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曦：儒学的根本问题、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

冲霄881 201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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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开创了儒学并预见了后世将产生“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的问题，[1]这两个问题被其后二千五百余年的学术史所证明，产生于现代的“罪丘”使儒学退出中国主流文化。所以，无论是儒学的学术研究还是儒学的社会实践，对何以产生“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的问题进行正本清源，是正确理解及运用孔子儒学的前提。然而，无论是孔子之后的古典儒家及其现代新儒家，都没有把“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作为问题，从而不能对“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的思想承诺与问题的必然性进行“一以贯之”的推定，所以，现代儒学仍陷于“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的误区之中。余根据孔子所纂六经形成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儒学史形成的问题，以对“知丘罪丘”是儒学的根本问题与“以《易》疑丘”是儒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论推定并解决之，给出“以《易》知丘”的儒学学术思想进路。只有“以《易》知丘”，才能正确理解运用以《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贯通的儒学思想体系，从而走出“知丘罪丘”和“以《易》疑丘”的儒学歧路。所以，“以《易》知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此核心问题，才能正确理解《易》学及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理论体系。

关键词：根本问题基本问题核心问题知丘罪丘以《易》疑丘以《易》知丘

“知丘罪丘”是儒学的根本问题

儒学，儒学，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儒学，儒学，汝为历史顶替了多少罪恶！儒学，儒学，多少人用汝掩饰现实之罪恶！[2]此由“知丘罪丘”问题产生之结果：“知丘”使罪恶假儒学之名而行之，“罪丘”使儒学顶替历史之罪恶。现代儒学与其所力图进行的儒学复兴表明，不对“知丘罪丘”形成的儒学史与历史进路进行推定，不去发现问题之所以然，不在正确解决问题的前提下运用儒学，则只能是“知丘罪丘”之继续——以“儒学”掩饰现实之罪恶，终将以“罪丘”为结果。毫无疑问，对儒学的宗教化[3]和庸俗宗教化，[4]其企图以表面之教化而回避实质问题，形成了“知丘罪丘”的现代误区。

所以，在经过百余年的以“罪丘”为形式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进程之后，所有力图复兴儒学的学术建构，都应以反思“知丘罪丘”的历史问题为前提。把“知丘罪丘”的问题放到儒学史的理路中进行反思，则会发现，之所以“罪丘”，乃出于“疑丘”。从而形成了“知丘”与“疑丘”的学术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乎孔子儒学的正确理解与运用，因此具有问题的根本与基本性质。儒学史表明，“知丘罪丘”和“以《易》疑丘”是孔子以其思想逻辑所作的正确预见并由历史所证成。“知丘罪丘”出于对儒学的肢解，使孔子儒学为天下裂，造成了儒学的同途殊归，后儒歧出，从而使儒学在历史上形成了“知丘罪丘”的根本问题。只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才能使同途殊归的儒学重新归于孔子“予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对儒学的同途殊归进行的反思表明，只所以形成“知丘罪丘”之根本问题，乃出于“以《易》疑丘”，只有解决了“以《易》疑丘”问题，才能使儒学殊途同归，所以，“以《易》疑丘”是儒学之基本问题。可见，“以《易》疑丘”是《易》学中的问题，《易》学史表明，之只所以出现“以《易》疑丘”，乃出于对孔子的“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学思想即儒学核心思想的误读，从而使“以《易》疑丘”成为儒学的基本问题。上述表明，只有解决了“以《易》疑丘”的儒学基本问题，才能走出“知丘罪丘”的历史误区与“以《易》疑丘”的思想误区，才能在“以《易》知丘”的思想理路中推定孔子的思想体系，为复兴儒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知丘罪丘”形成于后儒对孔子纂定之《春秋》的误读。《史记·孔子世家》载：“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姿，处士横议。”上论表明，孔子传授《春秋》于弟子，其所发“知丘罪丘”之论，表明后世儒家将以《春秋》为本而运用儒学，其结果将以“圣王不作”和“处士横议”而“罪天下”，使儒学的学理受到歪曲，从而无法实现儒学的社会理想。历史表明，“知丘罪丘”的问题产生于“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之始作俑者乃汉代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六经之《春秋》是儒学最重要的经典，其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数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此乃以《春秋》为“大一统”而“知丘”，使异化的儒学走上了历史舞台，历两千余年之后，清末民初以“打倒孔家店” 为理论形式的“罪丘”即“罪天下”使“儒学”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按照历史的逻辑，现代儒学复兴，应当解决“知丘罪丘”的根本问题，否则，“罪天下”将否定任何复兴的理由。

