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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名与义 本文为“书山觅宝”书友原创，欢迎点赞，欢迎赞赏。赞赏所得将全数转交作者 近几年，“国学”一词在报刊和电视、网络上的使用率越来越高，打着“国学”旗号的各种民间活动也越来越多，如祭孔、读经、穿汉服等等，网络上遴选“国学大师”的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地大小书店的畅销书柜中也摆出了各式各样的所谓“当代国学经典”，此外，一些高校纷纷办出所谓的“国学研究院”、“国学研修班”，类似旧时私塾的民间教育机构也悄然兴起……因此有人说如今出现了一股“国学热”。那么，在中国正面临着“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加快进入并努力完成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压力”的今天，中华大地上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么一股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热”呢？所谓“国学”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本是“国立大学之称”，相对于“私学”而言，历代典籍多有所载，如《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韩愈《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教诲於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和邦额《夜谭随录·庄劚松》：“吉州庄寿年，号劚松。乾隆初年，贡入国学。”……和邦额为清乾嘉年间人，由此可见，“国学”一词直到清中期还是指“国立大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概念大抵形成于清末民初，是一个为了“别于外国学术”而提出的概念。而所谓“外国学术”，在当时主要就是指西洋学术，即通常所说的“西学”。因此可以说“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关于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者，说法颇多，目前尚无定论。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应该是梁启超，理由是“黄遵宪在1902年9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曾提到任公先生有办《国学报》的设想。”另外，梁启超在1904年撰写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其结尾处也明确使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使用这一概念时间早、次数多、影响大的另一位人物是章太炎，除了在其著作中频繁使用“国学”一词外，章太炎一生还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黄侃、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出其门下，其讲演内容也由其弟子整理成《国学概论》《国学略说》等书出版流布。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的先后成立，“国学”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以“国学”一词入名的刊物、著作就有好多种，刊物如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1911年）、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1923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国学专刊》（1926年）、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1926年）、清华国学院的《国学论丛》（1927年）、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1931年）等。著作如章太炎的《国学概论》（1922年）、钱穆的《国学概论》（1928年）、顾荩臣的《国学研究》（1930年）、蒋梅笙的《国学入门》（1943年）、曹伯韩的《国学常识》（1943年）等。虽然这些刊物都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也分别在1927年和1929年相继停办，但“国学”之名却被承袭了下来。对于这一名称，当时的学者们虽自己常用，却颇有微词。钱穆在其《国学概论》的“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曹伯韩也认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各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马一浮更是指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  “国学”之名已是“不甚适当”，那么要给“国学”下一个定义，就更困难了。在章太炎看来，“国学”即“国故”研究，而“国故”即“经、史、子、集”四部，所以“国学”就是“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之总和。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国学”进行定义时，也使用了太炎先生首创的“国故”一词，他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胡适在这里把“国故”的范围扩大了，将其解释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而不再仅限于章太炎的“经、史、子、集”四部，这样，“国学”的内涵就成了“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也持此观点，认为“国学”即“一国所有之学也”。胡、邓二人的定义即是“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似乎是把“国学是什么”的问题解释得很明白了，但问题在于所谓“吾国固有的学术”实在是“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马一浮进一步指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马一浮在这里将“国学”的名义楷定为“六艺之学”，并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但把“国学”与儒家的“六艺之学”等同起来，毕竟也欠妥当。与马一浮有类似观点的是陈寅恪先生，他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即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国学”。 章太炎、胡适、马一浮、陈寅恪等人对“国学”的定义虽各不相同，却也没有根本的分歧，只是各自在限定“国学”的范围时所采用的标准有宽有窄罢了。胡适、邓实以“吾国固有的学术”为“国学”，较宽；马一浮、陈寅恪以“儒学”为“国学”，较窄；章太炎以“经、史、子、集”之学为“国学”，则介乎宽窄之间。时至今日，“国学”仍然是一个谁也说不明白的概念，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标准定义”。人们现在提到“国学”，大多是指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层面，如中国的饮食、中药、茶、酒、瓷器、服饰等；二是技术层面，如武术、中医等；三是制度层面，如历代律令典章制度；四是精神层面，如道德伦理标准、价值观等。”这与胡适、邓实的定义相符，只是将“国学”又进一步推而广之，不限于学问和研究了，这一最宽泛的定义，季羡林先生称之为“大国学”。 书山觅宝 学海泛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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