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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生需要不断'刷里程'，应该踏踏实实地把每一台手术做好！ 极客医生闫长祥： 神经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曾师从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于春江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教授。擅长各种颅内肿瘤(垂体瘤、胶质瘤、脑膜瘤、听神经鞘瘤、颅咽管瘤等)和动脉瘤，尤其擅长鞍区、斜坡、脑干、丘脑、三脑室后部等复杂区域肿瘤的手术治疗。 1 昨天确实太忙，也有点累，近十一点到家，正要进入梦乡的时候，接到钱海主任的电话，病人突发动脉瘤破裂，已经脑疝。“抓紧准备手术，我立刻到”，'好'。我到医院时，病人已经到手术室，一切都是那么的有条不紊！ “脑疝'是神经外科的最危机情况，对脑疝的处理要求就是快，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脑压很高，快速清除血肿，显露动脉瘤，周围粘连很严重，瘤颈很宽，形态不规则，临时阻断后，用五枚夹子才完全夹闭。检查血流通畅满意。内减压也很充分。回到熟悉的病房正好5:30分。 ——来自闫长祥院长的朋友圈 执意要做闫长祥院长的故事，是因为我完全被他的朋友圈迷呆了。 对胶质瘤出手一定要“狠”！ 结束战斗！我让你张牙舞爪！ 四个字：掏心减容！ “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能丢 “二十分钟斩草除根结束战斗！” 对于一个耽于幻想的外科麻瓜来说，光看这些描述就觉得神外医生帅炸了。 出发前，我跟摄影师交代：“我们要去捕捉神经外科手术的刀光剑影！”两位摄影师听了蒙圈地点了点头。 当然，很多奇妙的幻想都来自于无知。 一大早，在香山边儿上的三博医院，我和摄制组的三个人在听了半个小时的病例讨论之后，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智商，同时感觉此行要变打酱油。 参加病例讨论的有六个医生，除了闫院长之外，还有两名神外的专家，其余三位是小鲜肉医生，其中一个贼帅。尴尬的是，他们整个讨论全程使用“外科黑话”：“ 先掏心”、“农村包围城市吧！”， “从头到尾想清楚，别下不了台”！ 当然更郁闷的是，整个病例讨论环节没有我们幻想的那种唇枪舌战和激烈争辩，每个人都像娴熟的老司机一样，沉着淡定。很多时候他们靠一瞬间的沉默，或者一种若有所思的点头来传达对一个手术的看法，然后他们彼此get，空留我们蒙圈。 最尴尬的是，闫院长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这种感觉有点像大学时代的网友见面。率性严厉、干脆利落、完美苛责，走路带风，这是我的想象，但是现实是：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温和慈祥的父亲，身上一点儿矫情的戏份都没有。看到我蒙圈地坐在那里瞎听，他眯着眼睛笑着说：“小陈儿，听困了吧，先喝点水~” 病例讨论快结束的时候，摄影侧身问我：“陈导，这场咱拍点啥？”我想了想，告诉他，“重点扫扫这个氛围吧~” 2 在这块世上最伟大的物质中，先前还几乎没有一点光线闪烁或者移动，现在已经布满了闪耀着节奏的光点，火花组成的列车匆匆地来来往往。脑正在醒来，意识正在回归。就像银河跳起了宇宙的舞蹈。脑迅速变成了魔法织布机，亿万支飞梭编织着繁复的图案，充满意义但从不重复；每一个细节都保持和谐。 ——谢灵顿, 1942, 《人与人性》（Man on his Nature） 有点讽刺，大脑对于人类来说，一直是个谜，即便是人类诞生200多万年后的今天。这个大约3斤重的器官拥有近100亿个神经元，有10的15次方的突触连接，掌握人类生命的指挥权。 更讽刺的是，那些被脑癌击中的人，很多只能解释为“bad luck”。而最近二十年，全球范围内这种“bad luck”的发生概率异常稳定：每年每10万人新发脑癌的人数为6.4左右【1】。 最讽刺的是，脑癌的死亡率在医学科技突飞的这二十年也改变甚微：每年每10万人脑癌相关致死数量为4.3 左右【1】 。好像人类对这种宿命毫无反抗之力。不过也不用太担心，2016年，全球死于脑癌的人数约为 16,050人，而死于自杀和交通事故的人数分别为80万和125万。 说回正事。其实我挺怵跟着医生出门诊的，因为我怕见到那些被绝症击垮的人。女人哭，男人愁，这大抵就是人生最凄惨的部分。 但现实的情况并非这样。 找闫院长看病的人80%是脑癌患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人说着新疆口音的普通话，有人被晒的焦黑，有人来自我们熟悉的城市，有人来自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村庄。他们都拎着好几个塑料袋，拿着一大摞病历和片子，他们坐到闫院长对面的凳子上的时候，大都会长出一口气，好像终于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了。 没有人哭，没有人争吵，也没有人情绪激动，这些病人都出奇地平静。他们大多都已经跑了三个以上的国内顶级医院，很多已近接受过了各种类型的治疗手段。在经历了起初的难以置信，被击的粉碎，以及无尽的绝望和迷茫之后，他们捡起了最后的希望，打算以人生最后的赌注和死神讨价还价。 而闫院长就是那个负责代表病人去和死神讨价还价的人。 “小陈儿啊，我今天早上这十来个病人你都看到了，其实有几个我拿到片子一看就心惊肉跳的，还有的属于那种你怎么看怎么纠结的。不过我的纠结你可能不太理解。” 来找闫院长的病人都已经对自己的疾病本身非常了解了，但是他们仍然很难理解这最后一搏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肿瘤的位置很“难缠”，手术过程可能会不可避免地损伤一些关键神经和血管，导致患者失语，瘫痪，甚至无法清醒。