“知丘罪丘”的问题形式表明，由于孔子以后的儒家都没有注重并解决这一问题，最终于现代形成了因“疑丘”而“罪丘”的以“打倒孔家店”为形式的否定孔子、否定儒学、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进路与文化运动，使儒学退出了主流文化。可见，儒学走上历史舞台始于所谓的“知丘”，终于“罪丘”，从而形成了“知丘罪丘”的根本问题。诉求儒学的现代复兴，如果不解决“知丘罪丘”的根本问题，必将重蹈“知丘罪丘”。所以，彻底解决“知丘罪丘”的儒学根本问题，是现代儒学的必然进路。

做为问题形式，“知丘罪丘”有内在的两个相关问题所组成。历史表明，自以为是的“知丘”遮蔽了“以《易》疑丘”的基本问题而自欺欺人，此为后儒的儒学理论所证明。儒学走上历史舞台始于后世儒家的所谓“知丘”，然终于“罪丘”。而“罪丘”之原因，乃因“以《易》疑丘”，从而以“疑丘”对“知丘”进行了历史性否定。所以，正确“知丘”，首先应解决“以《易》疑丘”问题，走出“以《易》疑丘”的历史误区才能否定“知丘罪丘”，从而真正“知丘”，进而以本真的孔子儒学思想化成天下。显然，这是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这是正确理解和运用儒学的学术保证。可见，无论以怎样的理由，不能解决“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问题的所谓现代儒学理论建构，都违背了儒学的历史与逻辑，违背了孔子的思想推定，都将陷于“知丘”与“疑丘”的两难困境，其必将重蹈覆辙于后儒之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必将再次以“知丘”为始，以“罪丘”为终。所以，“知丘罪丘”不但是儒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是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问题表明，“知丘”与“疑丘”产生于孔子纂定的《春秋》与《易》两部经书，其承诺了“以《易》疑丘”和“以《春秋》知丘”的思想逻辑与“疑丘”而“罪丘”的历史结果，而历史则证明了“疑丘”与“罪丘”的儒学进路。

余“在《中国之科学精神》中推定了儒学的误区。[6] “以《春秋》推定孔子的主体思想形式，岂有不误之理！把无‘性与天道’之学，只有仁义之术的孔子儒学推向独尊的历史舞台，也就是曲解孔子思想的开始，而历史也必然在一个被扭曲的思想坐标中展现，所以，其罪于世者，《春秋》乎！孔子乎！汉儒乎！”[7]所以，作为“知丘罪丘”的儒学根本问题，是所有研究儒学及有志于复兴儒学的学者都不应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为了走出“知丘罪丘”的历史误区，现代的儒学研究应当把“知丘罪丘”作为根本问题并以彻底解决做为建构现代儒学的前提，否则，儒学研究则脱离了“知丘罪丘”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则不能走出“疑丘”的误区，不能一以贯之的“知丘”，从而不能从根本上正确把握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而枉论儒学矣！显然，“知丘疑罪”之根本问题决定了对“疑丘”的《易》学史和“知丘”的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这就是说，以“打倒孔家店”为形式退出历史的儒学史证明了后儒的问题，证明了孔子的预见，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遮蔽“知丘罪丘”的儒学根本问题，只能以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发现儒学“以易疑丘”之基本问题，从而“以《易》知丘”，以对孔子儒学的正确理解，步入复兴儒学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进路。所以，解决“以易疑丘”之儒学基本问题是现代儒学研究及其反思的逻辑起点。否则，儒学将重蹈覆辙于“疑丘”之“罪丘”，而现代的儒学复兴正面临这一危险。

