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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新简”的新制新识 ——评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 王子今 1990 年7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199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前者是平装简体字本，后者是精装图版释文合编本。1991 年8 月在兰州召开的第一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台湾学者马先醒先生曾经就“居延新简”定名提出疑议。但是现在似乎已经约定俗成，大家已经普遍使用“居延新简”的说法。其实，《肩水金关汉简》这样的称谓形式可能较为合理。 不久前面世的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古（典）籍整理出版项目”，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城市学院的学者集体完成，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6 月推出。这一成果，提升了居延汉简整理与研究的学术水准，也是出土文献研究总体工作的重要收获。 《居延新简集释》采用红外线扫描技术，得到了新的图像信息。作者将红外线图版和彩色图版及新作释文对照，使得使用者方便阅读研究。根据新的信息，全书对3300 多枚简的释文进行了校改，共补释文字计3968 字，改释文字计3586 字，参考“居延新简”公布之后学界研究成果进行释文补改200 则左右。真正有较重要意义的补改文字当然少于前说补释文字和改释文字的总和，但是新释和改释的内容中多有新鲜可靠的见解，是无疑的。如EPT4:7 原释文“ □下餔时□□攻坏第十二隧??力不”根据红外线图版改释为“□下餔时天大风坏第十二大积薪一望□夷移廿七人力不”，原有“天大风”的信息得以恢复。关心汉代河西气候史的学者或许可以看作新的史料。EPT6:91A 原释文“ 畦埒窬彊畔□ ”，现改释“ 畦埒窬疆畔畷”。据红外线图版补释“畷”字，对于汉代农田道路形制的理解，也有重要意义。EPT40:30 原释文“ 士明诣官二月??入”，现改释“□出诣官二月己巳平旦入”。我们对于居延水运形式以及水资源条件的认识，也获得了新的资料。EPT40:70 原释文“席：八尺□纴席一，六尺席九，□尺席十亖”，现改释“国席：八尺经席一，六尺席九，延席十亖”。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器用史中“席”的形制，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EPT43:175 原释文“ ??祠社所行人□ 迁徙”，现改释“可以取妇嫁女祠社所行人□迁徙”。择日数术书原本文意得以恢复。EPT51:183A 有简文原释为“ □之家间者舍中得毋有□”，现改释“ □为客间者舍中得毋有它”。“之家”与“为客”辞意完全相反，读者是一目了然的。EPT151:212 原释文“”字10 见，言“隧卒某某”“一完”或“一破”、“一亡”，现“”改释为“”，作“国一完”或“一破”、“一亡”。对汉代木作工具史的研究，获得了推进的新条件。 正如张德芳在《居延新简集释》“前言”中所说，“在原简图片的清晰度方面，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公布发表了最清晰的红外线扫描图片”，遇疑难处，一般读者、鉴赏者以及研究者可以参考《居延新简集释》作者提供的释文，比照两种图版，进行自己的释读。 依主编《居延新简集释》“概述”所说，“对简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官名、历法、典章、名物、事件、词语、称谓等进行通解集释”，以《集解》形式介绍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发表了作者的意见。全书《集解》计3622 条。而以“今按”形式发表的意见，也多有学术价值。如杨眉对于“八尺经席”“六尺席”“延席”的讨论，李迎春对于“不史”的讨论，均有相当篇幅，亦达到一定深度，已经可以看作文字精炼的论文了。有关“?”“樸”的释读，这种工具究竟用于土功还是木作，李迎春分析了裘锡圭、孙机、邢义田、刘钊、魏坚、朱茂活等学者的判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通过EPT51:374 简文“府书曰陇西略阳女子召宫□ ”的考议，以为“略阳属天水可能并非始于元鼎三年天水置郡时”，对钱大昕、王先谦、周振鹤的说法提出商榷的意见，也是有价值的。又如EPT152:110“ □始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候护敢言之府书曰治渠卒贾??”，“始”字原未释出，“据图版残笔及甲渠候护的任期释此字为‘永始’之‘始’”，则简文书写的时间得以明朗。 据张德芳《居延新简集释》“概述”对居延汉简发现史的回顾，“居延出汉简，根据唐人牛僧孺《玄怪录》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北周静帝宇文衍末年（五八一年），距今已一千四百三十多年了。”而“居延新简”的发掘，也是43 年前的事了。43 年来这批居延汉简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史，已经有颇多曲折。就资料的发布整理而言，继文物出版社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和中华书局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之后，还有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出土文献研读班研究基础上完成的马怡、张荣强主编《居延新简释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12 月版）问世。2016 年版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的面世，无疑是西北方向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的突出收获，也可以看作相关工作精彩的阶段性总结，其整理方式、研究思路与学术质量，尤其值得推重。 《居延新简集释》是《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的一种。其他又有《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武威汉简集释》。设计者和操作者弥补以往释读缺憾，“为学界提供一个更为理想的”用以阅读和研究的秦汉简牍“读本”的“初衷”，应当说是很好地实现了。据介绍，“内容与一九九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相对照，所收图片和简文除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第四隧发掘的全部汉简外，还收了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东隧（T130）采集的一百七十三简和其他一些零星采集简。”这当然也是研究者非常欢迎的。 王国维、罗振玉以西北汉简为研究对象完成的《流沙坠简》，启动了以“二重证据法”为范式的学术革命，深化了中国史学的认识。鲁迅曾经写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说这番话，时在1922 年11月。当时正是颇多知识人热议“国学”的年代。鲁迅以他的高明识见，赞赏用心河西汉简研究的王国维及其论著，判定“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所说“王国维先生做的”“开首”的“长序”中，说到《流沙坠简》研究所获“其关于史事之荦荦大者”。但是所列述“小学”“数术”“方技”以及“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均与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经典不同，大概不能列入当时“国学”家们认定的“国学”范畴中。鲁迅没有提到的罗振玉序，说到研究对象西北汉简“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其中，“如玉门之方位，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这些与传世文献主流内容多有区别的信息，罗振玉却认为相关考察“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之文”，其意义可以与古代经典的研究相比。不过，鲁迅所谓“才可以算”的肯定的态度，似乎正是要与当时“国学家”们的“国学”说相对抗。鲁迅提出的问题：“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热风·所谓“国学”》）也许我们今天依然应当深思。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进行的工作，我们应当看作榜样。而继承《流沙坠简》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式，自然是值得肯定的。 《居延新简集释》是工作量浩繁的学术任务，不免千虑一失。比如有的“集解”的内容，似有稍嫌烦冗的感觉。对“财用钱”的解说，EPT8:37“集解”（第1 册第426页）与EPT52:135“集解”（第三册第627 页至第628 页）解说有所重复。而“财用”指“日常办公用品”的“材料”的理解，似乎又未能一致。如EPT2:9A“财用”，“集解”即解释为“材料与用具”（第1 册第243页）。这样的微疵，自然不影响《居延新简集释》学术水准的评判。 原摘《中国文物报》2017 年/3月/21 日/第006 版，引用请参考原文。 我们致力于学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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