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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最为古老且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国之一。无疑，其音乐也始终伴随着它的产生、发展、壮大与变迁。在亚洲古老的历史文明中它与西亚的波斯、南亚的印度齐名，占据着独立而富个性的古代音乐资源。与波斯、印度等古老的国度相同，中国的早期音乐也有着独自的文化特征，闪耀着绚丽而富有个性的艺术光芒，回荡着古老的华夏之声。然而，音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体裁。但是透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育成熟的早期乐器、乐谱以及乐人制度，能让我们感受其历史的厚重与伟岸。从世界音乐史来看，我国大量的吹奏、金属打击乐器以及周朝出现的乐器分类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司乐体制的形成，以及6世纪以来的古琴谱的出现等标志着中国音乐体系在周朝、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走向成熟。以下将从乐器、乐谱与音乐制度几个方面来考察早期中国音乐的形成及中国音乐的特点。 中国固有的乐器 如上所述，纵观我国乐器的发展历史，汉代以前出现在我国的乐器可视为中国固有的乐器，从几千至上万年的远古时期开始，我国就出现了早期的乐器，它们为我们留下了不同时期的音乐文化足迹。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古代乐器的不断出土发掘，为我们了解远古时期人类的音乐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通过解构我们祖先早期的文化活动现象也能揭示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征。以下这些乐器向我们展示了远古时期以来我国的音乐世界。
1） 骨笛 是一种用爬兽、飞禽等动物的骨质材料制成的笛子，或称为骨哨。这是目前发现的距今最久远的乐器之一。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出土的一百多支用禽骨制成的骨笛，其形制长短、粗细不一，管身开的孔数1、2、3、4不等，较多的是两端各开一孔，演奏方式也不尽相同，有横吹的也有竖吹的。1986年在河南舞阳县贾湖地区发掘的贾湖晚期的M334中出土的两根用鹤的尺骨制成的雌雄骨笛，见图111。该笛两端开口，吹口在上端，竖执或斜执而吹；出音口在下，管身有七个相同的按孔，制作十分精美，该笛距今约八千年前后，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乐器之一。标志着至少在这一时期音乐已经渗透于我们的祖先的生活中了。 2） 磬 由石块打制而成，因而又名石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图112）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遗物，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磬。从外形上来看这件石磬的制作比较粗糙，接近原始的劳动工具，所不同的是在磬体上部有可供悬挂的洞孔，能敲击出悦耳的乐音。磬的制作工艺发展较为明显，商代晚期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墓址的一件用大理石制成的磬，形制上仍保留着早期的三角形制，但制作上却十分精美，磬体上刻有虎纹。目前所知早期原始形制的石磬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石磬（图112），系打制而成，为夏代遗物。以劳动工具面世的石刀在此后的音乐功能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在周代仪式音乐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2] 3） 鼓 鼓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共鸣箱、两边蒙皮的鼓，简单而富于效果。不同的节奏传递出不同的信息符号为早期人类的生活带来便利。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商周以来我国已出土了不少的鼓。河南安阳出土的双鸟饕餮纹铜鼓、湖南崇洋出土的铜鼓，鼓面张以鳄鱼皮或牛羊皮，均为商代晚期的制品。1980年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八具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鼍鼓，鼓腔以树干挖制而成，出土时鼓面原蒙的鳄鱼皮已不存，仅见散落在鼓腔内外的扬子鳄骨板，故可知它们上面原本所蒙的是鳄鱼皮。 4） 埙 吹奏乐器，早期出土的埙都用陶制，也称作陶埙。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出土的卵形陶埙只有一个吹孔，距今约七千年，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埙。随着历史的变迁，埙的外形及按音孔的数量都在发生变化。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的陶埙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出土的二十几件彩陶制品中有九件陶埙保存完好。它们的外形呈扁平的圆鱼状，一个吹口在顶端，两肩的左右及左下部各有一个按音孔，可发四个乐音。埙到了商代其形状逐渐稳定，多为平底卵形，制作工艺也明显的提高，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出土的骨制埙，呈橄榄形，埙体刻有兽面纹，制作精美，达到了一定的工艺程度。 5） 青铜类乐器 从陶石时期进入青铜器时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飞跃。我国从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青铜器时期，它为音乐世界带来了新的生命。钟、镈、铃、铎、铙、铜鼓等大量铜制乐器的出现不仅大大丰富了音响色彩，铭文于乐器上的音名、调名等也为今人理解这一时期的音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商代以来出现了多种形制的鼓，湖北崇阳商代铜鼓，鼓面仿牛羊皮。鼓腔花纹精美，其两端边缘各有三周钉纹，类似蒙皮所用铆钉。而出土于河南安阳、鼓面仿鳄鱼皮花纹的双鸟饕餮铜鼓均为商代晚期的遗物。 青铜器中的钟、铙、镈、镛等均为早期青铜所制，也统称为钟类乐器。