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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帅博士，北京大学研究员、研究生导师。2012年以来，被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美协分别授予“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两届）”、“中国美术奖”三个中国造型艺术界最高奖项。2009年起，连续三届蝉联全国书学讨论会最高奖。2003年起，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北京大学，并兼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或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及作品集数十种。 书法研究的“问题”与“材料” 书学研究随想 文/祝帅 总体来看，近年来的书法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海外汉学热，国外的很多美术史、书法史著作进入我们的视野。海外汉学的方法，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书法史研究的范式。我说的还不只是欧美，也包括日本，对于中国的书法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书法研究生教育的普及，一批有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成长了起来，虽然书法博士群体也是鱼龙混杂，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领军人物尤其值得关注，学术“后出转精”一说正在现实中上演。这些学术新生代对海外的中国研究有语言和资讯的双重优势，因此对于上述欧美善于提炼问题意识的“概念化”研究，和日本式细致入微的文献和考据，在国内都各有一批模仿和追随者。 总结这种变化的关键词，我觉得首先可以描述为“问题意识”和“反对常识”。受欧美当代学术的影响，学术研究首先需要提炼问题意识，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书法史研究领域中的公论。时至今日，“问题意识”已是学术界非常风靡的词汇。中国学术界的选题，从跑马圈地、填补空白式的“领域导向”转向“问题意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还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国也已成为区分老一辈和新一代受过学院训练的学者的重要标志。但对于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对“问题意识”自身又具备怎样的判断标准，这些问题又言人人殊。我当然也不是专门研究论文写作的专家，而只是基于自己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和编辑的经验提出自己的体会。我的体会是，承认有所谓“问题意识”的假设，就是表明同是“问题”，却有“好”与“坏”之分。“意识”两个字，正说明不是所有的“疑问”都叫“问题意识”。不久前我审阅了一篇博士论文，全文几乎是教材式的通史铺陈，但作者又强调自己有“问题意识”，即“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可以分为哪几个时期？为什么要这样分期？”其实，这些虽然也是疑问，但恰恰不是“问题意识”。因为这些疑问都是常识性的，而问题意识则一定是反对常识的。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一 2016 好的问题意识，不是重复别人能够看得出来的问题，而是提出自己才能提出来的、有新意的问题，这应该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简单地说，一个好的问题意识，可以表述为这样的句式：“按照逻辑，明明应该是A，可现实为何偏偏是B？”在我的观察中，学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问题意识，大体都符合这一逻辑。比如经典的“李约瑟之问”，即是汉学家李约瑟在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所生发的提问：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有著名的四大发明，可是为什么近代以来却落后了，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为现代科学？再如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宗教改革的诸教派中间，加尔文宗的清教徒应该是最禁欲的，可为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恰恰诞生于这些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特别是清教国家，而不是以发售“赎罪券”大举敛财而闻名的天主教国家？毫无疑问，这些反常理与反常识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时候提出一个精彩的问题，要比为这些问题寻求一个简单的答案要有意味得多。 经常看到一些文化学者或者国学大师，上下五千年，纵横捭阖，无所不知，似乎没有知识盲点。我很佩服他们的渊博，但也深知这并不是现代学术。要知道现代学术是给同领域的专家看的，而不是用于大众启蒙的。然而，很多民间学者的著作就是常识的罗列，他们可能兼通古琴、书画、中医、武术……但这种的学者无论文笔多么优美，知识面如何渊博，都与现代学术无关。研究者和收藏家也不一样，他不必对材料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必然要求剔除大量常识性的论述。所以，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非专业人士对于书法学者的期待是他要像一本百科全书，无所不知，他要能够讲“国学”的方方面面知识，最好遇到鉴定的问题也能来请教他；但事实上，判断一个学者和一部著作的标准，恰恰不是“全”，而是“专”。他可能对清代书法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但在作品鉴定能力上要逊色于拍卖公司或者文物商店的员工。这不代表当代学者的学术能力差，相反，正说明了“术业有专攻”。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二 2016 不妨聊举两例。一是书法理论界近年来很重视的白谦慎的著作。作为一位常年在美国任教的书法学者，他的思路自然受到北美汉学的影响。白谦慎的著作，似乎在史料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文献方面他所下的功夫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所做的取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辈子只做两个人的研究”。我注意到，在白谦慎的著作中，很多史料、文献性的内容甚至不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引用这些相关领域中的文献，只是用来印证自己的问题意识。我相信白谦慎本人也并非王季迁、王壮弘、马成名这样的鉴定专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备受民间学者和书法家推崇的台湾学者。