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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4日，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辞世。萨托利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之一，其民主思想具有强烈的反思性和鲜明的理论特色，而且对于当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萨托利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环境，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民主化浪潮的发展以及自由主义民主面临的挑战，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萨托利的个人经历对于理解其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根据《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乔万尼·萨托利传统》（Concepts and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Sartori）中的第十三章编译而成，原标题为《机遇、运气与执着：一篇自传体文章》（Chance, Luck and Stubbornness: An Autobiographical Essay），首次发表于1997年。本文作者为萨托利本人，他在文中详细介绍了个人职业道路选择与学术探索路径，并针对政治学在美国“舍本求末”的发展以及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提出了自己辛辣而独到的见解。萨托利的自传体文章可以帮助我们领略一位大学者“机遇”、“运气”与“执着”并存的学术求索之路。
我于192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对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内战、阿比西尼亚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切身的体会。不言而喻，我毕生对民主的关切正是来源于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黑暗记忆。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与纳粹德国的同盟关系由此破裂。那一年，十九岁的我早有预料但又害怕被征召入伍而走上战场。所幸的是，意大利军方的征兵行动落后于计划，墨索里尼建立的傀儡政权“萨洛共和国”于1943年10月才向我发出征召令。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十分害怕被送上战场，冒着被枪决的风险选择做了逃兵，在一个隐蔽的小房间里“埋藏”了整整十个月，直到1944年佛罗伦萨被解放。在这十个月与世隔绝的时光里，我依靠“哲学的慰藉”度日，阅读了黑格尔、贝奈戴托·克罗齐以及乔瓦尼·詹蒂莱三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每天在读完10~15页的黑格尔作品后，我通常已精疲力尽。就这样，依靠“哲学的慰藉”，我安然度过了这段独处的时光。这段时间里的阅读也成为我日后哲学思想的源泉，并在五十年代帮助我在学术界立足。 1946年11月，我在佛罗伦萨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只能徘徊不前而没有更好的事要做。当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整个意大利处于战后的混乱状态，学校里的许多终身教授因被认定是法西斯分子而被清洗、停职乃至起诉。当时的我由于能读懂黑格尔，在博士毕业后随即被任命为庞培·比昂迪（Pompeo Biondi）教授的助理，他主持着“国家通论”（类似德意志的“国家学”）的教学工作。事实上，我帮助这位经常缺席的教授承担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庞培·比昂迪教授不是一位勤奋的老师，但他却有着聪明的头脑。由于我的聪慧无法与他匹敌，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从书中汲取知识，便在读书上花了很多时间。 误打误撞的职业道路 那么，我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学术使命和道路的呢？在1950年的一次学院会议上，院长马拉尼尼推荐了乔万尼·斯帕多里尼（Giovanni Spadolini）作为学院教学岗位的候选人。事实证明，马拉尼尼有着不错的眼光：时年25岁的斯帕多里尼（比我小一岁）日后担任了《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执行总编、内阁部长、政府总理及参议院议长，并且差一点成为共和国总统。在这次会议上，我的上司庞培·比昂迪教授无法接受自己没有提出候选人的损失，便一时兴起推选我顶替了《现代哲学史》这门课程的教职空缺。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以助理教授/副教授（两者在当时没有区别）的身份开始了六年（1950~1956）的哲学史教学生涯。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确信了命运、机遇和运气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肯定不亚于美德（virtù）。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对哲学的兴趣只是战争带来的“意外”。我主要对逻辑学感兴趣，而非各种哲学家。然而，当时的意大利高校不仅没有开设逻辑学课程，而且逻辑学受到主流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者的歧视与摒弃。因此，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探索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后来，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幸运的巧合转入政治学系。然而，我发现佛罗伦萨大学的政治学系此前开设了法律、历史、经济、统计、地理、哲学等课程，却唯独没有专门讲授政治科学的课程。于是，我在1956年成功将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课列入了佛罗伦萨大学的教学章程，这门课对当时很多人而言甚至是不可信的。