“以《易》疑丘”是儒学的基本问题

文献表明，孔子不但给出了“知丘罪丘”也给出了“以《易》疑丘”的理论推定和正确预见。《帛书要》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起其德。《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女，《易》之道□□□而不□□□百生之□□□《易》也。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做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之□□□予何日事纣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上述为孔子回答子贡的《易》学疑问，其中，“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是“以《易》疑丘”的经典陈述，是孔子对后世《易》学将产生问题之正确预见。由孔子回答“子贡三疑”可知，孔子的亲传弟子已经“以《易》疑丘”。至此而后，《易》学史表明，历代《易》学家和儒家均不能理解孔子“晚而喜《易》”、“同途殊归”的《易》学思想，难以理解孔子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思想体系，从而使“以《易》疑丘”成为儒学的基本问题。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然而，后儒不知孔子所纂《易》经之旨，不知所“喜”之深蕴，不知“假我数年，若是，於《易》也彬彬矣”[8]之内涵，失缺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9]与“以《易》疑丘”的逻辑关系之反思，从而误于《易》，[10]失落孔子一以贯之于《易》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儒学思想体系。“知丘罪丘”表明，以《春秋》为旨，乃偏离了孔子儒学，最终使儒学以“罪丘”的形式“罪天下”；而“以《易》疑丘”则形成了“惭枝游曲”的《易》学歧解。

“惭枝游曲”是孔子对“以《易》疑丘”将要产生的《易》学问题所进行的推定。其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对后世的《易》学歧解进行了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在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其“两派六宗，互相攻驳”表明，此乃后世产生的“惭枝游曲”的《易》学问题，为孔子所言中。清人皮锡瑞认为：“说易之说最多，可取者少”。[12]而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既然《易》为孔子所纂，历史上的《易》学思想流派，谁为儒学正宗呢？是“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吗？可是，宋儒的《易》学却表明，其并没有把握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思想体系，以至于视《易》为卜筮之书。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书，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圣人因作《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今学者违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13]显然，朱熹认为《易》以卜筮“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属于“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其直接违背了孔子“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的思想原理，从而说明宋儒“以《易》疑丘”。“以《易》疑丘”的问题由宋代逐步出现明确的理论表述，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可谓“惭枝游曲”之登峰造极。[14]朱熹在《易》之本质上误读孔子的《易》学思想，由于朱熹在儒学中的学术地位，使儒学深深陷于“以《易》疑丘”的误区之中。朱熹对《易》的误解代表了后世儒学的主流思想，影响巨大，直至现代。

上述表明，“以《易》疑丘”是儒学史的重大学术问题，由于孔子开创了儒学，使孔子的思想在儒学中具有根本意义，而何以“以《易》疑丘”与以《春秋》“知丘罪丘”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春秋》“知丘”与“罪丘”为儒学史所证实，其在理论上形成了二难困境：“知丘”何以形成“罪丘”之结果，其是否“知丘”？而“以《易》疑丘”亦为《易》学及儒学史所证实，由此表明的“疑丘”，是对“知丘”的否定。所以，在问题的基本性上，乃因“疑丘”而导致“罪丘”，所以，“以《易》疑丘”是儒学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以《易》知丘”，才能真正理解与把握孔子一以贯之的儒学思想，步出后儒的误区，以正确的思想理路复兴儒学。[15]

