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编者按

本文是一篇文献综述，关注政治科学领域近十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历史政治经济学。该领域的研究强调使用量化数据或准实验的方法检验那些可被证伪的形式理论，且关注的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历史政治经济学在近十年来得到长足的发展，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和比例都在稳步上升。就对历史的使用方式而言，历史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分支：为了解过去而了解过去；将历史作为了解现在的一种方式；将历史作为探索理论猜想的一个背景。作者对每个领域都进行了批判性的文献回顾，指出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最后，作者强调历史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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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Volha Charnysh，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比较政治学和历史政治经济学。

Eugene Finkel，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政治科学与历史的交叉方向。

Scott Gehlbach，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为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与权威主义和后权威主义政府。

文章来源

Charnysh, V., Finkel, E., & Gehlbach, S. (2022).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期刊简介

《政治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与政治学有关的综述，包括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范畴。2022年JCR影响因子为10.8。

摘要

最近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浪潮是利用统计方法进行因果推断并建立形式理论来研究过去——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历史政治经济学（HPE）领域。我们考察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历史在HPE中的三种常见用途：为了解过去而了解过去；将历史作为了解现在的一种方式；将历史作为探索理论猜想的一个背景。我们介绍了每个领域的重要工作，并讨论了每种方法所面临的权衡取舍。我们进一步确定了HPE学者面临的主要实践和分析挑战，包括现有数据的可及性和没有数据时的推理障碍。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对进入该领域学者的培训得到了改善，对知识积累的高度关注，以及对诸如种族、性别、民族和气候变化等未探索的主题的更大关注。

主要内容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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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传统上，历史就在政治科学的研究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众多政治学研究中（包括但不限于政体类型、社会秩序、革命、国家形成与乌托邦政治），历史案例往往占据核心地位。在过去十年中，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式变得愈加耀眼。这股新的学术浪潮被称为历史政治经济学（下称HPE），其研究不仅涉及政治科学的子领域，还囊括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使得HPE研究成为一个整体的是方法论，它往往使用量化的方法，而且只关注某一个国家的故事。HPE试图使用准实验的方法来隔绝某个特定因素的因果效应。当HPE强调理论的时候，这些理论往往都被描述为某种形式化的博弈论模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HPE是伴随着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可信性革命”的兴起而兴起的。利用大量基于精妙设计的模型，学者们挖掘次国家单元或个体的变化以增强其发现的稳健性。这波新的历史研究还催生了很多原创性的历史数据库。

截至目前，HPE已经有了其自己的杂志（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和牛津手册。自2010年以来，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和《政治学杂志》这三本顶级刊物上发表了近130篇关注“历史”且使用量化方法来评估可证伪的理论的文章。如图1所示，HPE领域的文章在顶级期刊中的占比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提高。

（图1）

本文将讨论作为政治科学实践成果的HPE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把HPE划分为三类：为了解过去而了解过去；将历史作为了解现在的一种方式；将历史作为探索理论猜想的一个背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主要关注（但不是排他性地关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因为该领域是HPE研究的主流。我们还讨论了这一新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和分析挑战，包括学者的培训、数据收集和分析、跨学科边界的沟通以及知识的积累。最后，我们对该领域的未来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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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政治经济学的类型

了解HPE这一领域要求我们精确定义“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我们采用了方法论的方式界定后者，即使用形式理论或者可被实证证伪的论点的量化研究方法被视作“政治经济学方法”。而如何界定“历史”则是一个更加主观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事件都是历史事件，因为在它们被研究之前就已经发生。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历史更适合被理解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对于这一节点之前的制度和行为的研究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历史的”。

因此，我们把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且实际上是在研究1945年（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生效以及非洲和亚洲去殖民化的时间点）以前的政治问题的研究算作HPE研究。当然，需要承认这一划分比较保守且有一定的随意性，它排除了冷战结束的转型经济研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等重要HPE研究。

在这一界定之下，我们收集了2010-2021年这一时间段中发表在八本顶级政治学刊物（《美国政治科学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英国政治科学杂志》、《比较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学》、《政治学杂志》、《政治科学季刊》和《世界政治》）上的所有文章的数据。这一选择重点关注比较政治学，在这一领域中HPE显得尤其重要。在这八本期刊中，我们总共发现了238篇HPE文献。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了59篇，《政治学杂志》发表了45篇，《比较政治学研究》发表了42篇，占据前三名。从相对数量上来说（发表的HPE文献占据发表总文献的比例），《世界政治》为12%，《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为9%，《政治科学季刊》为8%，占据前三名。其它刊物的情况详见图2。

（图2）

在这238篇文章中，有三分之二是只关注一个国家的，这反映了HPE中准实验方法的流行和比较政治学中的流行趋势（当然也存在例外）。关注发达西方国家的研究占据了主流，研究美国的有26%，研究英国的有7%，研究德国的有6%。对于单一西欧国家的研究占据了所有HPE研究当中的19%。仅有5%的HPE研究的关注点是非洲，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多国研究。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分别占据总研究的7%、6%和6%——也是被较少关注的地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数据可及性的问题，因为HPE研究往往对数据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些文献中有超过一半是研究19世纪的（1789-1914），早于1789年的研究占据21%，晚于1914年的研究占据28%。

