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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的学术转型与温商情结 张一力、张敏  访问普拉托华商企业（右一为张一力）  （张敏） 作者简介 张一力，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纽约州立大学、佛罗伦萨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温商群体、企业家网络等，在《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出版专著《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家集群网络形成机制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等多项课题。
张敏，1975年生，管理学博士，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英国格林威治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在《科学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近三十篇，研究领域为：创新网络、领导力、创业认知，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个体自我认知偏差与创新二元悖论：家长式领导的破解机理），教育部项目（任务紧迫性和强制性对项目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等多项课题。  接到《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来信，邀请我们结合论文写作、发表的背后故事撰写一篇札记。这个特殊的撰写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回顾过往的机会，在这个回顾过程中我们经不住感慨万分。从学术研究转型的千思百虑，欧洲田野调查的千辛万苦，到论文主题筛选的千锤百炼，真是百感交集。想当初，温商走尽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从一无所有走到了今天。做为温商的研究者，我们的心路历程竟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惊人的一致。
一、学术研究转型
我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从宏观和中观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温州模式的形成机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等。2004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温州苏州的实证研究》。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Albany）的经济系进行访问。纽约州立大学经济系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有几个教授颇有建树，当时的系主任和我的合作教授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在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讶的同时，也非常认同借助比较温州、苏州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来体现中国不同的增长模式的研究思路。
在美国的日子里，每当我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车长河，总是思考着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方向。奥尔巴尼是纽约州的首府，大部分的建筑是低层的，只有当地的洛克菲勒大厦是高层建筑的标杆。当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这就是大企业家洛克菲勒来当地投资的大厦时，我感悟到企业家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又联想到温州是典型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企业家人力资本偏多，而专业人力资本偏少）。研究温州企业家对我而言不仅拥有地利、人和的条件，同时也将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至此，我的未来研究之路已经明晰。
然而，从区域经济研究转型到企业家研究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学科上看，从经济学转向了管理学；研究方法上看，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转向了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2003年，我承接了温州市科技局的一个如何提升中小企业经营者素质的软科学课题。这也是我的第一个针对温商的研究课题。通过对温州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小组获得了约230份问卷，进而分析了这些被调查者的行业分布、企业规模、经营者素质等问题，通过描述性的分析和方差分析，研究了成功温商可能具备的基本特质。后来这个研究结果获得了温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相关成果也一直是后续温商研究的重要基础数据来源。
