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4-01 马拉打望
1、火车站 1958年年底，12岁的范家三少范之维，正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旁的华侨小学读书，是八姐送他去的。八姐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当演员，被誉为“长城三公主”；父亲范绍增在河南省体委当副主任，大家叫他范主任。范之维说：“我们一家人分在三处，我老汉也很想我，不让我一个人在广州上学，就专门跟我八姐商量好，要我回到河南他身边。” 八姐把他送上广州到郑州的火车。“我父亲知道我马上就要回去，哎呦，想我想得心切。 我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四夜，看了第一本我们中国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故事情节写得好，很神奇，那印象深得很。也是我第一次从感情上接受新中国，很震动。” 曲波《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61）
坐着绿皮火车，读着《林海雪原》，郑州到了。“长大以后我和老汉都没再见过，但姐跟我说，他腿受过伤。我就看见站台下面，一个老人，一跛一跛的，在到处喊我的名字‘范之维！范之维！’。我就过去了，我说伯伯，我是范之维！他说老三啦！老三你是老三？就一把抱住我。这是解放后我们父子第一次见面，还是在车站。当时我也是情绪很激动……！” 1956年11月开始启用的郑州火车站
2、体育场 三少爷看到父亲走路左脚明显有点跛，再发现他的右手是爪的。“后来才晓得，1933年跟贺龙在洪湖打仗，他遭打丢了一个团，手臂重伤，本来要截肢，还是杜月笙派人到汉口接他去上海，找一个英国医生才治好的。手是保住了，但写字歪歪斜斜，没得力。我老汉文化低得相当可以，58年去北京上了一个马列主义学院，才学会用钢笔、毛笔写他‘范绍增’那三个字，你当体委主任，文件送过来，不会签字不行。虽然文化低，但在见识方面，他不比哪个差。” 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左4）和副主席刘文辉（左1）、龙云（左2）、熊克武（左3）、贺龙（左5）、王维周(左6)、邓小平（左7）合影。范绍增跟其中两位有交集：他和贺龙打过仗；民国七年（1918）范绍增加入西南旧军阀部队，在王维舟手下任营长，王离职后范绍增升任团长 洪湖一仗后，范绍增和贺龙再无交集。贺龙1949年后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开建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1952年在重庆兼任中央体委主任，一年后，50军高参兼第148师副师长范绍增，被任命为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后，他和贺龙再次交集。“我父亲在体委这一段，相当辛苦。贺龙表扬他，说他做工作很用心。自然灾害那几年，他想在河南建一个体育场，当时大型的体育场，只有北京、湖南、重庆有，其他地方要建，你想都不要想。他就去找贺龙，贺龙这时已调到北京，喜欢他，就拨了300万，马上就盖起郑州体育场，可容纳万人集会，是大前年才拆掉的。” 范绍增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时修建的郑州体育场之门票
文革期间，贺龙遭打倒了。范绍增作为贺龙从前战场上的对手和体委系统的下级，北京下来三个穿军装的贺龙专案外调人员，到河南找到他。“为了消除我父亲的紧张，他们特准可以有一位家属陪同，父亲就叫我跟着他到省体委政工处。三个军人对父亲很客气，叫父亲回忆贺龙都跟他讲过哪些话？两人有没有关系？我父亲说：‘我与贺龙有关系，但那只是上下级关系。因为我是他的下级，他在工作上关心我很正常，谈不上是死党。我在党外，他在党内，总是有距离，群众批判我和他是狗肉朋友，这话不假，因为我们在北京初见面，他就是用狗肉请的我。’我家老头子虽然没文化，但我觉得他的见识和说话的水平，完全可以当外交部长。这次外调贺老总的事，他就这样三言两语搁平了，对方还没得脾气。”
文革造反派批判贺龙的出版物