自现代反传统文化及“全盘西化”以来，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由于丧失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陷入了深重的理论误区，方法论的自以为是与价值取向的以非为是是其主要原因，由于回避“知丘罪丘”之儒学根本问题与“以《易》疑丘”的基本问题，回避“知丘罪丘”的儒学史与“以《易》疑丘”的逻辑统一性，使其理论建构自欺欺人。[16] 问题表明，海内外“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其理论建构南辕北辙，视而不见“知丘罪丘”之儒学根本问题与“以《易》疑丘”之儒学基本问题，以其异化的儒学理论，误导与危害了儒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发展下去，必然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的严重后果。所以，“知丘罪丘”之儒学根本问题与“以《易》疑丘”之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应是一切有志于儒学学术及儒学实践的现代学者的理论自觉。

“以《易》知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

“以《易》疑丘”是儒学的基本问题，而“以《易》知丘”则关乎能否正确理解运用孔子的儒学思想，关乎能否走出“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的历史误区，关乎能否使现代的儒学复兴步入正确的历史进路。所以，“以《易》知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

文献表明，孔子为使后世学者能正确理解其《易》学思想，晚年曾作出了不懈努力。所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与“假我数年，若是，於《易》也彬彬矣”表明了孔子对《易》“无大过”及其“彬彬”的理想信念。然而，由于后儒以“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推定文意，使千古以来的解读可谓“惭枝游曲”，不堪卒读。[17]

问题表明，由于“《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8]孔子通过“唯变所适”使《易》成为“典要”，通过“唯变所适”使《易》理“一以贯之”，是孔子“假我数年”“《易》可以无大过”的价值承诺。通过“子贡三疑”，使孔子认为“唯变所适”之“典要”将被后世误解，以至于有“以《易》疑丘”之预见。[19]所以，只有通晓“唯变所适”之“变”与“适”的思想原理，才能深入理解成为“典要”之《易》。从《易》可知，“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20]所以，把握孔子对《易》进行“化裁”的思想与逻辑是“以《易》知丘”的关健所在。

《帛书要》载：

孔子■《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厽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囗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损》之始凶，其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总者，不可动以忧。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道也，此谓《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请者也，故谓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上引文献表明，孔子是以所推定的《易》道而对《易》有所损益，即通过对《易》进行“化而裁之”的损益之理使《易》成为“典要”。“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道也，此谓《易》道。”而“不卜不筮”则须对《易》之卜筮之道有所“损”，由此才能“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所以，“顺于天地之道”使孔子对《易》进行化裁之益，所益者，乃“为之以阴阳”、“律之以柔刚”、“要之以上下”、“为之以八卦”，余把其推定为“《易》道四为”，通过“《易》道四为”使《易》“变以备其请者也”。这就是说，通过“阴阳”、“柔刚”、“上下”、“八卦”之“《易》道四为”，使《易》理完备，使《易》中和于天地万物之情，即“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21]

孔子以“《易》道四为”所推定的具体内容，即是对《易》之所“益”，其序为《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可见，《说卦传》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分阴分阳”乃“为之以阴阳”；“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迭用柔刚”乃“律之以柔刚”；“兼三才而两之”、“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乃“要之以上下”；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与“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乃“为之以八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谓“先天之象”，此即“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22]“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为“中天之象”，孔子“允执其中”[23]决定了其所“为之以八卦”乃由“中天之象”形成的“八卦顺逆”之迭用，“要之以上下”之“顺损逆益”迭成由“损益六卦”组成的“损益之道”，损道为《恒》、《既济》、《损》三卦，益道为《咸》、《未济》、《益》三卦。[24]“损益六卦”亦即“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六业”，[25]“损益之道”即“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26] “要之以上下”之“八卦相错”“顺损逆益”之理，“逆益”之逆数推定形成了《易》之“天地损益之六十四卦卦序”。[27]

由“《易》道四为”与《说卦传》的逻辑统一性可知，《易》道之关健是“要之以上下”。而“要之以上下”乃在于对“八卦相错”之“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所形成的“化而裁之”，所以，《说卦传》是《易》之思想纲领，而“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是《说卦传》亦即《易》之思想核心，由此进行的正确解读，才能全面“以《易》知丘”，从而理解“《易》无大过”及“彬彬”之《易》理，进而通透《易》何以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故，子曰“予一以贯之”，[28]可以知也。[29]

