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世界经济之创新与科技”系列丛书中的《The Rise and Fall of Urban Economies: Lesson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整理编译，讲述了美国加州两大都市区——大洛杉矶地区和旧金山湾区——在世界新经济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的40年间的经济起伏及经验教训。 尽管在区域规模、发展目标、经济基础、社会构成等诸多方面与我国国情存在差异，但该书为我们了解新经济中心的形成过程、认识创新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素材。该书中文版将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于2017年年底前出版。
感谢该书第一作者迈克尔·史托普（Michael Storper）[1]教授的悉心指导。
大洛杉矶地区（后文中依需要，简称为洛杉矶或南加），位于美国加州南部，指“洛杉矶—长滩联合统计区（Los Angeles-Long Beach, CA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图1），涉及洛杉矶（Los Angeles）、橘郡（Orange）、文图拉（Ventura）、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河边（Riverside）5个县，研究期末2011年人口1808万，GDP8970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第16位，位于墨西哥（人口1.12亿）之后，印度尼西亚（人口2.20亿）之前。 尽管洛杉矶的经济构成高度多元化，但最为人熟知的还是好莱坞娱乐业。还有，比佛利山庄的棕榈大道、马里布的庄园、沿圣塔莫尼卡海湾及橘郡岸线形成的上百英里的海滩休闲带、绵延交织的快速路网、全年阳光普照温暖宜人的气候，也都是洛杉矶的象征。 洛杉矶给人的突出印象，还有无序的城市蔓延，但其实这里既有广阔的低密度住区，也有沿商业大道集中布局的中、高密度的商业走廊和公寓住区。尽管中心城区规模不大，但整体上，从大都市区的范围来衡量，洛杉矶的人口密度甚至高于纽约大都市区，比旧金山湾区也要高出20%。
旧金山湾区（后文中依需要，简称为旧金山或湾区），位于美国加州北部，指“圣何塞—旧金山—奧克兰联合统计区（San Jose-San Francisco-Oakland, CA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图1），包括阿拉米达（Alameda）、康特拉科斯塔（Contra Costa）、马林（Marin）、纳帕（Napa）、旧金山（San Francisco）、圣马刁（San Mateo）、圣克拉拉（Santa Clara）、索拉诺（Solano）、索诺玛（Sonoma）、圣克鲁兹（Santa Cruz）10个县[２]，研究期末2011年人口750万，GDP5750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第22位，位于阿根廷（人口3500万）之后，瑞典（人口960万）之前。 湾区的重点区域：旧金山市，美丽的滨水山景城市，以金门大桥、滨水景观以及精心装扮的缤纷街区而闻名于世；奥克兰地区，位于东湾的高度城市化地区；硅谷，位于湾区南部的连绵的低密度城市区域，中心在圣克拉拉，目前仍是世界高新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引领者。 图1 研究范围示意图 资料来源：https://www./geo/maps-data/maps/statecbsa.html
故事从这幅人均个人收入变化示意图（图2）说起。1970年，洛杉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旧金山相当，在美国337个大都市区中，洛杉矶排名第4，旧金山排名第1；从1970、1980年代开始，两者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至2012年，洛杉矶的人均个人收入仅为旧金山的71%，其排名从第4降至第25，而旧金山仍保持第1。
资料来源：Authors’calculations using BEA Regional Economic Accounts data.