既保全自己，也不出卖兄弟。关键时刻，范绍增身上那种四川大袍哥化险为夷的生存智慧，往往帮他转危为安，他对儿子也是这样。“文革一开始，我正读高三。有一天，父亲叫司机开着车，我们坐到郊外，他对我说，老三，你要起来写一张揭发我的大字报。我不明白，不愿意写。他说，你不写的话，就要遭打成反革命右派。如果你当了右派，这一辈子你就完了。你也不要写多了，就骂一下我吃吃喝喝的旧军阀习气就行了。我只好写了，题目是《打倒父亲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能也是因为这张大字报，父亲和当时体委另外三个主任一起受到批判。三个月以后，体委造反派觉得范绍增改造有进步，叫他回家自学，继续改造。体委那三位主任都扣了工资，有一位主任后来更是分文不发。父亲还好，文革由始至终分文没有扣过工资，可能因为他是起义人员和党外人士吧。”
3、叶妈 范绍增可能也为社会上流传的太太数目大数据而困扰，以至于1957年他在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时，谈了工作之后，还专门辟谣：“另外说一下我私人一些事情，有人说我过去有17个老婆，实际是7个，那是旧社会的事情。总的说来我这个人旧社会腐化，没有把旧思想丢掉，我希望整风再把我整一下。” 上：宋乔《侍卫官杂记》（香港学文书店 1952-1953） ，封面设计黄永玉 下：宋乔《侍卫官杂记》大陆版（云南人民 1980） 17个老婆的说法，来源于1950年代香港《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化名宋乔写的一本民国官场内幕小说《侍卫官杂记》，后来传入大陆出版，“内部发行”。里面写了一个名叫樊劭曾的川军军长，“他的太太姨太太起码有三十个”。在小说里面活跃的，是“樊劭曾”轻浮放浪的十七姨太。范之维说：“河南一些干部也看了这本书，就问我老汉，范主任，你有17个姨太太呀？别个书里面都写了的。我老头子很生气，但回答得很风趣：是有呢，有一个就是写书的人他妹子。” 范绍增夫人叶绍芳（叶妈）
1949年后，范绍增后半生妻妾星散；1964年后，经河南省政府安排，他从前七妻之一叶绍芳，从四川老家大竹清河场来到河南郑州，照顾他的生活。“我叶妈是一个苦出身，对人相当好，对我们这些子女也相当亲。她就是喜欢喝酒，解放前染上了鸦片瘾，解放后就再没有吃了。当时我父亲已进入部队，根据国家政策，只能一夫一妻，多余的妻子都要遣散。对有子女的妻子，我父亲都给了一笔解散费。这个钱从什么地方来呢？上清寺原来我们有个范庄，我父亲要捐给市政府，当时邓小平说老范你这个不能捐，你一捐外面就要说我们充公啦，对你这个起义人员不能这样，我们必须给你一笔钱。我老汉就用这个钱做了遣散费，每个妻子都得了一点。当时那种情况下只有我叶妈没有地方去，他15岁就跟着我父亲，对我父亲也很有感情，她不要钱，就回到老家清河场。” 国营郑州卷烟厂出品的“黄金叶”牌香烟 范家三少对叶妈感情很深。“叶妈真是好人，传统妇女那种好妈妈。要知道，6、70年代是没有洗衣机的，河南的冬天冷得刺骨，叶妈在冷水里洗我们一家人的衣服，还给我们洗袜子、洗内裤，没过几年她老人家的指关节都变了形！她生活上没有奢求，三天一瓶8角钱的老白干，一天一包2角5的黄金叶纸烟就行了。我和弟弟对她念念不忘。” 也正是叶妈，在范绍增去世后，告诉三少爷：我们原来都说你亲妈去世了，是哄你的，你亲妈并没有死，还健在！
4、亲妈
为什么范家三少在范家没有亲生母亲呢？因为他亲妈性格倔强，从来不进范家门。“我1946年12月26号生于重庆，叶妈告诉我真相后，后来我找到亲妈，扯起当初我进范家的事，才晓得我的身世。我亲妈当时在学校读书，我外公跟我老汉是大竹同乡，是朝天门码头一个袍哥大爷，他那个袍哥当然没我父亲嗨得大，说白了也是想巴结我老汉，就把我亲妈介绍给他，不久生下了我。但我妈晓得我父亲屋头的姨太太有点多，就不肯进范家门，最后，还是外婆把我抱进了范家。” 朝天门码头旧影 三少爷生母的娘家世事奇特，非常混搭。“我外公是袍哥大爷，现在罗汉寺对面小商品市场那一块，当时都是他的房产；我舅舅又是个老革命，1936年就入党，当过面包师傅，在重庆有天晚上遭抓了，我父亲给我说，他第二天上午就把我舅舅保出来了，跟他说：你要是共产党的话，你就走；你不是共产党就继续给我烤面包。当天下午果不其然，舅舅就走了。解放后，他是邓颖超那一届全国政协的秘书长，部级干部；我母亲有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一笔小楷字写得相当漂亮，解放后，她自己去考干，考到云南个旧市粮食局，后来退休回重庆，我一直照顾她到83年去世。