在之后的5年里，我们基本上沿用了调查问卷的方法，在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的同时，也建立了我们与温商的联络网，而这个网络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但是，研究过程还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问卷调查比较困难。企业家原本就比较忙，也缺少做问卷的习惯；二是各级政府和各种组织需要填写的表格已经令他们很是厌烦；再则，他们也很害怕这些所谓的匿名问卷是否会被用作处罚他们的根据。因此，问卷调查的数据可获取性、数据的可信度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所以，单纯沿用问卷的传统分析方法，研究的进行会异常艰难。另一方面，在做针对国内温商的研究时，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把本土的温商在经济发展中的成长经历与在外的温州商人做比较，或者跟其他地域的商人群体做比较。我们发现粤商、闽商，甚至更古老的晋商、徽商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源于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但问卷量表和其他计量分析的方法很难针对潜在的文化差异展开有意义的实证研究。所以，从2004年到2012年，我们的研究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研究范式的改变势在必行。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2012年11月。那年正好是温州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三方合作的国际移民学术研究会首次在温州举行。作为本土的学者代表，我在大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海外温州人的研究报告。由于我正好是新增的政协会员，参加了温州政协海外组的一些活动，也接触了不少海外的温商委员，手头又有一份张执任先生海外温州人的画册，里边简单介绍了一些优秀的海外温州人的创业经历。联想到温州人的普遍特性是创业的热情高，但海外创业方式又可能跟国内不一样，因此我运用创业理论，利用21个海外温州人的创业案例，对典型的海外创业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会议期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编辑部主任张秀明老师非常看好这篇文章，她认为这篇文章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视角。此时，我敏锐地感觉到海外温州人（华商）的创业研究将是极具前景的研究方向。从此，我们开始更多关注海外的温州人。海外温州人在一个在语言完全不通，文化、历史、社会差异巨大的国度里创业，他们的族群边界非常清晰，相对于国内的温商群体而言，这是一个更易于识别和观察的研究对象。海外温商在东道国能否成功复制温州模式？与东道国的融合是否改变了他们的创业历程？一系列非常有趣的问题再次激发了我们团队的研究活力。
二、欧洲温商的田野调查
从1999年第一次去普拉托以来，我已经去过普拉托六次了。当然，最值得怀念的还是2014年的2月到8月，我在佛罗伦萨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对普拉托的多次访问。在那次出国之前，我把自己过去在意大利和普拉托建立的各种关系梳理了一下，有自己的亲戚、过去访谈过的温商朋友、意大利的官员和学者等。我决定先从佛罗伦萨的温商开始，因为从我过去的研究中发现，佛罗伦萨其实是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温州人创业的中心，普拉托的温商也是从佛罗伦萨迁移过去的。从佛罗伦萨的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周致敏开始，我采用了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对一个个温商进行实地走访，对一家家温商企业进行深入了解，对一座座温商市场进行参观考察，从外围到核心，从历史到现实。我几乎每天都会安排访谈。没有访谈的日子，我就一个人在办公室整理资料。温州人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好客的群体；我既拥有与温州人的天然纽带，又具有同意大利人的合作关系（合作教授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学者）；既可以同温州人、青田人讲家乡话，又可以跟意大利人讲英语；既了解温州，又熟悉佛罗伦萨和普拉托。身兼各种身份使我在访谈中如鱼得水。在访谈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有趣一幕，意大利教授用意大利语跟老板交流，我用温州话跟老板娘交流，然后在从普拉托回佛罗伦萨的火车上我和教授用英语相互印证访谈内容。更多的时候，通过滚雪球结识的朋友的朋友，又会成为我的朋友，并介绍更多的研究对象与我结识。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一边喝一边聊，讲的故事越来越精彩，真心话越来越多。他们会告诉我意大利人教了他们很多“打插边球”的技巧，很多华人被意大利人骗过，普拉托的警察会使用温州话骗开温州人的家门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是采用滚雪球式的访问，但我还是会考虑服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及其中的典型企业类型。例如，在普拉托的温州人以做女装生意为主，听说谁做男装和老年人服装的，我就会特意去采访。我也会去工厂实地探访，包括车间、员工住地，销售市场和意大利的买撒市场（零售、大篷车）。我既观察一些小企业、夫妻档，也参观替意大利顶级品牌代工的大企业。所谓的大企业其实也就是100多人，但在意大利和托斯卡纳地区已经算是很大了。我会特意参观当地的中文学校，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我甚至还探访了佛教和其他宗教的聚集地，拜会了教会的负责人，包括一位意大利教会神父。华侨领袖带我去拜访这位意大利神父时曾对其赞誉有加，因为他为早期的温州移民在意大利立足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有时，我会在半夜去参观仍在生产的车间，发现老板和老板娘都在，连老板娘的妈妈也在帮忙整理线头。工人们对进来一个陌生人并不在意，他们继续抓紧时间干活赶工。午夜是工人最为辛苦和疲乏的工作时段，为了克服疲劳有人会抽烟，但是车间里随处飘着带有纤维细末的粉尘，极易引起火灾，这令我印象深刻。我还记得，有一次到凌晨两点工厂才终于收工，大家开了一瓶塞斯卡亚（意大利著名酒庄的红酒，地位类似于中国的茅台），倒在一次性杯子里，庆祝终于完成了一个订单。回到住家，我倒头睡到了中午时分。我还记得，工人们平静地诉说着自己的生活：意大利人总觉得温州人能很快积累财富，实际上他们拼的是体力，靠的是毅力，把伙食费（老板包吃）和住宿费（老板包住）攒下来，成为日后创业的资本。如果遵循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永远不会拥有自己的事业。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我会用录音笔记录下访谈内容。回家之后，再用录音笔记下当初我自己所联想到的问题和解释。