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斯帕多里尼）都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因为在意大利的学术体系里，若想成为正式教授，必须在一场只有三人能胜出的全国性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于政治科学在意大利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且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该领域研究授课，我可能需要等到猴年马月（预计大概2000年）才能成为正式教授。不过，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开拓一门新学科。至于职业发展道路的事，何不继续留给运气决定呢？事实上，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了我的头上。七年之后的1963年，我成为了意大利首位且唯一的政治学终身教授。成为政治学终身教授之后，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建设和推广这门学科。 这时候，读者恐怕会疑惑：我为什么选择政治学？我如何看待这门学科？为什么我最终将比较政治学作为研究重点呢？说实话，我只是一个兼职的比较政治学家，我的全部研究工作大体包含三条支线：⑴政治学理论；⑵政治学方法论（这里的方法论指的是逻辑思考的方法，而不是狭义上的研究技巧）；⑶比较政治学。 我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是关于民主的著述，例如《民主与定义》（1957）、《民主理论》（1962）、《民主新论》（1987）以及《政治学理论精要》（1987）。方法论部分集中在《政治：社会科学中的逻辑与方法》（1979）一书中所收集的文章，英文文集《社会科学概念：一项系统分析》（1984）中的“概念分析指南”一章，以及其他有关比较方法的论文。最后是比较政治部分，相关代表作有《政党与政党体制》（1976）以及最近的《比较宪法工程学》（1994）。 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一名政治学家呢？从学生时代起，我就注意到：尽管意大利的大学里设有政治学院系且其中通常会开设法律、历史、经济、统计、地理和哲学等课程，但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学研究，也没有教学生怎么理解政治的课程。因此，我希望改变这一现象，将政治科学引入意大利大学的课堂。 下一个问题，我如何看待政治科学这门学科？意大利政治科学的发展与德意志有着系统的差别，而我对于政治科学的理解无疑带有美国印记。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度，“纯粹经验的”（merely empirical）是一种贬义的表达，意味着某种没有启发价值的东西。我认定政治科学区别于政治哲学，原因在于前者是一种经验的科学。为了将不同于政治哲学的、基于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传入意大利，我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我也看到了美国式政治科学的弊病。在美国，政治科学抛弃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结，并且普遍抨击理论与研究的关系。沿着这样的路线，理论在很大程度沦为了单纯的研究设计，研究本身成了某种目的，“科学为了什么”的问题遭到无视，最后几乎只剩下操作化、量化和对不断增长的海量数据的统计处理。对于上述所有这些，我向来秉持抵制的立场。 无可否认，我拥护那种基于研究的科学理念，但我从未信奉行为主义。我一贯坚持认为，一门“理论丰富”的学科要建立在健全的逻辑和方法（即“方法论”）训练之上；我从不相信存在一种“高级的”量化科学，并且特别强调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也就是“操作有效的”（而非“操作起来的”）科学。在我看来，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必须了解（至少要比门外汉好点）问题如何才能被解决和哪种改革措施更可能奏效，也就是掌握“专门技能”（know-how）。经济学家通常接受了从事咨询工作的训练，但美国培育的政治科学家则没有。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具有实践导向的知识呢？毫无疑问，检验标准是实用性的，也就是注重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如果我们介入了某事并且结果与意图一致，即如之前所料，那么我们就运用了可应用的知识。然而，这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检验，它需要作用在人类身上，而非简单的实验室检测。 最后，让我们进入比较政治学的讨论。我记不清最早是何时接触比较政治学了，不确定是1954年在佛罗伦萨举办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圆桌会议上无意卷入有关“比较之重要性”的讨论（当时比较政治学本身就是一个辩题），还是我从事方法论研究过程中形成“比较即控制”的理念那会儿。从那时起，我主张比较政治就是政治科学的核心，因为比较作为一种手段，是我们通过控制追求一般化的主要方法。自50年代以来，我所撰写的多篇论文在方法论上都秉持了比较研究的旨趣，比较方法也成为我在写作《政党与政党制度》和《比较宪法工程学》时的支柱。在这两本书中，我坚持以比较的方式进行概化和检验。前一本书采用了结构—功能路径，后一本书则主要倚重“条件分析”（condition analysis）。尽管如此，两本书都透露着浓厚的比较思维意识：每当我提供因果解释并给出一般性论断时，我都会竭尽所能浏览并比较满足一般化标准的全部政体。 在我的学术道路上，美国的政治学给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在二战后接触到蓬勃发展的美国政治科学，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学者。1949至1950年，我受资助来到纽约访问，并在此后的60年代多次回到美国：第一次作为政府学访问教授到访哈佛大学（1964~1965），随后又在1966~1969年期间多次担任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客座教授。在意大利政局动荡的形势下，耶鲁的访学安排被迫中止，我当选为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院的院长，并亲身经历了1969年的“热秋”罢工潮。1971~1972年，厌倦了意大利各派政治斗争的我前往斯坦福大学，担任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那里度过了愉快而富有成果的一年。1976年，我有点突然地决定再次离开意大利。