她脾气相当怪，自强自立，犟得不得了。因为和我老汉的关系，文革遭剃个光头，在牛棚喂猪。她对我老汉不太感冒，说一辈子没享到老汉的福，尽受些老汉的罪。” 5、落幕 1992年刘德一主演的四川方言电视剧《哈儿师长》播出之前，范之维并不晓得父亲有个外号叫“范哈儿”。“他从来没给我说过，我是看了刘德一的《哈儿师长》后才知道的。一般看不出他过去是个军长，也不晓得四川军阀还抗了日。他说话一辈子都是四川口音，原来我一嘴的广东话，普通话也说得不伦不类的，58年回来后跟老爷子住在一起，又把四川大竹话学会啦。刘德一演出了另一个活的范绍增，抗日将领，我们一家相当感谢他。大家看了电视剧觉得他诙谐、好耍，但我看到的真的范绍增不是那么回事，别个是省体委副主任，11级高干，不可能那么好耍的。文革他对我讲：老三，学做人要学周恩来，他对周恩来相当佩服。” 刘德一主演了以范绍增为原型的“傻儿系列”电视剧。左起：《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坊间有评：傻儿官越大，戏越不好看。
范老爷子原来爱听川戏，在河南那边，就听不成了。“他下围棋和打网球的爱好，在河南还是保持下来了。他原来打麻将打得很好，那阵社会上还没兴打麻将，也就找不到角。在家里，就我俩下下象棋、围棋。体委干部来找他喝咖啡、下棋他都很喜欢，旧军官的习气，他一辈子有些还是改不了。老头子人缘好，解放以后共产党对他也特别好，原来河南省委那个书记、军区政委刘建勋，跟他处得相当好，见到他都是一口一个绍增、绍增。碰到礼拜六就派车来接他去下围棋。平时在屋头，就像现在年轻人唱歌一样，他自己唱个人的川剧。他一哼，我那个叶妈就逗他：哎呀老头你别唱了嘛，大家都在吃饭。你恁个一唱，大家都吃不下去了。他就说：你们不懂，我唱，别个想听还听不到。他还洋洋自得。”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刘建勋（1913—1983）作为河南老大，一直罩着从前的西南大袍哥范绍增。图为刘建勋夫妇1951年在武汉东湖水果湖
1977年3月5日晚上23点20分，范绍增因败血症在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去世，终年83岁。范之维说：“当时我父亲右脚长了脚气，起了一些泡，叶妈好心，就用针给他挑了。他又去澡堂大池洗澡，就遭感染了病毒。父亲是带着安祥的神态永远离开了我们。”
左：范绍增追悼会灵堂 右：范绍增追悼会灵前所挂遗像，由其逝世前半年一张照片放大而成 3月12日，河南省体委组织了814人的追悼会，范绍增半年多前照的一张戴帽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灵堂正墙上，跟他中青年时代风云际会、河山纵横的照片相比，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居家老爷子。官方悼词有“范绍增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是好的”的句子。
范家亲属在追悼会上。（右起）1、三子范之维 2、范妻叶绍芳 3、四子范秋生(后排) 4、大女儿赵曼薇 5、二子范之懿，6、七女范之超，7、外孙王帮正（后排，四女范之碧之子）8、七女婿袁景桥 范之维说：“这几句悼词再一次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忠肝义胆的人生大节，我们亲属听了都很感动。我的童年先是在大富大贵的显赫家庭里面生长，后来我父亲送我去香港，以为在那边大有发展，结果我反而吃了很多苦。只有回到大陆后，我们范家和国家一起，才蒸蒸日上了。父亲尽管是一名抗日将领，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他老人家只是一叶扁舟，而我们作为他的后人更是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我们亲爱的党，没有我们今天强盛的国家，没有一直记住他的家乡人民，我家的故事早就不复存在了！”
范绍增：过去打内战，都是危害老百姓。这回打日本人，是去打“国仗”，打“国仗”要有一个好样子，要当抗日英雄，不准当狗熊。
樊傻儿：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