在政治学的三本顶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和《政治学杂志》——发表的HPE研究当中有55%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40%是研究美国政治的。相较而言，国际关系领域HPE研究的数量较少。从主题上来看，HPE的学术文章呈现极端异质性，详见图3。

（图3：HPE研究主题的极端异质性）

在下文中，我们通过对历史的不同运用方式进一步区分了HPE领域的研究。许多HPE研究是为了解过去而了解过去，其它研究将历史作为了解现在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些研究将历史作为探索理论猜想的一个背景。我们粗略的估计表明第一种类型的研究是最多的（第一类研究占据总研究的51%，后两种分别占据25%和30%），尽管很多研究可以被划分进不止一种类型。如图4所示，对于历史的使用方式不断变化着，研究的主题也是如此。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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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过去的历史政治经济学

习惯上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家谈及历史时主要是为了了解现实，但超过一半的HPE研究都认为历史有着内生的价值，了解历史本身成为其研究目的。在我们的样本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研究关注单一国家，尽管多国家研究也很常见。区分这类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它们关注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政治，而不是用历史来理解现实或者发掘新的理论。这类研究中大部分都使用微观层面的量化证据来重新检验早期宏大研究所提出的论点——民主的起源、经济发展的根源以及国家的形成等。民主化过程是这类研究的核心主题，学者们通过拆分民主化过程以深入研究其内在机制。此外，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中，早期民主国家的立法过程和党派政治也是研究的重点。还有研究通过面板数据考察政治领域当中的结构性转变，包括长时段的政府组织形式或帝国和殖民等问题。

在这类研究中，HPE方法有优势也有不足。一方面，HPE的研究通过量化新形式的历史证据揭示了新奇的发现。它们检验了早期研究提出的假设并揭示了诸如民主化、国家形成和殖民化等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政治机制。另一方面，HPE对于可识别的因果机制的关注可能是过于狭隘的，它忽视了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序列性。同时，它也模糊了政治系统当中不同元素的互补性，而这在很多时候是难以观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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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现实的历史政治经济学

历史也可以用来解释现实。有关历史制度和时刻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就属于此类，这类研究强调根本原因而非直接原因：在我们样本中，从历史原点到现实结果的平均时长是227年。HPE的学者们使用量化数据和准实验设计来研究历史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与早期研究中使用过程追踪和宏大历史比较的方法有显著不同。

关于历史延续性的HPE研究主要有两大主题，其一是殖民的长期影响，其二是暴力和压迫的长期结果。阿西莫格卢等人于2001年的一篇研究开创了对殖民长期影响的研究的先河，后来的研究逐步细化，把殖民化的过程拆解为不同的阶段，并进行微观机制的探究。有关暴力和压迫的遗产的HPE研究揭示了政治身份和行为的长期影响力。相关研究证实了过去的暴力可能在当下产生不同的后果，并会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产生十分有趣的变化。

关于此类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批判是数据的缺失，即缺乏证实联系原点与结果之间的机制的证据。当代的很多研究需要依赖档案数据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即便如此，它也面临着所谓“压缩历史”的问题，即学者们只考察原点和结果这两个端点发生的事情，而忽视了中间时段发生的事情。这意味着，证实某一机制是持续的且可复制的的工作是困难的。但另一方面，采用长时段历史视角的研究也允许我们发掘重要政治现象的后果，也能够为研究社会变革及其过程的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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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掘理论的历史政治经济学

HPE研究的最后一个分支是使用历史去发掘理论猜想。这种类型的典型论文假设存在一个历史事件，这一事件非常适合用于“裁决”一些理论辩论——这意味着，如果有类似的数据或制度变化，相同情形也可以发生在现在。

使用历史去发掘理论有着很多优势。历史事件可以提供用于识别因果效应的制度变迁情况和长时段序列。此外，在不少时候，就像个人信息一样，历史数据往往比当代数据更加丰富。同样，某些历史数据的记录往往也更加优质。所有使用历史来发掘理论的HPE的工作都包括上述优点中的某些部分，但在这些研究中也都存在一些本质的不同。就理论的“生产日期”而言，有些研究是针对既有理论存在的分歧展开的实证检验，而另一些研究则在既有的框架当中发展出新的理论。除了新旧理论的区分之外，这类文献也存在其它的分野。发掘出的理论可以是形式理论，即如前所述可以用量化数据或准实验方法进行证伪的理论，也可以是非形式的理论。此外，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存在区别。有些理论试图覆盖大规模的情况，无论实证环境如何变化都能适用，另一些理论则只关注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政体。

总之，在使用历史去发掘理论的HPE研究中，文献的类型是多样的。不过，尽管这类研究也不拘泥于某一个单一国家，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增强我们对于政治制度和行为的理论理解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关于这些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疑问被放大了，因为即便某种环境在过去是典型的，在当下它可能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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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的挑战