单凭人均个人收入这一指标，我们不免会问： 也许，洛杉矶的房价比旧金山更低，会不会抵消收入上的差距？ 答案是，房价确实抵消了部分差距，但远不足以弥补收入上的显著差异（图3）。1980年，旧金山的家庭薪资实际收入[３]超洛杉矶14%，而2010年，这一优势已扩大到50%。 图3 旧金山湾区与大洛杉矶地区家庭薪资实际收入中位示意图（1980-2010） 资料来源：Authors’calculations based on a 1 percent IPUMS decennial sample for 1980,5 percent samples for 1990 and 2000, and a 5 percent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sample covering 2005-2010, using CSA boundaries for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也许，洛杉矶收入分布更为均衡，社会公平环境优于旧金山？ 答案是，这两个区域的收入分布类似，基尼系数均接近加州整体水平（表1）。0.51左右的基尼系数表明，该区域的财富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已经相当于一个典型的拉美国家在全国尺度上的极化水平。只能说，洛杉矶在财富分布水平上与旧金山同样地不均衡。 也许，大洛杉矶地区的空间范围太大，因而包含了大量低收入区域，从而凸显了与旧金山湾区之间的差距？ 答案也是否定的。大洛杉矶地区人均个人收入最高的县是橘郡（34,000美元），若放在湾区10个县中，仅能排名第8；换句话说，旧金山湾区有640万人比橘郡居民更富裕，这个人口数占到湾区总人口的83%。 可见，洛杉矶的收入问题是区域性的，不管如何切分，旧金山相对于洛杉矶，都表现出一种广泛的富裕。
将问题扩大至全国版图，从2012年人口排名前30位的联合统计区的比较来看（图4），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人口增速相当，但洛杉矶的人均个人收入增速不仅远低于旧金山，而且已跟不上众多美国主要大都市区的发展步伐。 图4 人口与人均个人收入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示意图（1970-2012） [4]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BEA Regional Economic Accounts data. 解读两者经济发展的分化（divergence），是解读旧金山在1970年代以来如何把握住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脉搏，保持在排名第1的位置；更是解读洛杉矶何以偏离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滑落到经济增长第一梯队的边缘。 要知道，洛杉矶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洛杉矶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案例之一。1910至1970年间，在人口激增20倍的同时，大洛杉矶地区也孕育了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居民人均收入在美国大都市区中的排名攀升至第4位。是当时核心科技产业——航空业和电影业的中心。 然而，在20世纪战后经济结束、新经济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的40年间，故事又是如何被改写的呢？
1970年代以来，两个区域在产业发展及其专业化程度上各有得失： 在湾区，硅谷诞生并成长为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开拓者；高端金融业兴起，特别是吸引了大量投行；信息科技相关的企业总部不断集聚；并且，湾区正在赢得生物科技、电子娱乐传播、智能应用程序等诸多新兴领域。 在大洛杉矶地区，原有的航空/国防等高薪产业大幅缩减；作为一个近2000万人口的世界级的大都市区，竟然鲜有高端企业总部的落户，这在当今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也是极为反常的；轻工业有所增长；好莱坞领衔的娱乐业持续增长；凭借与中国的港口贸易，交通及物流业增幅显著。 如表2所示，1970年代洛杉矶和旧金山的IT业从业人员分别占2.6%和2.7%，至2010年，这一占比在洛杉矶为2.7%，而旧金山已高达10.2%；洛杉矶的航空/国防就业占比从1970年的3.4%下降到2010年的0.9%，物流业从1.3%上升至2.3%，娱乐业从0.7%上升至2.5%。
①产业构成差异的背后，隐含着工资收入的差异。从核心产业的工资水平来看（图5），两个区域在1970年代相当接近；而2010年，湾区的核心产业达到高工资水平，与大洛杉矶地区的差异明显加剧。 图5 旧金山湾区与大洛杉矶地区核心产业工资差异示意图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data from County Business Patterns. ②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除了产业门类之间的差异，同一产业门类内部的差异也日益显著，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通过更为细致的产业分类统计（表3），可以看出，同样从事“计算机定制编程服务”这一工作，湾区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大洛杉矶地区，“计算机系统设计服务”、“软件出版发行”等，亦是如此。 形成这种“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行业分类还不够细致，内部还有高端、低端之分；二是工作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处于不同的运作机制中，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效益。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两种原因同时在起作用。 不得不说，硅谷有很多IT，橘郡也有很多IT，但硅谷的苹果是“苹果”，而橘郡的橘子真的只是橘子。 ③进一步挖掘，两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也印证着同样的分化历程。对创新能力的描述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指标窥探一斑。 从专利授权量来看（图6），1975年，旧金山约为洛杉矶的1/2，而经过30年的变迁，旧金山的专利授权量已接近洛杉矶的3倍。 图6 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1975—2005） 从技术含量来看，将各类职业划分为“例行性的（Routines）”和“非例行性的（non-routines）”，并评价该职业所需要的认知交互技能的水平，对区域内所有职业的评价进行累积，得到“非例行性的/需认知交互技能的工作”区域累积指数[9] （表4）：1970年代，湾区和大洛杉矶地区的整体技术含量相似，均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而2006-2008年的测算则显示，湾区以3.47的指数值明显超过美国2.95的平均水平，而大洛杉矶地区则以2.82落在了全国平均水平之后。
湾区移民的学历和技能水平普遍较高，而大洛杉矶地区移民的学历和技能水平普遍较低，是这种人力资源供给的不同，直接驱动了两地产业结构和工资水平的分化吗？ 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论断。因为，无论如何切分，同等人群组别在研究期内都经历了明显的分化过程，列举其中3组（图7-9）。
图7 旧金山湾区与大洛杉矶地区大学毕业生工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IPUMS data.
