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楚人用什么魔法让精美的石头和青铜唱歌?石头会唱歌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唱的就是“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不过，“石头唱歌”也不全是传说，在美国新泽西州就有一片音乐岩，那里的岩石受到敲击后会“唱歌”，而且每块岩石发出的音阶和音色都不相同。而在我国，随州市的仙城山上也有会唱歌的响石，敲击后能发出“多、来、米、发、梭、拉、西”的音阶来。更为神奇的是重庆“巴南响石”，拿起石头在耳边摇一摇，石头里立刻传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哩！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更是用一篇《石钟山记》，描述了江西鄱阳湖口那座会发出钟鼓之声的石钟山，“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
2000年出土于沙市天星观二号楚墓的一套编钟，共32件,其中钮钟二组，每组11个，镈钟一组，共10个。这套编钟形体小巧，制作精致，保存完整，音阶准确，音域宽广，音色优美，既可演奏古代乐曲，又可演奏现代流行音乐。
石头会唱歌，本属自然现象。这些能够自然发声的石头，慢慢地被远古时代的人们发现了。在那个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劳动产出极端贫乏的时代，人们为了果腹而疲于奔波。当丰收之时，或者捕猎归来，夜幕降临之时，人们往往点起篝火，敲击着某些能发出声音的石块，欢快地唱歌、跳舞，以分享收获的喜悦，消减劳作的疲乏。久而久之，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就使得天然捡来的石块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够满足人们的要求，特别是部落乃至国家社会庆典的需求，使人们开始专门去打磨、制作这种“会唱歌的石头”。于是，石块就演变成为了“石磬”。
石磬，简称“磬”，是编钟的一种，为中国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为“八音”中的“磬石”音，一般用石或玉制成。磬的名称，最早见于《世本·作篇》，传说是尧、舜时代一个名叫无句的人所作。在《诗经·商颂》中就有“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的歌咏。，可见在青铜时代，磬就已开始使用了。
石磬的第一次发现，是在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从距今约4000年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了一件长60厘米的大石磬，上部有一穿孔，击打时声音悦耳。这件夏代遗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石磬的实物。
考古发现还证明，到商代后期，石磬的形制已多种多样了，有虎形、龙形、鱼形、三角形等等，而且从单个的大石磬，发展到三个一套的小石磬。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现的石编磬，不仅数以百计，而且制作也日趋规范化，均以上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的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商代虎纹石磬
1950年在安阳殷墟武官村一座商代贵族大墓中出土的，灰白色大理石制成，长84厘米，高42厘米。磬面打磨平整光滑，用线刻出一只猛虎，张口，鼓目，卷尾，作匍匐伏，形象生动，线条流畅。悬孔完好，悬好敲击，可发出清越悠扬的响声。
这种古先民制作的“会唱歌的石头”，在考古发掘中各地出土较多，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1970年3月在楚故都纪南城南郊土台上发现的一批彩绘石编磬。经过音响测定，石编磬不但音质优美，可以演奏许多中外名曲，而且许多石磬上还保存优美的凤鸟等彩绘花纹。
《吕氏春秋·古乐篇》在谈到古代音律的发明时说：“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这批以凤鸟为装饰的彩绘石编磬，共25具，当时被垫在纪南城遗址内红光村一个农家的猪圈里。发现时，大型的在下，小型的在上，磐的股部两两相接，整齐地迭成半圆形，置于直径约20米的圆形土台的战国文化层中。
这些石编磬，多有彩绘花纹和略显凹凸的纹面。其中，有四具能非常清晰地看出花纹由红、黄、蓝、绿四色绘成，还有的另饰以金线。彩绘花纹以一至三只凤鸟为主题，以羽毛纹作填补衬托，构成绚丽多彩的图案。这在全国已发现的东周石磬中，非常罕见。石磬大部分保存较好，少数残损，大小、厚度有序，实测比率与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所记“磬氏比率”大体相符。这说明，《考工记》中有关石磬制作的记载是可信的。
石磬，是用石块的大小与厚薄来设定音调的。磬越大，越薄，音越低；磬越小，越厚，音越高。经过对这25具石磬进行音响测验，音乐家们发现，大部分出土石磬发音良好，音质优美，音域宽广，实用音至少有三个八度（即﹟D4–B6）。至今还能敲出悦耳的声音，用以演奏。但考古专家在清理中发现，这些石磬的重复音与缺少音都较多，专家推测，这并不是完整的一套，而是若干套编磬的一部分。有专家断定，这批石编磬极有可能是秦国灭楚时楚人有意埋藏的，其规格等级比后来在沙市天星观二号封君墓出土的石编磬要高，应为楚国国家祭祀用乐器。
出土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太空中奏响了音乐家们用这套石编磬演奏的《东方红》乐曲，一时间，让楚国打击乐器发出的天籁之音响遍太空。
古人发明石、玉编磬若干年以后，又琢磨着制作了陶制钟。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有过三次非常重要的发现。其中，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从距今约4400多年的天门石家河遗址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扁圆形陶钟就是一例。
这尊陶钟，通高5.6厘米，口径10×7.1厘米。钟体两面，阴刻兽面纹，顶部正中有透孔，可系舌。陶钟的腔体横截面，均呈非正圆形，具有后来铜制编钟的特点。
古往今来，都是科技引领着时代潮流。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制作的编钟几乎与青铜兵器一起登上了历史舞台，其首次的被发现，是在1957年。考古工作者从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了一套13枚编钟。21年后，又从随州南郊擂鼓墩一座约公元前433年的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一批编钟，成为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总重量多达2500公斤，由64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分三层按次序悬挂于曲尺形的大型钟架上，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
