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估算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 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现在有多老？中国将会有多老？中国的老龄化如此凶猛，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来中国应当如何应对？面对“未富先老”的社会，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短缺，区域间的劳动力转移是否能成为解决方案之一？大量难民进入，对流入国的劳动力市场有怎样的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原子智库独家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李剑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王广宇、标准普尔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等众多经济学家，解读人口问题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最关键是需要人口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关养老配套设施的完善。同时也有部分专家指出，要谨防养老服务中，借着养老的名义去搞房地产等行为。 以下为观点全文：中国人口老龄化如此之快 应当如何应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最近这些年，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劳动力比较便宜，有些劳动力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中国这个市场里，能不能在这方面有一些适当的政策措施，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中国现在主要对付老龄化问题的方法，一是人口结构要调整，同时老龄化方面也需要做文章，这方面谈得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能够推迟退休，比如现在是60岁退休，将来能不能推到65岁或者更晚一点的年龄。现在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劳动能力的，有些人经验更加丰富，甚至也不乏创造性。怎么把这一块人力资本再用一下，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政策上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  人口老龄化是现在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上海好像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还有像北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进入之后，一定要考虑发展的问题，包括各个方面的结构、养老设施等等。养老设施的建设、老年人的服务，跟国外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像发达国家可以搞高档养老社区、养老地产等等一些配套设施。在中国的国情下，主要是讲究社区养老，在小区当中建设配套设施，还不可能太高档。在养老的问题上，对未来老年社会下的设施发展也要结合中国国情，不要说借着养老的名义去搞房地产，那就瞎了，那不是为老年社会、不是为老年人服务的。在老龄化过程中，还要考虑新生力量和新的劳动力产生过程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社会发展和城市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未来劳动力的预测。对于这些问题，从道理来讲不是比较简单的。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  我觉得中国有两条：第一，我们计划生育的政策改变了，“两孩”制度，要稳妥地落实，保证我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能够健康、持久地进行。第二，要大力提高劳动力人口的质量、素质。因为人口劳动力不仅是量的概念，还有质的概念，所以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很重要，发展教育、培训。虽然人口总量、劳动力总量下降了，但是为了适应这个技术时代，我们人口质量、劳动力质量上升了，照样可以创造财富、创造价值。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李剑阁：  至少在十年前，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专门写过报告，认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当时组织了很多国外著名的教授、经济学家做了这么一个研究报告，向国家提出建议，要分步骤地推迟中国人的退休年龄，这样未来可能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出现缺口的问题。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一胎化的政策是不可持续了，现在已经放开二胎。我认为下一步可能在生育方面还会有更加宽松的政策。其实全部放开也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因为根据国际经验，特别是亚洲的一些经验，发现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有韩国、日本等地方，他们一旦生育文化发生改变以后，再让他们重新恢复原来的生育传统其实是很难的。所以现在放开，不要以为一放开以后人口就爆发性的增长，其实是不会的。新加坡曾经执行计划生育，后来又鼓励生育，效果是很难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实际上老龄化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大的问题，对个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比起生活成本、生活压力、竞争加剧、贫富差距这些，对个人的影响应该说要更小一些。对一个国家来说，老龄化当然面临很大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的动力、财政的压力，但是人口结构不是政府随便可以调控出来的，它是以25年为一个周期，非常漫长。实际上从国际上来看，老龄化就采取老龄化的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就放慢一点。实际上老龄化倒不会完全影响人们的心情，只不过社会老龄化以后，这个社会的生命力或生机勃勃的指数会下降。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王广宇：  确实中国现在面对的养老形势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中国现在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本身的经济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客观的词评价是“未富先老”，就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第二个缺陷，尽管我们的老龄化人口已经增长很快，但是我们的养老设施、养老服务，特别是养老金融，还有很大的空间。也许今天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中国人口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今天正在健康工作和正在努力的年轻一代要为老龄化的延期支付去付出代价。当前我们从政策、从社会、从金融支持上都要去想这个事情。金融本来就有远期支付的功能，问题是这个体系能不能可持续，会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断裂，甚至出现没有办法支付的情况。最终要跟发达国家看齐，就是以政府、以就业、以个人建立相对完整的、互为补充的养老体系，才是我们这代人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劳动力转移能否亡羊补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现在难民的问题从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高度复杂的问题。美国现在都在阻止难民的进入，欧洲难民方面也是麻烦不断。现在全球化出现了一些反复，所谓的逆全球化，其实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包括服务贸易、资金等等，这些全球化的速度都相当快，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即人的流动的全球化很慢，劳动力要跨境流动很难，这个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因素。 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一说到难民就复杂了。难民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前几天罗马教皇还在讲，难民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灾难。难民的形成肯定是跟地缘政治有关的。但是要从人类的角度，接受不接受难民？从人道的角度是该接受的。但是接受难民以后，解决难民问题可能还得从根上来解决，从人类和平、地缘政治这些方面来解决问题，包括如何使大家能够和平相处以及人类共同命运体、气候变化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难民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制度、一个国家的法律，当然也和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都是有关系的。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地很多、很广，移民政策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款。一般都是年轻或者有才华，或者有投资能力的人过去，这些人进去以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有活力的。难民涉及到对人的生命同情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个国家法律的问题。 标准普尔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  我不认为劳动力短缺和难民，这两个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接受难民，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是一个国家所做的社会选择。我认为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对待移民的政策。最近几年，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大规模的移民带来了强烈的抵制。但我不认为，难民甚至是移民需要直接和劳动力短缺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更深刻的问题，国家想要怎样的社会，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Atom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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