图8 旧金山湾区与大洛杉矶地区移民工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IPUMS data.
图9 旧金山湾区与大洛杉矶地区大学毕业生移民工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IPUMS data. 从移民工资收入来看（图8），研究期内，湾区超出大洛杉矶地区的比例从5%扩大至35%，而这其中，只有1/3能归因于从业人员学历技能更高（人力供给的差异），而其他则是学历技能相当却拿着更高的工资（就业需求的差异）。换句话说，移民水平的差异并不是促成两地经济增长分化的触发因素。
对于旧金山湾区和大洛杉矶地区在新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的确存在好运气坏运气之说。 1955年晶体管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W. Shockley）博士，离开贝尔实验室来到湾区，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开启了电子产业的新时代。而他选择湾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在这里他可以陪伴年迈的母亲。 肖克利才华横溢，却缺乏管理才能，很难与之共事。曾追随肖克利从美国东部聚集到硅谷来的8位合伙人辞职退出，寻求费尔柴尔德（S. Fairchild）的支持，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此引爆了巨大的创业热潮，成就了硅谷的崛起。 肖克利选择在湾区创业以及“八叛逆”事件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偶然性，而大洛杉矶地区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冷战的结束以及联邦政府层面的整体调控，使得大洛杉矶的支柱产业——航空业原有的大规模、高回报模式遭遇重创。 然而，运气并不能诠释这两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分化。经测算，在南北30%左右的人均个人收入差异中，只有2.37%可以归咎于大洛杉矶地区航空业的衰退。况且，洛杉矶并非只落后于旧金山，而是日渐脱离了第一梯队，已赶不上诸多大都市区的经济增速。除了运气，必然有更值得探究的因素。
深入挖掘，可以发现，这两个区域在IT和生物科技等新经济的关键部门，工业企业的决策层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利用科技要素的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发展路径。而且，这种差异是区域层面的、系统性的。 （1）IT产业 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早期，洛杉矶高科技企业的半导体产品比湾区还要高端。创立于洛杉矶的美国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 Corp.）在纽约证交所的软件公司中，是第一个上市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洛杉矶也曾拥有计算机天才级的人物：世界上第一条互联网讯息就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莱昂纳多·克萊洛克（Leonard Kleinrock）的电脑上发出的；是他发明了电子分封交换（digital packet switch）这一互联网关键技术。 但是，洛杉矶的信息科技公司——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TRW）、罗克韦尔（Rockwell）以及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沉溺于高利润、但规模终归有限的政府订单。再看北上，飞兆、施乐、惠普以及肖克利半导体，这些公司也都是政府合作商，但他们着眼于未来，将产品拓展至消费市场。最终，史蒂夫·乔布斯和苹果证明了这一转向具有怎样的革命性意义。 这种差异反应在宏观层面上：1970年，IT业的经济占比在大洛杉矶地区和湾区是相当的（从绝对量上看，洛杉矶大大超过湾区）；到2010年，IT业的规模湾区已超出南加4倍。 （2）生物科技产业 洛杉矶也未能在另一新兴产业——生物科技上获利。 同样，两个区域起步时都有必要的天才人物。1976年，阿特·里格斯（Art Riggs）和板仓圭一（Keiichi Itakura）在南加的杜阿尔特希望之城（City of Hope Duarte）展示了DNA的合成。与此同时，在湾区，斯坦福的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正致力于DNA重组，并于1980年获得专利。 在洛杉矶，第一个大型生物科技公司——安进（原称Applied Molecular Genetics，AMGen）由硅谷风险投资家比尔·鲍斯（Bill Bow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温斯顿·萨尔泽（Winston Salser）共同创立。大约在同时期的湾区，基因泰克公司（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由另一位风险投资家罗伯特·史旺森（Robert A. Swanson）和生物化学家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共同创立。 但是，安进远离重点大学，位于千橡市（Thousand Oaks），而基因泰克务实地选择了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毗邻，从而能与学术研究的前沿保持便捷的、经常性的接触。安进的首次公开募股在1983年，采用的是制药公司的经营模式，将科学家排除在管理团队之外，使其专注于研发。而基因泰克与之相反，使科学家进入董事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科学家经理人的创意层出不穷，不断引入新一轮风投。 安进的管理是面向商业化的，而基因泰克的管理是面向创新的。前者是传统企业的模式，后者是新型企业的模式。虽然，安进成长为行业巨人，但也仅仅是独善其身。相反，基因泰克却成长为湾区生物科技产业集群的引擎。 同样，这种系统性的差异，反应在宏观层面上，结果全然不同。至2010年，湾区拥有214家生物科技的初创公司，而大洛杉矶地区仅有55家；首次公开募股企业湾区64家，大洛杉矶地区3家；湾区生物科技产业的风险资本融资额为80亿美元，大洛杉矶地区为5.51亿美元。南加州的大学与区域生物科技产业相关的专利获取量仅为湾区的六分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洛杉矶的生物科技产业就像是IT产业的翻版。不同的是，在IT领域，洛杉矶表现出的是无视新兴市场，而在生物科技领域，洛杉矶表现出的是无视创新型经营模式。
