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商业政策

虽然朱元璋采取的种种措施极大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但我们应看到，“抑商”只是朱元璋商业政策的一方面，他还有保障，甚至是鼓励商业发展的一面。

我们先看看朱元璋规范市场秩序的措施。

1.严格货币管理，禁止假币扰乱市场。货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也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元末，货币混乱，民间以物物相贸易。洪武元年，令户部铸“洪武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及前铸“大中通宝”钱相兼行使，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洪武八年，又令发行纸币，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大明会典》卷三一）。都是明洪武时期的法定货币。对制造假币及明知是假而使用者严厉惩罚。《大明律》规定：“凡私铸铜钱者，绞；匠人同罪；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财产并入官。”（《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四）私铸铜及伪造宝钞都是死罪。

2.统一度量衡。度量衡是测量商品数量单位的工具。在保证商品公平交易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洪武时，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的标准，由国家统一颁布，各级官府依样制造，并在校勘、印烙之后，方许给降民间行使（《大明会典》卷三七）。“毋容嗜利之徒私自造置，欺诈小民”（《大明会典》卷二一○）。为保证这一制度能真正实行，令兵马司每两日校勘一次市场上使用的斛斗秤尺（《大明会典》卷三七）。凡私造且不符合官颁标准者，与在官降斛斗秤尺上作弊的一样处罚，皆杖六十，工匠同罪；其私造度量衡器虽与官颁标准相同，但未经官府校勘、印烙者，笞四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使奸恶之徒无所措其手足。

3.统一价格管理。洪武元年，令兵马司指挥兼任市司，负市场管理之责，每两日一次依时估定市场物价。在外各府州县城门兵马司亦一体兼领市司，核定当地市场物价（《大明会典》卷三七）。

4.加强对牙行的控制。牙行，是商品买卖的中间人。最初出现于秦汉，时称“驵侩”。对促进商品交换有其应有的作用。但也常利用熟悉市场行情的有利地位，ｊｕāｎ＠①削商贾。明初，加强了对它的控制。规定，凡城市乡村集市牙行，各码头埠头皆选有家业的人充任，官给印信文簿，随时登记往来客商、船户之籍贯、姓名、路引字号及所带货物数目，每月送官府查考；私充牙人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没有官府的认可，是不能开张牙行的。还规定，牙人评估物价如心存不公，以贱为贵，或以贵为贱，扰乱市场价格，“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窃盗论，免刺。”（《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

5.禁止和雇和买。和买、和雇名异实同，皆起源于宋、元，其弊至于官不给价而民仍输物。朱元璋明令禁止，洪武二年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货物，并仰随即给价，如或减驳价值及不即给价者，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遇有买办军需等项以凭照价收买。”（《大明会典》卷三七）官府购买所急用之物，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公平买卖，不能拖欠货款，亏损商民。

6.反对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旁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买卖商品必须在两厢情愿的情况下进行，如有不法之徒强买强卖，或与牙行勾结，操纵物价，都要受到无情法律的制裁。

7.不许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对造假贩假者不假宽贷。“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销售产品必须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否则将受到笞四十的处罚，且没收其货物。

这些措施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秩序，保证了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言其通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洪武时期的税收管理也体现了通商的精神。商品交易必须向国家交税。洪武二年令，“凡卖田宅头匹，赴务投税”。同年还规定，“凡诸色人等踏造酒曲货卖者，须要赴务投税方许货卖。”（《大明会典》卷三五）对偷税漏税者予以严厉地法律制裁。“凡客商匿税及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程者，笞五十”，货物、酒醋一半入官，且将没收货物的三分之一奖励告发之人。“若买头匹税不契者，罪亦如之”（《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八）。为有效征解商税，朱元璋还建立了一套商税管理机构。先设官店以征商，1364年，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为通课司（《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后又改通课司为税课司局，府设司，县设局，其官长为大使，从九品，掌管商税征收事宜（《明史》卷七四）。客商兴贩竹木亦照例抽分，设抽分竹木局掌其事（《大明会典》卷二○四）。税率前后不完全一致，但其变化的趋势是由重至轻。1362年，规定一般货物的税率为十五税一（《明太祖实录》卷一一）。这一税率维持两年，朱元璋“以其税太多病民”，命予减轻（《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命中书省定商税为三十税一，自此，税率稳定下来，成为定律。且三令五申，官吏征税必须依法进行：“各种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大明会典》卷三五），“过取者以违令论”（《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甚至还对一些百姓日用商品免税。洪武十三年谕户部：“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为防止官吏多征商税，增加商民负担，在对官吏的考核中，朱元璋对号称能“恢办商税”的官吏特别不以为然。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上曰：‘地之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簿之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是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明太祖实录》卷一○六）辅佐县令安抚百姓，才是主簿的职责所在，以“恢办商税”为能必然加重商民的额外负担，且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因此，下令吏部进行调查。商税征收的数量也应当根据商业的发展状况，不能以往年的数目为定额，洪武二十年九月户部言：“今天下税课司、河泊所课程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朱元璋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对税官无理刁难商民，朱元璋更是严格禁止，如给商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税官必须予以赔偿。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滩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朱元璋认为，商人既已纳税，就应放行，此吏留难商人月余，使其错过市场机会，货物无法脱手，蒙受经济损失，仅给记过处分不足以惩其恶，命施杖刑，且以其俸禄赔偿商人。明官吏俸禄甚薄，税官俸薪不多，不足以抵偿商人的损失，但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反对官吏刁难商旅，保护商人免受无理苛索之意甚明。

