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比较政治学——学科特征与中国经验

在政治学从哲学的一端到科学的另一端的连续谱系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而成为政治学最为科学的分支学科，在致力于发现政治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的其他指标方面则达不到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要求。关切现实的学科特性以及使学科趋向科学化的学科使命，则使比较政治学处于保持学科人文传统与实现学科科学化的持续张力中。

文/王丽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系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比较是人类智力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人类本能。作为唯一以方法（即比较方法）而非研究内容来命名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表现出显著的经验研究取向，并因此而成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具理论创新潜力的学科领域。将中国纳入比较政治学一般分析框架，努力探索和发现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命题，将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一个由比较方法所界定的学科

将比较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古已有之，而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出现，意味着比较研究从思辨的政治哲学的一个辅助性工具转变为实证的政治科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评估、检验和发展理论是经验性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因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比较政治学因其在方法论（比较方法）方面的重要特性，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在不同案例、方法和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将比较分析运用于政治学研究，有助于增强人们理解各国政治的能力，扩展人们有关各种政治可能性的认识，并激发人们去发现和概括各种政治现象的一般理论，从而使人们获得有关政治的经验视角和道德视角。今天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学习以及不同体系特征的转移或借鉴等，都可视为比较研究的重要结果。

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政治学所强调的方法论意识对于规范的学术研究极为重要。当然，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作为充满或然性的科学，比较政治学最终仍必须服膺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逻辑和规律，因此正视并接受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限度的方法论理性同样重要。

确定的方法与不确定的研究焦点

如果从19世纪末现代政治学的产生算起的话，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哪一个学科像比较政治学一样，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仍常常思考并困扰于诸如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方法等最为基础的问题。

在学科产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政治学都在寻求一个充分的范式，即一个建立在特定方法论基础上的全面的概念与理论分析框架，以化解学科身份危机。在这一过程中，比较研究者日益认识到，由于其学科特征，比较政治学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真正获得一个范式，这一学科所能做的最多是构建一个可以检验的解释理论。

尽管如此，比较政治学对于新范式和理论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学科更因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而处于持续和频繁的变动中，并在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转换研究概念，使比较政治学这一以方法来界定而研究内容却不确定的学科持续处于寻求研究焦点的过程中，学科的“专业记忆”也变得非常稀薄。

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影响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标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国家到社会再到国家的并非简单的循环，研究范畴则经历了一个从比较宪法，到比较政府，再到比较政治的发展过程，在今天则更趋向研究一切政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学科本身也从一个仅仅关注于制度和组织的描述性的学科，转变为包括解释社会与国家内部运作的诸多复杂范式的学科。与此同时，作为学科重要特征的强有力的方法论，则赋予其总是对新方法开放与接受的特性，使其日益接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从这些学科中获得见解。

趋向科学化的学科使命

比较政治学所强调和依赖的比较分析，是有助于在社会科学中形成科学解释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的科学研究的同义语。在这种意义上，比较被视为政治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

在政治学学科发展意义上，比较方法是使政治学研究趋向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为使政治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致力于使比较政治学由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转变为“科学的”政治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每个学科都有其与知识获得和积累有关的规则。政治学源于哲学并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因而有两个“认识论灵魂”。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定位方面，如果依据核心的和共享的概念、理论、解释规则以及研究的主题等复杂科学的特征标准，政治学尚处于前科学阶段。对政治学的这种学科整体定位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比较政治学在知识获得和积累方面的特征。在政治学从哲学的一端到科学的另一端的连续谱系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而成为政治学最为科学的分支学科，在致力于发现政治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的其他指标方面则达不到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要求。关切现实的学科特性以及使学科趋向科学化的学科使命，则使比较政治学处于保持学科人文传统与实现学科科学化的持续张力中。

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历史表现为知识的稳定性被诸多理论坍塌时刻所打断的不同时期。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的学科特征，其中比较政治学在“解释的充分性”与“预测的准确性”的学科使命间向后者的倾斜，常常使学科承载了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学科承诺，而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抱负，还使以不同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知识的积累过程表现出自我否定和突然中断的特点，使学科发展显得极不连贯，也不统一。

探索和发现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命题

中国特色或中国的特殊性，使比较研究者常常把中国当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离群现象，或是透过西方民主的棱镜审视中国，从而很难将中国纳入一般的比较分析框架，使中国成为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例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和崛起已经成为重要的事实，忽视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在实践层面是短视的，在理论层面则导致知识和理论的片面性。

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持续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以及渐进的改革路径，似乎是中国案例最为显著的特征，而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特别是公共政策领域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其他国家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

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及其相关研究，不仅具有本土意义，其重要性更是全球性的。但是，久已存在的学术偏见以及先入为主的经验视角抑制了比较研究者将中国经验案例纳入一般比较分析框架的能力，也无法将学科中已有的一些学术争论与发生于中国的实证经验联系起来，中国案例往往只是在独立于学科一般分析框架的特殊的理论与话语体系中得到讨论。这种执着于过时和陈旧的国家类型认知或概念框架的比较分析，使研究者错失了将中国经验与更为广泛的学科相关议题讨论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机遇。

对于中国的比较研究者而言，则需要尊重学科传统与学术规范，重视学科的方法与理论积累，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发现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命题，以此丰富比较政治学及政治学理论，为学科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或基于中国经验的贡献。

在认识论意义上，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也需要将中国置于比较视野中，只关注和研究中国终将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重视中国的国家特征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及一般规律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同样重要。

在实践意义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可从比较政治研究中获得重要的启示。比较分析赋予人们宽阔的经验视角和宝贵的道德视角，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不同政治体系治理实践的超级实验室。由比较研究所揭示的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有关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理解，扩展制度改革与调整的思考空间，丰富不同领域公共政策的选择等，都具有非常直接和现实的意义。

在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实证研究和跨国比较的方法论特性，表现出创造理论假设和新的概念的重要潜力，因而也最富理论创新潜力。政治学研究中的许多理论和分析概念（如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法团主义等）都产生于比较研究。过去数十年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上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家都是比较研究者的事实，也可佐证比较政治学对于政治学学科整体发展的意义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