从出土的商代铙（口朝上）中可见，有单个的铙，也有数件相连而成的编铙。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村南663号墓出土的三件组编铙、河南安阳殷墟西区699号墓出土的三件组编铙以及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编铙都说明了商代青铜器的盛况。夏商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对后来周朝礼仪乐的展开意义重大。 到了周代，可以说是我国乐器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这一时期曾出现有七十多种乐器，而《诗经》中就明确地记录了二十九种乐器，《尔雅》中也专门列述了释乐的条目，涉及的乐器有几十种之多。诸多乐器的产生也带来了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诸多乐器的产生、音乐实践的出现也带动了乐律学的发展，十二律名、五声音阶、七声音阶以及三分损益法的诞生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乐律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不同材质制成的乐器，谓之八音。八音的出现表明古代乐器在夏商时期乐器的基础上大大地迈出了一步，标志着我国这一时期的乐器逐渐走向成熟。八类乐器中主要乐器如下所示： 金类： 主要以青铜材料制作的乐器，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高度反映。周代常出现的这类乐器中有钟、镈、镛、、钲、铎、铙等。而钟，尤其是编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在编钟类乐器中常以八件一组的形式出现。[3]春秋后期的编钟亦成套出现但多寡不一。到了战国初期编钟的数量大大地扩大，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期。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全套64件加一个特钟，共有65件，构成了庞大的规模。 石类： 以石为材料制作的乐器，主要指磬。磬如前所述在原古及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乐器。磬有单枚的特磬与多枚组合的编磬之分，它是我国古代“钟磬之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磬的数量上来看，周代的磬从十数枚至二十几枚不等，[4]而曾侯乙出土的战国初期墓则有32枚之多，反映出从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宫廷礼仪乐编制逐渐庞大的倾向。 土类： 以陶土为材料烧制而成。周前以陶鼓、陶埙、陶角、陶铃等陶为材质所制的各类乐器。而周代则以埙、缶等乐器为主。河南新郑出土东周时期七音孔埙，无论制作工艺还是音域的宽度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革类： 以皮革为材料制作的乐器。往往是一个共鸣箱，单面或两面蒙皮所制而成的鼓。鼓为早期主要的革类乐器。我国古代有多种鼓乐器，如鼗鼓、鼍鼓、应鼓、建鼓、鼖鼓等类型。鼓为节奏性乐器，音量大又能烘托气氛，往往被称作八音之首，在春秋战国的许多文献中均有提及。 丝类： 一般认为其弦是以蚕丝为材料所制的乐器。当时作为弦乐器，在形制上分有柱的和无柱的；在演奏方式上又分弹拨的与擦弦的。有柱的乐器有： 筝、瑟、筑等。从战国时期出土的古墓文物中可知，瑟的柱位（弦数）要多于筝和筑，有十数柱至二十多柱不等。无柱的乐器一般指琴，这一时期琴的弦数不一，徽位还未出现。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就有五弦的与十弦的两张不同的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及此前琴的形制还未完全确立。 木类： 指以木质为材料制作的乐器。周代特指雅乐器中的柷、敔。柷，形如升斗，上宽下窄，用木槌撞击内壁而发声，击柷为雅乐的开始。敔，是木质的卧虎形乐器，虎背上装有一排锯齿，以竹片刮奏而发出声响。奏敔表示乐曲的结束。 匏类： 匏即以葫芦形为共鸣箱所制乐器，主要指笙、竽、巢。它往往以匏作斗（即共鸣箱），上面插簧管吹奏而响。笙较之竽而小，古称十三簧为“笙”，十九簧为“巢”，三十六簧为“竽”。它们都是我国传统乐中唯一的和声乐器。 竹类： 是以竹为材料制成的排管或单管类乐器。这类乐器很多，文献上记载的有： 箫、管、篴、籥、篪等。现代的箫为单管，而在周代则是排管，或称排箫，有十多管至二十多管不等。单管的有： 篴（笛的古字）、籥、篪，其中又有横吹与竖吹之分。笛为直吹类乐器；而篪为闭管横吹。由于竹类乐器不易保存，历经两三千年后的今天很难看见周代保存良好的笛类乐器实物。而曾侯乙墓出土的二支篪成为了解战国初期的重要史料。 周朝以来儒教文化在中国走向成熟，音乐被儒家吸收，成为其重要的文化工具。宫廷雅乐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礼乐文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一重要的体裁下乐器也有了归宿。雅乐器有其固定的乐器种类，以钟（编钟）、磬（编磬）为主要悬架乐器，它们成了特殊乐队中的固定模式。犹如西方教堂中的管风琴一般具有一种符号性意义。雅乐器主要有： 编钟、镈钟、镛、于、钲、铎、铙、柷、敔、陶鼓、陶埙、陶角、陶铃、鼗鼓、鼍鼓、应鼓、建鼓、鼖鼓、雷鼓、路鼓、灵鼓、晋鼓、节鼓、雷鼗、灵鼗、路鼗、抚、拍、琴、瑟、箫、管、篴、籥、篪等。这些乐器无疑都没有受到中亚、西域外来文化的冲击，是中国固有的乐器。当然，此外还须提到的是俗乐器： 如筑、筝、击琴、笙、笛、叶等。它们构成这一时期中国乐器的主流，其中许多乐器一直流传至今，形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与真谛。
注释： [1]吴钊： 《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第7页。 [2]吴钊： 《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第26页。 [3]陕西扶风齐家村窑藏出土西周中晚期的柞钟、河南三门峡虢国的虢季钟都为八件一组，参见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1999年，45—58页。 [4]陕西周原召陈乙区出土西周编磬为15件一套；河南淅川下寺二、十号墓出土均为13枚磬；洛阳解放路出土的东周墓有编磬23枚。 以上图文节选自《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赵维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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