回国之后，我利用世界温州人大会和其他契机对访谈对象进行持续追踪，利用海归的温商项目不断纳入新的访谈对象。经过长时间的辛苦、细致的记录、分类整理，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记录下了每一个珍贵的现场调研瞬间，为日后提炼研究主题和文章的写作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三、论文撰写思路
温商群体诞生于瓯越大地，“瓯文化”成为温商群体创新、创业的内在源泉。温商群体所映射出的智慧光芒与自信豪迈，拼搏奋进与澎湃激情，敬业担当与创新活力，无时无刻不在触动研究者的内心。当我们通过现场调研和访谈体会到70万温州移民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懈付出及创造的价值，内心是无比震撼的。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还在《科学学研究》发表了题为《文化嵌入、契约治理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来自温州民营企业的实证检验》的论文，探寻了基于“瓯文化”的创新行为推动策略。在温州模式缔造的过程中，“瓯文化”与“人情社会”成为温州的典型社会形态。我们发现“瓯文化”的高强度渗透在温州本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嵌入困境”，而契约机制成为破解创新刚性和路径依赖的有效举措。然而，海外温商是否也面临类似的文化嵌入瓶颈呢？
在确定了研究对象之后，紧接着是对研究规范性的考量。海外移民创业虽说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的研究热点，但在国内一直不温不火，处境尴尬。我们需要讲故事，更需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揭示其中的真问题；我们需要在揭示独特现象的同时挖掘共性；我们需要尝试新的方法，为这一传统的社会学命题赋予新的理论视角，拓展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综合考虑样本的可得性、访谈对象的行业分布以及各种资料的内在关联，最终我们选择采用多案例的分析方法来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前言的撰写至关重要，既需要点明题目，又要用精炼而形象的文字勾勒出海外移民创业群体的轮廓。思索良久，我们采用了“熟悉的陌生人”这一措辞。“熟悉”意味着个体的信用及经营状况被群体成员所知晓，相同的语言和共享的价值观使得资本能够有效汇聚增值，而个体之间的充分信任推动关键信息快速、低成本的在网络节点间流动；“陌生”意味着个体对群体外围的区域经济、文化等信息知之甚少，与外部社会只有经济上的交往而缺乏社会和文化的交流。由于产业链合作的日益细化使得温州移民内部形成了更加封闭的社会网络，温州话成为通行的语言，信息的隔阂使得温州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熟悉的陌生人”这一身份的确立，不正是文化诱因与关系纽带综合施加影响的产物吗？
最让人纠结的是如何进行案例的选择，如何促成理论饱和点的有效达成。有段时间，由于不断精读访谈资料，揣摩文本，我们对每个访谈对象的关键行为和心理表征都了然于胸。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事实与理论的对话，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编码和命题的提炼。过去，我们团队一直运用实证逻辑和模拟仿真的研究方法，这是首次涉足质性研究与文本分析，其中的各种艰辛，非文字所能及。有时我们甚至会想，原本有熟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为什么还要那么苛刻的要求自己不断突破“舒适地带”，尤其是在学术资源、研究平台、团队成员相对匮乏的地方高等院校。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在快速成长，成长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自我施压，不断试错，在错误中提升。
优秀的稿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初稿完成时，正文有近3万字。通过不断的文字梳理和观点提炼，最终的文稿定在了1.9万字。在修改过程中，第一位外审专家主要针对案例研究范式的规范性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例如跨案例理论演绎的深度、命题的效度以及海外移民创业阶段的划分。原先我们简单地认为文字的数量会为分析效度添彩，正是由于专家的意见使我们认识到文字冗余才是案例研究的大忌，唯有内容精炼才能使凸显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我们对论文命题的提出部分进行了重新撰写，更加突出了多案例研究的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逻辑，以便更好地展现命题的理论饱和度。第二位外审专家更是直击痛点，他提出需要将那些没有成功的案例也纳入分析视野。意大利大部分的华商，包括温州移民商人都曾经有过多次失败的创业经历，他们在不同行业之间更迭，在不同城市之间辗转。他们现在的成功既受到企业家精神的内在推动，也根植于对创业价值的持续追求。失败的经历正是他们创业成功的宝贵财富。我们用文字记录了海外移民中成功的先行者，但70万海外温州人中还有大量默默无闻的失败者在执着、艰难地摸索。直至今天，这依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
注：第一、第二部分中的“我”指第一作者张一力。文章中的田野素材是由张一力提供的。第三部分的“我们”是指张一力、张敏。张敏参与了案例整理和论文撰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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