朱元璋还有不少举措也表明了他扶持商业，鼓励通商的意念。

(1)为贫困潦倒的商人重出商海想办法解决资本问题。朱明承元之后，经济凋敝，闾阎萧条，有许多人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自存。朱元璋下令邻里相邦，共渡难关。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明太祖实录》卷七三）这里的“工商农业皆听其故”，即是指，里中家道殷实人户借贷钱物给同里贫不能自存的人，以之作为营生资本，原来做工的做工，事农的事农，经商的经商，恢复其故业。等有余资后，一并偿还。此项法令，虽非专为商人而定，但商人也自然从这项政策中受益，部分商人因此而获得了营商的资本。

(2)修建塌房，为至京经商的人提供贮存货物的场所。京师四方辐辏，人口稠密，军民所居房屋皆由官府拨给，“连廊栉比，无复隙地”。商人货物到京，或贮于城外民居，有的只能放在停泊江边的船上。牙人趁机为奸，操纵价格，商人不得不听其摆布，大受其害。朱元璋知道这种情况后，命工部在三山等门外濒水处，修建房屋数十间，名曰塌房。商人贩运货物到京，贮存于此，在缴纳商税后，听其自相贸易，牙人再难从中高下其手，商旅称便（《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既为商人提供了贮货的方便，又免除了牙行对商人盘剥。

(3)保护在外病故商人的财产安全。商人在外营商，远离故士，辛苦万状，生病死亡是常有之事。为使其身故后财产不致遗失，朱元璋做了周密的制度安排。洪武二年令，“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日月，月终各赴所司查照。如有客商病死，所遗财物别无家人亲属者告官为见数，行移招父兄子弟或已故之人嫡妻识认给还。一年后，无识认者入官。”（《大明会典》卷三五）客商住店，店主须登记其姓名、人数及起程日期。如客商病故，身边又无家人亲属者，店主报告官府，其所遗财物由官府通知客商父兄子弟，或嫡妻前来认领。这条材料虽说明洪武时期对商人控制极严，但也反映朱元璋对商人财产是予以保护的。

(4)赋予商人建言之权。明初，朱元璋为治心切，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书，讨论军国大计，商人也不例外：“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大明会典》卷七三）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商人在上书言事，上达下情方面，与地方官吏、在野贤人、有志壮士、农夫的同等权利，不许他人剥夺。可见，洪武时期的商人在政治上并未受什么歧视。

(5)注意提高商人的文化素养和普及商业知识。在建明前，朱元璋非常重视对公卿子弟的教育，注重其人格的培养，他说：“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命儒士能鼎、朱梦炎等修“公子书”，纂集古代忠奸事实。同时，他也认为，“其民商工农贾子弟亦多不知读书”，“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用通俗浅近的语言讲解从事农工商贾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使这些孩子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为其将来从事的行业奠定一定的基础。1366年10月，在朱元璋尚征战犹醛之际，“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贾书”修成了。朱元璋命立即刊刻发行。为奖励熊鼎、朱梦炎等儒士编书的功劳，特赐给他们白金五十两及衣帽靴等物品（《明太祖实录》卷二一）。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纂修于14世纪后半叶的“务农技艺商贾书”“实我国实业教科书最初之本”，开我国实业教育之先河。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中，“抑商”的成分固然存在，无法遽然加以否认。但“抑商”也概括不了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全部内涵。如一味强调“抑商”，对上述朱元璋保护商人利益、支持商业发展的措施，是很难予以圆满解释的。事实上，朱元璋的“抑商”，从言论到措施，与前代相比，已是大打折扣。如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犯令，没入田僮”（《汉书·食货志》）。至隋唐，尚有“工商不得仕进”（《资治通鉴·隋纪二》）的规定。这些在朱元璋的政令中已是见不到的了。至于韩非将商贾视为“五蠹”之一，看作社会蛀虫的言论（《韩非子·五蠹》），更是闻所未闻。相反，他对汉代群主贱商感到甚为不解。他说：“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皇明文征》卷二二）认为，商贾之士不可无，不能贱视之。那么，能不能说朱元璋实行的是重商政策呢？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传统的本末观在朱元璋的观念中仍顽固地存在，他依旧把商业视为末业，并体现在其施政的某些方面。用既抑商，又通商来诠释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似乎更具合理性。朱元璋的商业政策是抑商与通商的奇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