把社会科学研究做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一部分，我们阐述了HPE研究者所遇到的挑战，既包括实操层面的挑战也包括分析层面的限制。

HPE学者所面临的实操层面的挑战有很多。初次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甚至是老手——都会面临极高的启动成本。一个标准的博士学术训练对学生的要求是，除了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掌握该领域的实质性知识，尤其是研究的那块区域的语言。对于HPE的学者来说，要求更高。使用历史来理解现实的HPE学者需要知道两个相隔很远的历史时期的专业知识，而语言是会变化的，有的时候连字母表都会发生改变。许多有志于HPE研究的学者发现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单位里找不到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即便是资深学者有时候也得跨越学科边界来获取必要的知识。

另外一个实操性的问题涉及到数据的可及性和可用性。有些地区有着保存更加完好的历史数据，这就导致了前文所说的HPE研究当中的“地域歧视”问题。即使数据是可用的，把它们数字化也是十分困难的。既有的算法可能无法分析历史数据，数据源结构可能不完整，档案资料可能不允许复制或扫描。

许多社会科学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来处理数据集并开展研究。对于HPE的研究者而言，使用这一工具会更加困难，历史上的区域划分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历史上的一座城市在当代的地图上可能完全找不到痕迹，或是已经改变了名字或国界。此外，历史地图往往没有当代的地图来的精确，对于地理信息的投射往往也存在着遗漏。因此，HPE学者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把历史地图进行数字化处理。

即便是HPE研究的发表也面临着约束。鉴于HPE跨学科和方法论多元化的特征，稿件审核的过程涉及到多学科观点和偏好的交织与碰撞，也面临对历史情境和实证方法的多重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大量HPE研究发表在诸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世界政治》这类较为包容的期刊上的原因。

上述所有的挑战都是真实存在的，但HPE研究领域的很多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挑战带来的影响。随着学科研究日趋国际化，许多学者在进入研究领域之前已经对其研究情境和语言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在很多地区，由于档案馆和图书馆进一步的数字化，获取数据变得更加容易。许多技术层面的进步也使得给历史编码的成本被进一步降低。

HPE学者面临的分析困境也是实打实的。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是，证据越是古老，其可用性和质量就越加恶化。档案往往记录了过去的政府认为重要的事情，但这与当代研究者的关切未必一致，这局限了学者们可以研究的问题。不仅如此，那些进入档案的资料和数据也只是当时的全部资料的一小部分而已。实际上，这些问题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很熟悉的，但社会科学家没有经过历史学的训练，他们使用档案数据的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科学家缺乏历史学领域才有的专业知识，这使得对于数据的分析、识别和运用变得更加困难。

HPE研究和其它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学者们几乎无法控制数据产生的过程：数据的好坏取决于早就已经去世的那些历史人物。但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必须用概念化和操作化一些变量并使用这些不受控制的数据进行分析。在现实当中，HPE学者似乎拒斥模糊的结论，也不愿承认存在的竞争性解释的合理性。对于单一且稳健的因果机制的追求使得研究上的偏差被放大：学者们偏好那些能够支持自己所给出的统计证据的历史研究。

HPE学者们应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对于政治科学家而言，关键在于“了解历史学家并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此外，还应当“向前看历史”，即了解史学界的新动向，并承认历史证据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这一建议与HPE研究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有着紧密联系：做出普遍性解释的学科冲动与学者们对于个案的精确性解释的偏好。在很多时候，为了强调其结论的普遍性，学者们往往会忽视历史情境当中存在的某些重要性因素。的确存在很多普遍性的东西，但更加细微的差别始终存在。理解其中的差异本身就是HPE研究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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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政治经济学的未来

HPE应当何去何从？这一领域将如何解决上述提出的挑战？如何确保HPE始终是政治学研究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这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从两个视角解决上述问题：为了学习HPE，学者们需要准备什么？HPE的学者可以考虑进一步学习什么？

在这个一切都崇尚细化的时代，作为一种研究方式，HPE从根本上就是跨学科的。在我们看来，这种跨学科视角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成功的关键，尽管成功是不易的。即便是富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也担忧社会科学家处理和测量历史情境的方法。同样，社会科学家也怀疑历史学家没有充分理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于解决历史问题的关键意义。这样的摩擦是难免的，但学科对话的质量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双方都能对对方的研究方法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那么合作的机会将会更多。

我们并不建议政治学博士接受特别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但他们的确应当有机会接触并学习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尽管HPE学者主要应当关注定量方法的训练，但学习定性研究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在很多时候，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增强研究设计的合法性并揭示出因果机制。

实际上，政治科学领域还有很多问题留待HPE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因果识别和统计方法的强调意味着那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较少被研究。对于正式制度的研究多于非正式制度，精英多于非精英，西方国家多于非西方国家。HPE不成比例地过度关注某些话题，而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探索其它的问题，他们应当提醒社会科学家。种族、性别和民族仍有待更加系统性的研究，气候也是如此。

编译：邱劭文 | 华东师范大学

审校：朱丹

排版：邱劭文

审核：朱丹 毕赫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