概括来说，洛杉矶的决策层，认知和培育新经济的目标和方式都过于保守，过于依赖以往的经验。对新经济而言，最有价值的是形成一个由企业家、投资者、技术专家以及创新阶层构成的高度联通的“生态系统”，而洛杉矶在这方面，显然是失策了。 然而，在这背后，又是怎样的社会网络环境，孕育并支撑了不同的决策模式和发展路径，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形成呢？我们将解释落脚于制度问题。 制度包含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和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前者指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公共财政政策等一系列书面的、明确的、正式的制度形式；后者指决策层的经营理念、发展意识等，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包括工商人士、技术专家、政府官员等等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模式。非正式制度也称软制度，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大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正式制度的制定及运行。
由于很难准确地描述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全貌，我们转而聚焦于公共支出，来看一下两区域的政策倾向。湾区和大洛杉矶地区在联邦层面和州层面执行同样的税率；在区域和地方层面，税率也相同，都是7%。在公共支出构成上（表5），湾区的交通占比更高，而南加的市政设施占比更高。 其中，市政设施投入占比的差异是由于水电等市政设施的公私经营模式不同，洛杉矶由政府公共部门统筹，而湾区由私人提供市场化服务。交通方面，这两个区域都是交通拥堵的重灾区，在美国大都市区中，拥堵程度洛杉矶排名第1，旧金山排名第2，所以很难说谁的交通基础设施更好地服务了本地的职住需求。在研究期内，两区域的人口数和住房量都实现了翻倍，并明显扩大了通勤圈。如果交通政策缺失，会导致企业和人口的流失，成本的提高会带来高技能岗位的占比增加，从而形成更高的人均个人收入。因而，原理上，洛杉矶与旧金山的个人收入分化不能归因于交通支出的差异。
对于提高人均个人收入来说，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政策是面向特定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培训；大多数像建设工业园区这种面向“地方”而不是面向“人”的就业政策都因为缺乏明确的产业定位而失效(Bartik, 2012)。1990年代，洛杉矶县实施了这类园区政策，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关于产业集群方面的政策，很难在正式的产业集群政策和电影娱乐业、航空业、IT业、生物科技产业等产业集群的形成之间找到强有力的直接的联系；相反，大洛杉矶地区的港口物流业（集中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却是直接通过明确的政府政策兴建基础设施而形成的，而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高薪的新经济产业。 其他方面，比如税收激励、大型区域工程投资等常规经济刺激政策，在这两个区域并没有发现能够导致收入分化的明显差异。
对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决策层的经营理念，另一个是决策层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1）经营理念 由于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决策层的经营理念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递归关系，对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影响重大。 通过分析这两个区域内主要的商务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s）及网络论坛（networking forums）——包括旧金山湾区政府联合会（ABAG）、南加州政府联合会（SCAG）、 旧金山湾区委员会（Bay Area Council）、洛杉矶经济圆桌会议（LABR）等机构和平台，30年来累积的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报告，发现存在显著的差异：南加几乎没有提及过“新经济”，而湾区则是明确致力于“新经济”的发展。 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政府联合会以及其他联合机构，一味强调重振制造业，甚至不惜向制造业释放土地供给，并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业。逆势而为，使区域重回粗放而廉价的时代，却没有为高薪金、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发展做任何努力，这直接反应出南加州落后的经营理念。 