，新中国开始实施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简体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简言之，这是新时代的“书同文”、“语同声”运动。如果我们要评价我们当代的任何语言文字改革，都不能离开这个视野去评价新的改革措施。 汉字演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是汉字总体上的简化，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为大家所认识。但是汉字的简化往往既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过程，也可能是伴随历史事件而剧烈变动。伴随着战国文字演变为秦文字的是秦的统一，由篆书变为隶书的是汉的大一统和文吏治国，由隶书变为楷书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的大量开凿。我们看到，每一次汉字的演化，都遵循了由繁复而简约，由随意而标准化的过程。同时，变动本身也使得华夏社会更多的人能掌握汉字这项工具，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民的普遍识字，可以读书看报，这能大大加强国家的动员能力以及国家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一般发达国家的成长史往往和文字语言的普及形成强烈的正相关，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成为现代国家，则必须使得国民有读报认字的能力。 然而，民国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众是否能掌握复杂的汉字系统抱有很大的怀疑。要知道，汉字常用字在3000到5000个左右，这与无论是西方字母组成的音节单词系统还是日本主要用以表音的假名系统都有很大的差别。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是全球最多的人口，同时要掌握一套最为复杂的文字系统。 因此，民国以来就产生了诸多的社会方案，如使用类似日本假名的民国拼音方案、汉语罗马字方案、世界语方案，民国简化字方案等等，这些努力虽然争论极大，除了少数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真的认为中国文化应被遗弃的以外，绝大多数方案的出台还是以富国强兵、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旨归的。不过这个任务并没有能由中华民国来完成。 新中国继承了这个现代化的任务，简体汉字当然也是以普及汉字为最主要目标的，1952年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字改革的文改会，由吴玉章任主任，并直属国务院。 我们看到，新中国的汉字改革仅仅只是创造了6万汉字中的一小部分，虽然在常用汉字中占有了较大比例，但是部首的简化是有章可循的。推行简化字的唯一目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认字，而这个任务在第一批简化字推行后，就接近于完成了。这也是第二批简化字没有进一步推行的最主要原因。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完成了这样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得不为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而感到由衷的骄傲，中华文化又一次以很小的代价，实现了文化上的现代化。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简化字的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普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中国人民“语同音”也终于数千年来第一次在中华大地实现。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此次汉字微调无论是所谓复古的企图、无中生有的一时冲动甚至所谓利益驱动，都不能很好解释这次汉字整形的动机。汉字整形根本的原因如果说是和台湾文化上实现统一有关，可能也仍然是一个太短视的答案。这次文字整形确实要统一两岸文字的书写方式（包括电脑字库），但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更为精恰的汉字字库。我们可以想象，汉字的理想使用应当是所有使用汉字的地方是“书同文”的，简化字也是历史发生的事实，我们无法短时间内废除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重叠的部分，因此我们将部分汉字的异体情况首先实现统一，这是世界汉字使用上“书同文”的第一步，至于应当让大陆汉字微调还是台湾汉字微调，这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来实行。日本及韩国使用的汉字也有与大陆不同的地方，未来如何走向还是要看社会经济的融合程度是否提出了汉字统一的要求，这种要求实在不是由政府或某些学者能主导的，而是由整个社会来决定的。 在整个汉字数千年历史的范围来看，汉字微调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很小的一步，但却折射出整个中华文字演变浩浩汤汤的大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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