由“损益六卦”可知，“避损行益”是“以至于命”的关键，[30]损道之《恒》乃“明失得之报”之始，所以要‘恒以一德’。[31]是故《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32]“德行恒”表明，《恒》乃《易》之所以“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的“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的道德基础，只有“恒以一德”才能“一以贯之”的把握《易》理，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易》学史却表明，上述“《易》道四为”之《说卦传》及“德行恒”乃是后儒“惭枝游曲”的最严重的《易》学误区，[33]所以，《说卦传》是《易》之纲领性文献，是步出“以《易》疑丘”从而“以《易》知丘”的核心文献。[34]

以《易》知丘”表明，只所以孔子“晚而好易”，乃因为“《诗》《书》《礼》《乐》，难以致之”，所以，孔子“古法顺辞，系一求之，得一君毕”，使六经之道“一以贯之”于《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易疑丘”所造成的《易》学问题，其产生于对孔子“同途殊归”《易》学思想的误解，因此，余把“以易疑丘”推定为儒学基本问题，因其与《易》学的关联性，亦把“以易疑丘”推定为《易》学基本问题，从而以正确理解孔子的“同途殊归”的思想原理而解决之；把“惭枝游曲”推定为《易》学根本问题，通过“德行恒”即“恒以一德”而解决之；把“以《易》知丘”推定为《易》学核心问题，通过对“《易》道四为”之《说卦传》的正确解读使《易》与经学“一以贯之”。所以，对《易》学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与核心问题的理论建构，是儒学与《易》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易》知丘”使《易》真正成为“群经之首”，使其“一以贯之”于六经为形式的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以《易》知丘”使中国文化走出二千五百余年的“知丘罪丘”和“以《易》疑丘”的历史误区，从而在复兴《易》学的基础上复兴儒学。

注释

[1]“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的问题，余在书中及论文中，多有论述。书见《中国之科学精神》第六章第一节“儒学的误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84页。《易道元贞》，卷一“《说卦传》的研究误区”第二节“说卦传之误读；卷二“孔子与《周易》”第一节“后世之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34、54、74、97页。论文见《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1页（http://www./writer/juxi.htm）。《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页（http://www./admin/list.asp?id=2531）。等等。为了强化问题的重要性，把“知丘罪丘”与“以《易》疑丘”上升为儒学的根本和与基本问题，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2]无论是假儒学之名而行其罪恶，还是用儒学掩盖其罪恶，作为“知丘罪丘”的现代表现形式，有二个事实最为典型：其一，清末民初的“打倒孔家店”，其二，“文化大革命”之“批林批孔”。

[3]儒学的宗教化思潮，以陈明的“即用见体”和“公民宗教说”为主要代表形式。见陈明：《文化的政治：陈明的即用见体与公民宗教说》（http://www./dispbbs.asp?BoardID=2&ID=27341&replyID=68186&skin=1，http://www./bbs/show.asp?id=533）。余对其进行的反思，参见《“文化的政治：陈明的即用见体与公民宗教说”辨伪》。

[4]儒学的庸俗宗教化思潮，以于丹的“心灵鸡汤”为主要代表形式。见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北京第1版。余对其进行的批判反思，参见余“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一）”（http://www./admin/list.asp?id=2932）；“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的“心灵淡定——《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二）”（http://www./admin/list.asp?id=2980）；“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的“心灵悠游”——《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三）”（http://www./admin/list.asp?id=3014）及后续文字。

[5]《汉书·董仲舒传》。推崇《春秋》是汉儒的主流思想，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也”。

[6]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84页。

[7]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97—98页。

[8]《史记·孔子世家》。

[9]《论语·述而》。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84、97页。

[11]《系辞传》。有关反思见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09—117页。

[12]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第1版，第43页。

[13]《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27页。

[14]鞠曦：《中国儒教史批判》，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64页。

[15]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97页。

[16]鞠曦：《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