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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中国奇石:磬与中国古代音乐

 雅石缘联通 2017-05-04

磬与中国古代音乐



            被称为“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音乐文化,而最早的原始乐器磬的出现,和原始音乐同样,起源于劳动。伴随着乐律的不断完善,磬由单一的“特磬”发展为成组的“编磬”,在商周时期编磬与编钟开辟了我国古代“金石之乐”的先声,磬在古代音乐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磬,甲骨文中已有此字,磬字甲骨文作 ,左半象悬石,即磬,右半象手持槌击磬。又声字从殸从耳,是个会意字,郭沫若认为“其意若曰以手击磬,耳得之而成声声”。声字既借磬以会意,可见磬必有悠久的历史。《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击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就具有暗示磬的发明过程的一些意味。


            关于磬的发展程序,可以试作推测如下: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音乐实践中,发现某种片状石制工具可以用为无固定音高的磬;再后,进而发展为具有几个乃至一系列固定音高的编磬。与此同时,磬的形制也逐渐由不定型而定型,形成一定规格。

            据《尚书·皋陶谟》载: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谓“石”即指石磬。


            1974年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大石磬,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磬之一,系用岩石打制而成,未经磨制,仍带有较多的原始性。年代相当于夏末商初,距今约4000年,测音结果为#1C1,新石器时代磬的形制多不规则,以打制为主,少有琢磨,有的干脆就是一块天然的石头稍事修整钻有悬孔而生。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墟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是现知保存完好,制作精美,形体最大的石磬。底长82.6厘米,测音结果为略高于#C1,以上两件都是单悬的特磬。


            从先商和商代特磬的出土域及音乐性能的各不相同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如果以特磬作为标准器,其音高反映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乐器其初始阶段虽有节奏乐器的功能,但更多的以其特有而固定的音响成为某氏族,部落,方国的象征,是以信号乐器的身份出现。


            在晚商时期出现了成组的编磬,如安阳殷墟出土有5件一组,其中3件绘有白色鱼纹、虎纹、或鸟纹。成组石磬的出土,表明在殷商时期,石磬就已可以演奏旋律了。

              商代中晚期,磬在与青铜钟类乐器的组合使用中不断完善,从打制向磨制,从不规则到规则,从单一向成组成编过渡,乐器的实用功能逐渐增强,从而成为配合礼制的“金石之乐”中的不可或缺者。


            周代占主导地位的金石之乐,可以从山西出土文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土的钟磬乐器有六百多件套。显示出中原文化主导地位的山西在礼乐时代的雄风。我们知道,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作为春秋一霸,必然要维护周礼,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乐”也必然受到极大的重视。


            我们还可以从磬上来看一下作为明器陪葬的转化过程,西周时期出土的编磬,无一例外均为实用器,而且从磬的器型到磬体之上的锉磨调音的痕迹来看,说明磬制作的技术越来越趋于成熟,然而,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分化;一方面在实用器磬的制作上继续精细,另一方则是在观念转化之时,作为明器的磬开始出现。从制作材料来看,选料不讲究,有的石质并不适合作磬,但作为明器,只要有形便可。这些与“非乐”、“礼崩乐坏”的现象相辅相成,亦显示出时人的一种心态,即有维护周礼之心,却无经济之力的无奈。

            湖北随县春秋战国之际的曾侯乙墓里,与编钟密切配合的旋律乐器是编磬。从曾侯墓磐体上镂刻的编号与乐律铭文来看,全架编磬应有四十一枚,分上下两层悬挂。每磬发一声,其阶名与音名均按浊姑洗均(B调)记写。就是说,它的宫音位置比编钟(C)低一个小二度。各磬按西周编钟的传统音列,从最低音大羽(大、指低八度)至最高音宫反(反,即半,指高八度),构成在三个入八度以上按浊姑洗均顺序奏出的十二个连续半音排列。由于十二律具全,可以与编钟在同一调高(如姑洗均)上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也可用原调或转调演奏。


            关于钟磬的音响效应,古人早有“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淮南子》)的话,因此两者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秦的统一,标志着青铜文化的终结。伴随辉煌的青铜文化崛起的,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先秦钟磬之乐,也趋向沉寂。


              秦汉时期,也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大变革时期。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创建了一系列制度。在音乐方面,首次设置音乐机构“乐府”,将“六国之乐”集中于咸阳宫中。并收集各国民间音乐,


            汉代统治者改组和扩大了音乐机构“乐府”,使其更大规模地收集、整理民间音乐,这一时期,民族乐器在考古发掘中时有出现。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汉朝开始接受西域音乐、歌舞、杂技,采用外来的乐器,甚至还将混有西域音乐因素的鼓吹乐施与朝廷,用于宗庙,成为典礼音乐。魏晋时期,西域乐舞大量传入中原。


            唐代封建的一统局面和奉行开明的广泛吸收各国文化的方针,为促进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创造了空前的条件。唐以后的宋,随着中外交通和贸易事业的开展,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外来轻巧型乐器占主流地位。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礼制,于是朝廷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即“金石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皇家曾大量采集磬石以作编磬,仿制古代的乐器来壮庙堂的观瞻。


            明清时代,皇朝继续仿制古代乐器,另外大修孔庙,庙内购置成套祭礼乐器。四川德阳孔庙,是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孔庙之一,该孔庙旧藏祭礼乐器34件,其中编磬12件。磬在这一时期成为祭礼的乐器。


              虽然金石之乐在秦汉以后趋于沉寂,但是作为一种象征,佳磬历来都是封建王朝的圣物,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今改革开放,国泰民安,“依我磬声,天地祥瑞”,寻觅佳磬,恢复礼乐,乃是音乐界的一件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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