自1980年代早期，湾区的区域机构，特别是作为综合性商务领导机构的湾区委员会，就开始系统性地将本区域视为创新中心及新经济的引领者。例如，其报告中连续性地倡导，要培育一个世界领先的高科技区域，必须重视区域内住房和交通的成本问题等。 （2）社会关系网络 对于决策层的社会关系网络，曾在小城市中有过相关研究，而在这种巨型的区域尺度尚属首次。由于大型企业往往主导着商务规则，而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通常被认可为商务世界的精英阶层，所以，经济领域的许多社会学研究都聚焦于大型企业及其董事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司年报，分析1980年代、1990年代、2010年代等3个不同时间节点上排名60—70位以前的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跨企业兼任情况。数据共涉及386家企业的4130位董事会成员，平均每个区域每个时间点涉及64家企业及688位董事会成员。分析发现，在1980年代，两个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相似；到了2010年代，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图10，图11）。
图10 2010年旧金山湾区大型企业董事会成员兼任关系示意图
还有其他一系列数据都在描述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拥有合伙人，或者科学家拥有企业家工作伙伴，这类关系占比，湾区是大洛杉矶地区的9倍；无论从非盈利性社会组织的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湾区都领先于大洛杉矶地区——私人基金会的资产、工会数量、环境组织及社区团体数量等众多指标，湾区几乎都达到南加的两倍以上，按人均来算，就是4倍以上。
洛杉矶与旧金山相比，虽是文化上的创新高地，却在经营之道上过于保守。面对7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浪潮，旧金山建立起了支撑世界创新中心角色的社会关系基础设施（relational infrastructures），而洛杉矶却错失良机。制度上的差异——往往正是这些非正式的软制度——一步步加剧着两地经济发展的分化。领导层不同的发展理念、决策视野及其互动关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湾区与大洛杉矶地区的确反应出不同的时代精神。 对洛杉矶来说建设新型的社会关系基础设施是当务之急，行政及产业发展的领导层都需要锁定目标、重建网络，真正在区域层面上形成高效有力的统筹。如何入手呢？也许应该从改变对话方式做起，不再一味否定；创造高技术含量、高收入水平的就业机会才能带领大洛杉矶地区重回高地，使区域内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够从中受益。 注释： 1 迈克尔·史托普（Michael Storp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地理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特聘教授，伦敦政经学院教授。http://luskin./person/michael-storper/。 2 2012年“圣何塞—旧金山—奧克兰联合统计区”扩大至12个县，新增位于内陆的圣贝尼托（San Benito）和盛华金（San Joaquin）2县。 3 家庭工资及薪金实际收入为根据住房成本调整后的税前家庭全部收入情况。 4 图中水平线、垂直线标示的是这两项复合年均增长率在所有联合统计区中的平均水平；圆圈大小代表着2012年人口规模。 5 根据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NAICS）分类，指Custom Computer Programming Services. 6 根据NAICS分类，指Computer Systems Design Services. 7 根据NAICS分类，指Software Publishers. 8 根据NAICS分类，指Computer equipment and software merchant wholesalers. 9 指数值越高，代表区域内就业岗位整体来说，对非例行性的交互和分析技能的需求越高，具体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1]P41-45. 参考文献： [1] Storper, M., Kemeny, T., Makarem, N. P., Osman, T., 2015. The Rise and Fall of Urban Economies: Lesson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 Storper, M., 2016. How and why L.A. Lost Its Economic Mojo: Lessons for Other Southern California Regions. https://www./watch?v=CAj0iKlDChA [3] Storper, M., 2015. Why San Francisco's way of doing business beat Los Angeles'. http://www./opinion/op-ed/la-oe-storper-how-sf-beat-la-20151025-story.html [4] Bartik, T. J.,2012. The future of stat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What research is needed. Growth and Change 43,4: 545-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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