如果患者在手术之前接受了大剂量的射线治疗，那么术后脑出血的风险会极剧增加。神经外科的这种“魔鬼”般的风险数不胜数。 对于手术风险，闫院长会以最客观的方式向患者解释清楚，“这样病人才能做出客观的决定，不是所有的冒险都是值得的。”但是这还不够，闫院长会像一位父亲一样，在患者家属很难抉择的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说起来挺残酷的。对于很多恶性的肿瘤，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搏一搏，但是如果把全家的活命钱都押上了，真的就得慎重考虑。” 神经外科医生不是神，他们必须冷血、客观，慎重。但是我差点儿被这一面欺骗了。 在通往手术室的路上，闫院长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他语速加快，大步流星，眼神里也没有了慈父一般的宽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韧的倔强。“外科医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要活儿好。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肿瘤的机关算计都在哪儿。肿瘤很狡猾，你要事前想清楚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要选择一个最聪明的战术。一句话，上了手术台，你就没有退路了。” 闫院长边说边用刷子飞快地刷指甲，这个动作不像是在洗一个活人的手，而是在清理一个美妙的手术器械。过去的8000台手术中的惊心动魄都还历历在目，各类肿瘤的机关算计也都在他的心里，所以这一次是一场稳妥的战役吗？当然不是。 “神外医生都得寸进尺，想保命，还想保功能，最好什么损伤都没有。”这时候我才明白，面对患者时候的那种中庸和稳健只是一种必要的职业素养，而眼前这个正在穿手术服的神经外科医生，这个乍看上去像慈父般温和的人，在手术台上是一个老练的“赌徒”：在每一台手术上，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职业经验押上去，要把自己的名誉押上去，要把外科生涯修炼的心性都押上去。 “患者把生命和仅有的活命钱都交给了你，让你去做那个和死神讨价还价的人，你要怎么做？你没有退路。” 3 残酷而真实的是，那些导致病人伤残或者死亡的经历，那些外科医生最不愿意面对的可怕失败，都是医生通向顶尖的【课程】，顶尖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的背后可能都有一长串受损的病人，而 医生都得稍微心理变态才能撑下去，因此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的生活，经常穿插着深沉的绝望。 ——《Do no harm》，by Henry Marsh 几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神经外科的黑色喜剧》，是一位来自匹兹堡的神外医生的职业自述，充满了幽默、无奈、哀伤与常人无法理解的喜悦。 在去第三次拍摄之前，我又读了英国神外医生写的小说《但求无害》，这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更理解神外医生这个职业。但是总体说来，这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职业。一个称职的神外大夫一般要经历十七八年的专业培养，要经历无数次的绝望和放弃的念头，最后能坚持下来的医生几乎都拥有一颗坚挺的心。但这并不意味这他们已经刀枪不入。 我和摄制组的三个人都不喜欢去医院的食堂吃饭，总觉得那里也有一股手术室的味道。但这种味道对于闫院长来说是极其熟悉的，有三分之二的时候，他的午饭是在手术室外的休息室吃的，有时候晚餐时间也在手术室度过。他对这些工作餐的口味几乎没有要求，只求裹腹，并为后面的工作提供能量。 在我们跟拍的三天时间里，闫院长都是在晚上8点以后下手术，这个时间点结束战斗对他来说已经“非常轻松”了。但是紧张的一天并没有结束，闫院长要求晚上的值班医生在病人术后苏醒之后第一时间告诉评估结果，以便大家可以睡个踏实觉。 “如果病人醒了，各项功能都挺好，那你就美了，可以睡个好觉！”下了手术台的闫院长又变回一个极其温和的人，他从自己那间五六平米的休息室里拿了一件外套穿上，坐在一个凳子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我问他，工作之外有什么别的爱好？他笑着说，五音不全啊，也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反正最喜欢的就是做手术。 三博医院在香山脚下，晴朗的天气里，这里几乎是北京空气最好的地方。“其实病人是最坚强的。我有一个患胶质瘤的病人，女孩儿，收进来的时候只有16岁，中间切除复发好几次，去年刚走。你想想8年的时间，都是在和癌症做斗争，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每天好几台手术地做，但是我知道医生的能力边界在哪里，所以还是要心怀敬畏。” 我们在香山脚下的一条小路上分别，闫院长还是一脸的温和，“小陈儿，你们辛苦了，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我看着他开车离开，这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努力的中年男人，一个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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