无可否认，他的著作中具备许多常人甚至专业学者所不具备的高等常识，以至于常令读者有一种“掉书袋”的感觉，可以让书法界的人增长很多知识，甚至也可以供书法界的专业学者所征引，但他本人其实恰恰不是书法研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这种学者的优势在于博杂，而疏于精深。然而，这一点符合我们对于一个对传统式学究的价值判断，却恰恰不是现代学术的评价标准。 这里没有把两位先生强分轩轾的意思，事实上我本人同时也是他们著作的忠实读者。我知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贡献，只是其领域一为专业学术，一为公众普及。但仅就学术领域而言，提炼学者个人独到的问题意识，要比如数家珍般地复述常识重要得多。我的专著《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就尝试采取了专题研究而不是通史的形式，努力做到每一章都研究一个问题，从而回避了一些常识性的叙述。所以，一些想要了解民国书坛掌故的读者或许对这部著作感到不满，因为似乎有很多民国书坛的大事被这本书遗漏了，很多资料在这本书中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作者个人的问题和论点。但其实，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因为它假设自己的读者对象不是课堂上的学生或者需要被启蒙的一般民众，而是面向学术界对于民国书法史已经有掌握的专家。也就是说，在学术界，学位论文和专著都是写给专家看的，而不是用来蒙不懂的外行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体会到一种与高手对话的思维乐趣。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三 2016 同时，日本学者对待文献和史料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写作。《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中所有引用的文献，除了极个别注明是转引自现代选本的之外，全部是我在境内外的图书资料收藏机构通过原书、缩微胶片或影印电子文献检索的一手资料。尽管还有很多的遗漏，但让我初步体会到了“无征不信”的含义。我认为，欧美的“问题意识”和日本的“史料至上”，已经足以代表当今一个书法学者学术训练的两个最为主要的方面，对于一个当代学者的学术训练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简单争论欧美的理论、概念和日本的史料、考据孰是孰非并不明智，这有些像中国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难以断定高下，学术风气的轮转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专业研究层面上很难做到“兼顾”或者“调和”。但对我而言，无论是“问题”还是“材料”，都只是一种学术训练。在学术训练的层面上，二者彼此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事实上，对于一位成熟的书法研究者而言，欧美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互相影响。于是我们看到，沟口雄三、柄谷行人这样的日本学者也受到北美汉学的影响，在研究中注意提出概念和“问题意识”；而雷德侯、柯律格这样的欧美汉学家，也开始挖掘史料，从而真正进入研究对象本身。重要的只是学术训练这件事情本身是否系统，是否规范。 我所说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是指必须依托于一个成熟的学科进行完整的训练。书法并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所以它的学术训练只能从其他学科借鉴。成熟的学科，或史学、哲学，或社会学、心理学，不必面面俱到，但至少须必居其一。这取决于你想要研究的书法的哪一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史学的方法不是书法学术训练的唯一的方法。目前就有过分抬高文献研究等史学方法的倾向，已经造成书法研究领域史学研究一枝独大，而忽视社会学实证式书法理论研究的局面。其实，书法研究不能化约为书法史的研究，比如书法社会学、书法教育学、书法心理学这样的书法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就跟书法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能够兼顾二者自然很好，但前提是选择其中之一为主，进行系统、规范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专精小劣而博涉多优”的投机主义倾向，也要警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沙文主义霸权。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四 2016 至于说完整的训练，则是要求打好基本功，对本学科的历史、理论、方法、规范有全面的、过硬的掌握。若谈史学考据，就要熟悉版本、目录等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若谈理论建构，就要掌握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基本的研究技术。二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能“样样稀松”。切不可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求证”；抑或只有热情，疏于训练。这是很多非学院派的学者经常犯的错误。所以，学术研究不能光凭热情。一个学者的学术训练是否系统、是否规范，已经成了今天书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准入门槛，因而不太可能出现八十年代那样谈自己未经论证的想法或观点就可以刊登在专业杂志上的情况。
常常听到有人感慨，现在书学讨论会等场合都被“学院派”霸占了，八十年代那种“全民谈书法”的现象已经不再了。我感觉这种现象本身无可厚非，因为它符合学术演进的潮流。即在今天，书法研究已经属于整体学术潮流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书法的附庸。它要对话的对象首先是“学术界”，其次才是“书法界”。那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当然不能成为对书法研究进行独立学术判断的标准。当然，学术界永远应该“为中才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当代学者陈平原语），对于个别自学成才但又确有真才实学的民间学者，无论什么时候也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但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以是否“学院派”，有什么学位，是什么职称等外部指标来评价学术水准的做法和思维定势，本身就应该被摈弃。毕竟，学术水准判断的唯一标尺就是著作的价值本身。 （原载《中国书法·书学》2015年第4期）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五 2016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六 2016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七 2016
米芾砚史 拓片题跋之八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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