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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伦理法则来处理各种各样刑事案件并最后下达判决的方式，这种方案的提倡者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他在向汉武帝进言时，认为国家应该实现儒术治国，把诸子百家中的其它学派（尤其是西汉前期盛行的黄老学派）从意识形态的最高地位上请出去，这种变革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儒家底色。在汉武帝采纳这种意见之后，董仲舒又提出，以儒治国的方案是德主刑辅的。以当时并不周密的律法，难以解决所有的政治与司法案件。所以一旦遭遇到困难，仅仅依靠刑律不能合理判决，又不能贸然修改法律条文时，就应该参考先秦时候留下的儒家经典，尤其是讲求大义名分的《春秋》经中的伦理道德规则，为判决提供依据。而这种学说因为有儒家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影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最后得以推行。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评论“辱母刺杀案”判决有失公允，图为3月25日澎湃刊发社论《辱母案：期待“正义的理据”》 所以说，“春秋决狱”实际上是在当时法律无法恰当解决的疑难案件、或者案件中有太过复杂的关系时，放弃法律原则而采用伦理道德原则提供判决的一种方案，其目的是为了揆情度理，实现结果上的正义。如果这么说读者会感觉太过抽象的话，我们就看看几个具体的案件，当然我们可以给当事人一个姓氏，这样会更加生动： 案例一 王某生有一个儿子，因为家中贫穷，过继给李某，由李某抚养成人。而有一次王某喝醉了酒，跑到亲生儿子那里撒酒疯，说我是你的父亲。这个孩子非常愤怒，操起棍子打了王某二十杖。被打的王某心中含恨，遂报官，声称自己的儿子打了自己。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按照父子相亲、儿子孝敬父亲的原则来说，儿子打父亲是重罪，按说可以判死刑。但是董仲舒提出：虽然王某是他儿子的生父，但是却不能将他养育成人，已经恩断义绝。所以打人的孩子无罪。 案例二 赵某是一个渔夫，他娶了一个妻子孙某，并没有生育后代。而赵某在出海打渔时，被海浪打翻船只溺水身亡，尸体也找不到了，不能下葬。得知消息后，孙某的母亲令女儿改嫁他人，被男方家族起诉。按照当时的规定，丈夫死去后，不下葬就改嫁是非法的，而且是斩首弃市的死罪。但是面对这个案子，董仲舒认为《春秋》经中记载了“夫人归于齐”的故事典例，意思是丈夫死去，妻子没有生育男孩，就意味符合改嫁的道理。本案中丈夫溺水身亡，客观条件上根本就找不到尸体下葬，且夫妻双方没有生男孩为后，丧夫的妻子孙某听从其母亲的意见改嫁她人，是因为服从长辈、尊者的意见，为她找到新的归宿，并不是这个妇人心中有淫行之心，私自改嫁，因此这个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案件结果当然是被诉方无罪。 案例三 汉武帝时期曾有一次“巫蛊之祸”，卫太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举兵造反，后来应该是死在外面了，这是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的。而数年之后，昭帝已经在位，有一个占卜为生的术士，他为卫太子的侍臣算卦。寒暄之时，那个侍臣说了一句：“您长得很像卫太子。”听到了这个话的术士，动了歪心思，他开始假冒自己是卫太子，招摇撞骗。这个冒牌货的出现，危害到了昭帝的统治，但是卫太子毕竟是武帝的第一个太子，还是昭帝的兄长，该怎么处理这个事件，连重臣霍光都不是很清楚。而当时一位大臣隽不疑，提出《春秋经》中有卫灵公太子蒯聩的事例。这个蒯聩曾经得罪过卫灵公，出奔晋国避难，而卫灵公去世后，晋国想把这个太子送回卫国，控制或扰乱卫国的政局，然而这个时候蒯聩的弟弟蒯辄已经即位，他拒绝让自己的兄长回国，《春秋》经的作者对这种行为加以了赞扬。所以，根据这种类似的情况来看，不管这个卫太子的出现是真的还是假的，按照《春秋》经的大义名分，这个人都不能威胁到现有的帝王统治。于是隽不疑大胆了抓了这个冒牌货，并处以腰斩之刑。 通过这样一些简单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见“春秋决狱”的精神，是体察案件的情理、人伦，以《春秋》经中的成例为依据，为案件作出一个最合适的结果。这种方法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往往有神奇的效果，也维护了实质上的正义。所以说这种决狱方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很流行，直到唐宋，有些刑事案件的判决仍然得其遗义。董仲舒对这种判决方式加以最精炼的概括，就是“原心定罪”，他这么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有邪恶犯罪动机的，即使作恶未遂，也应该有所处罚，至于那些符合人情、道义，目的纯正而出现的疑难，即使违反法律、造成损失，也可以酌情从轻或者免于处罚。而这种法律的原则，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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