是年初，好友塞缪尔·芬纳曾力邀我前往牛津大学接替因约翰·普拉蒙纳兹（John Plamenatz）去世而空缺的教职。差不多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向我开放了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退休所留下的教职。两所大学的邀请都使我感到荣幸之至，但我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 那么，我为什么离开意大利呢？原因很简单，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担任教授的时间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已经深感在此没有更多东西值得努力争取的了。我的学生们已经遍布意大利的各所大学，意大利的政治科学也迈入了发展的正轨。我深感是时候纯粹为自己的学术兴趣而工作了。斯坦福大学让我与意大利保持所需要的距离，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三年后的1979年，我离开了斯坦福大学，随即出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院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讲席教授，并于1994年成为该校荣休教授。 上述简短的故事足以表明美国政治科学对我的影响程度。在哈佛大学，我认识了卡尔·弗里德里希、塔尔科特·帕森斯、塞缪尔·比尔、萨缪尔·亨廷顿、亨利·基辛格；在耶鲁大学，我认识了罗伯特·达尔、哈罗德·拉斯韦尔、卡尔·多伊奇、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戴维·阿普特、约瑟夫·拉帕伦巴拉；在斯坦福大学，我认识了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马蒂·利普塞特、罗伯特·沃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认识了罗伯特·默顿（我曾在1950年上过他的课）、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塞韦林·比亚勒等人。 与优秀的思想家为伴总会让人受益匪浅，但阅读（作为一项规则）能给人带来更大的收获。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是达尔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56），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被达尔的方法以及他对“条件”的系统分析所震撼。除此之外，弗里德里希的《宪制政府与民主》（1946）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为弗里德里希在三十年代写出此般杰作感到敬佩。另一位我敬佩的学者是阿尔蒙德，仅管他没能完成其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计划，但在我看来，相较于其他范式、模型和路径，此书所概述的结构功能主义是最有价值的。最后，我还想表达对《普林斯顿政治发展丛书》的喜爱，该丛书汇集了迄今为止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巅峰之作。 最后的最后，让我回到那个直截了当的问题：移居美国是否是一个明智之举？该如何评价我学术生涯的美国阶段呢？ 作为美国社会的外来者，我并不指望自己能在这里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我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归功于我的运气——在恰当的时机获得了两个地位显赫的教职。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政治科学已经走进了一个我不愿也不能接受的死胡同：过度的专业化、过度的量化和通往无关紧要和内容贫乏的道路。虽然学界也有部分好的研究，但如果将二三十年前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过去十年的《评论》相比，美国政治科学目前的产出必定是完全错误的。 鉴于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我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方。然而，我却对自己取得的成果颇为满意。诚然，以一本由美国出版商出版的英文著作开启学术事业会给一个学者带来强大的初始优势。我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将我第一本关于民主的著作从意大利语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但我的《民主理论》和《民主新论》在全世界已经有了15个译本，《政党和政党制度》和《比较宪法工程学》同样在国际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因此，我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反而感觉很幸运了。 然而，我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却并不满意，在此就让我引用在《比较和错误比较》一文中写下的文字作为结束语： 在过去的四十年，政治学家乐此不疲地发动一场场“革命”：行为主义的、范式的、批判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学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些革命仅仅留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后续只有产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它们才有意义。然而，在现实中，政治学家因为无法兑现革命的预期，而任由革命成果消逝。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内核被人们所遗忘……当前，政治学研究越来越精致而复杂，但这些研究的意义却逐渐消减，越来越多所谓的比较政治学者也放弃了“比较”这个核心方法，他们不再比较任何东西，哪怕是含蓄地进行比较。比较政治学正在走上错误的道路，我们需要直面这个现实。一个由方法定义的政治学领域不应该忽略其核心方法——比较。 编译：张雪菲（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译与编辑：曹航（云南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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