这套曾侯乙编钟，不仅数量众多，结构完整，规模宏大，而且是现今世界上已知最早具备12个半音音阶关系的特大型乐器。其演奏音域与当代钢琴的音域相比，仅仅只是少了二个八度音。这套曾侯乙编钟以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堪称我国先秦时期宫廷和贵族乐器之典范，被誉为“古代编钟之王”。
1978年在随州出土的战国初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它乐器，是迄今所见最庞大的钟鼓之乐的乐队配制。
而最近的一次考古发现，就是在前几年的随州叶家山了，又出土了一批3000多年前的曾国编钟，比此前发现的编钟还要早500多年；比欧洲12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近2000年，从而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可见，在二三千年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编钟，这个从“会唱歌的石头”演变而来的“会唱歌的青铜”，是当时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与那些写满沧桑的青铜鼎一样，也是那个时代等级与权力的象征。它起源于商代，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那时，以铜编钟，石、玉编磬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当时最为隆重的音乐场面，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其音乐的消费者只能是君王和上层贵族。
其实，铜钟与铁钟，不但古时候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而且延续至今，敲起来都会有响声，但除了中国，都没有能成为乐器。这是因为，国外的钟（当然我国也有很多作为金属撞击器的钟），通常是作为军事或宗教建筑的附设器具，其截面一般是正圆形的，声音持续时间长，唯独中国充当乐器的编钟，其截面像两片瓦合在一起，因为钟体扁圆，边角有棱，声音的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同样是乐器，编钟和编磬与虎座鸟架鼓就完全不一样了，编钟不是像虎座鸟架鼓那样以单体而存在的，则是由几件、十几件乃至几十件组合为成套的打击乐器。也就是说，古人把大小不一的铜编钟或石、玉编磬，按音调的高低分类进行排列，悬挂在木架上，用“T”形的木锤和长形的圆木长棒分别敲打，从而发出不同的乐音，演奏出美妙的乐曲。比如，用“T”形的木锤，敲击悬挂在上层的纽钟和中层的甬钟；用长形的圆木长棒，撞击下层的大甬钟。
青铜制作的编钟，与很多青铜器物比如鼎一样，经历了从石（玉）器、陶器再到青铜器的演变过程。从石、玉磬到陶钟、青铜编钟，中国古代音乐源远流长。不过，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源头之一、作为与西方文明完全异质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很难有具体的文明形态与西方文明对应。犹如中医在当代的争论，犹如不少学者所谓的“中国无哲学论”。从西方文明的角度看待中华文明，自然是很难理解，甚至无法认同。当我在荆州博物馆楚乐宫欣赏以编钟为主体的古典音乐表演时，常常都不由自主地将此当做是“中国式交响乐”。
有人说，音乐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前的普世语言，然而，当代中国人却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几乎完全落入西式的思维路径，而与传统的、身之发肤受之父母流淌在自身血液里的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膜。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得好：“音乐使一个民族的气质更高贵。”楚国独具特色的音乐，亦称“楚调”或“南音”，不但流行于长江中游、汉水一带及徐、淮之间，而且由于“高祖乐楚声”，楚乐在两汉时期进入极盛时代，成为中国古典艺术之国粹，成为构建整个中华民族气质的框架之一。
虎座凤鸟漆木架鼓（金陵摄）它以两卧虎为鼓座，两凤鸟为鼓架，将鼓悬挂在两凤之上，悬空敲击演奏。此种以虎为座、凤鸟为架的悬鼓，是楚国特有的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均出土于楚国贵族大墓，可知当时只有楚国王室及高级贵族才能享有。
正是以编钟、编磬为代表的楚国乐器和南音，加上高山流水、阳春白雪、楚楚动人等经典音乐故事与传说，共同构成楚国音乐文化。屈原的《九歌》，依据楚国民间乐舞歌唱形式而作，如今，我们只有通过《九歌》中对盛极一时的楚声表演情况与乐器的描述，去感受逝去的楚国音乐。地域文化的消解，其实是中华文化自近代以来逐渐式微的结果。所以，我很愿意学习，并向国人们介绍我们已经忘记、不再熟悉的本土文化。
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自然性，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高山流水等古乐，那如行云流水般的乐曲让人心情愉悦，它是在模仿大自然的和谐与共生，我们能瞬间联想到流水、飞鸟，我们能产生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意境，这与老子的思想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包容性，并非中原正统的楚文化，在与华夏文化的碰撞、交融下，逐渐合为一体。说中原文化楚地化也好，说楚地文化中原化也好，中国人总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总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也总有一套自己改造文化、创新文化的能耐。于是，那外族人用的胡琴、二胡、琵琶也就自然的由中原人发扬光大，并成为自己的民乐。从这一点来说，我不忧虑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
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说，“音乐是上天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会唱歌的头石”，规模大，制作精，音域广，音律准，当今天的音乐家演奏起来时，那金玉交辉，凝重深远，仍然乃天籁之音。真希望有一天，如西式元旦时每年都有的新年交响乐演奏会一样，在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时，能否也有包括石磬、编钟在内的中国古典音乐新年演奏会呢？不过，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我们的祖辈发明、使用过的古老的乐器，来理解那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